★ 全球狂銷五百多万册，三十二种语言国际畅销书
　　★ 一部描写艺伎这一日本特有女性职业的国际畅销书
　　★ 一个感人至深的女性成长、追寻自我与爱情的小说
　　★ 雄踞《纽约时报》等媒体六十一周畅销书排行榜巨作
　　★ 改编电影由哥伦比亚公司8500万美金打造，章子怡、巩俐、杨紫琼、渡边谦、桃井薰等联袂出演
　　
　　
　　

　　

阿瑟?高顿，美国作家。1956年生于美国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毕业于哈佛学院艺术史系，专攻日本艺术。阿瑟?高顿于198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日本史硕士学位，并兼修中文。在北京大学进修一个夏季之后，他到东京工作。回到美国后他在波士顿大学获英文硕士学位。
　　1997年，阿瑟?高顿出版他历时六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艺伎回忆录》，引起巨大轰动。该书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逗留两年，仅英文版销量就超过五百万册，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地区出版。
　　2005年，美国导演罗伯特?马歇尔将该书改编为电影。影片由章子怡、巩俐、杨紫琼以及日本演员渡边谦、役所广司、桃井薰等出演。
　　《艺伎回忆录》也是阿瑟?高顿迄今唯一一部小说。
　　
　　

版权信息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前言
　　193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还只是一个十四岁的男孩，父亲带我去京都的一家戏院看舞剧表演。关于那个夜晚，只有两件事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第一件事是我和父亲是观众中仅有的两个西方人；当时我们从荷兰老家来到京都才几个星期，我还未适应新环境，但依然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文化疏离感。第二件事是我万分欣喜地发现在奋力学习日语几个月后，自己竟可以理解一些不经意间听到的只言片语。至于台上那些跳舞的日本年轻女子，除了她们身上色彩鲜亮的和服还给我留下些许模糊的印象，别的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我当时怎么也想不到，远隔近五十年后在遥远的纽约市，她们中的一位竟会成为我的好友，并且向我口述她惊世骇俗的回忆录。
　　作为历史学家，我一直将回忆录视为素材。一本回忆录更大程度上是记载了回忆者所生活的那个世界，而非回忆者本身。回忆录和传记的不同之处在于，回忆者在叙述中不可能有传记作者那样清晰的视角。人物自传，如果确有其事，就好像我们询问一只兔子，让它告诉我们，它在田野草丛里跳来跳去时是什么样子。它怎么可能知道？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想了解田野，则没有人比兔子更适合告诉我们有关田野的一切——只是我们应该牢记，我们注定会错过这只兔子受自身所限而无法观察到的那些事情。
　　说以上这些话时，我很肯定，因为作为学者，我一生都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然而，我必须承认，我亲爱的朋友新田小百合的回忆录却迫使我重新考虑自己所持的观点。是的，她向我们描述了她所身处的神秘世界——相当于兔子眼中的田野，如果你想如此打比方的话。对于一个艺伎的奇异生活，或许没有哪份记录能比小百合所提供的更好。然而，她的回忆录也很好地描绘了她自己，《日本的璀璨珍宝》一书用一个很长的章节记录了她的一生，这些年来关于她的各种杂志文章也是层出不穷，但它们都远不如她的回忆录来得完整、精确和动人。看来，至少对于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对象，没有人能比回忆录作者本人更了解她自己。
　　小百合能出人头地，很大程度上是机缘使然。也有一些女人和她际遇差不多。著名的艺伎加藤由希——她俘获了J.皮尔庞特·摩根的侄子乔治·摩根的心，成为其在二十世纪头十年里的“流亡新娘”——也许从某些方面来看，她的经历比小百合更加不同寻常。然而，唯有小百合把自己的故事如此完整地记录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她选择这么做纯属偶然。假如她一直呆在日本，她的生活会太过于充实从而导致她无暇编辑自己的回忆录。幸而在1956年，生命中的机缘使她移民到了美国。之后的四十年，她是纽约市华尔道夫大酒店的住户，她在酒店的三十二层为自己布置了一套雅致的日式居所。她在美国的生活依旧五光十色。她座上的常客有日本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商界人士——甚至包括内阁大臣和一两个黑道人物。我是在1985年通过熟人介绍才认识她的。作为研究日本文化的学者，我在那之前就已经知道小百合的名字，虽然我对她本人几乎一无所知。随着我们友谊的加深，她向我吐露了越来越多的心声。一天，我问她是否愿意让自己的故事公之于众。
　　“喔，雅各布先生，也许吧，如果是由你来记录的话。”她回答我。
　　于是我们就那样开始了合作。小百合很清楚自己情愿口述而非亲笔来写她的回忆录，据她解释，这是因为她非常习惯面对面的谈话，如果房间里没有人在听，她几乎就不知道该如何讲下去。我答应了，此后的十八个月里，我把她说的话记了下来。起初我对小百合的京都方言并不在意，直到我开始疑惑如何才能在翻译中把语言的细微差异诠释出来。不过从一开始我就感觉到自己被她的世界迷住了。除了一些例外，我们都是在晚上见面，因为多年的习惯使夜间成为小百合思维最活跃的时候。通常她喜欢在华尔道夫大酒店的套房里工作，但不时地，我们也会在位于公园大道的一家日本餐厅的包房内碰面，那儿的人对她很熟悉。一般谈话会持续两三个小时。尽管每次谈话都做录音，她的秘书还是会在现场非常忠实地记录下她的口述内容。但是小百合从来不对着录音机或秘书说话；她总是对着我讲。当她忘记自己讲到了什么地方时，总是由我来提示她。我感到我是整个撰写计划的基石，要不是我获得了她的信任，她绝不会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现在我意识到事实或许正好相反。小百合选择我做她的记录者，这么说没错，但也可能是她已经等待了很久，等待合适的人让她充分地表达自己。
　　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中心问题：为什么小百合想讲出她的故事？艺伎们也许不会正式宣誓要永保缄默，但独特的日本文化显然对她们有这样的要求。日本人深信：上午在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和晚上关起门来所做的一切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并且两者必须始终严格地区分开来，井水不犯河水。艺伎们绝对不会开先例去谈论她们的经历。就像比她们社会地位低的妓女一样，艺伎们经常也是处在一种特殊的位置，她们知道这位或那位公众人物穿裤子的方式是否同其他人一样。这些夜晚的花蝴蝶把自己视为受公众信任的人，这大概会让她们获得称赞，但无论如何，一个辜负了公众信任的艺伎将使自己处于难以立足的境地。小百合情况比较特殊，她肯说出自己的故事是因为在日本没有人能再影响到她。她和祖国的联系已经被割断。这点也许至少能告诉我们她不再觉得有必要守口如瓶的部分原因，但它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她选择讲述。我不敢向她提出这个问题；要是她在这个问题上踌躇起来，改变主意怎么办？甚至在完成手稿后，我都不愿问她。直到她收到出版公司预付的稿酬后，我才放心问她：为什么她想把自己的一生记录下来？
　　“这些日子我不做这个还有什么事情可做的呢？”她回答。
　　至于她的动机是否真是如此简单，我想还是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
　　虽然小百合渴望把自己的一生记录下来，但有几个条件是她十分坚持的。她要求此书只能在她以及那几个对她的人生有明显影响的男人死后才能出版。结果，那几个男人都先于她离世。小百合非常关心的一点是：她透露的内容不会让任何人难堪。艺伎们常常用绰号来指代她们的顾客，为了遵循这样的习俗，小百合甚至对我也隐瞒了某些男人的真实身份。但只要有可能，我都尽量保留人物的原名。碰到有些人物，如“雪花先生”——无须多言，他的绰号显示他有许多头皮屑——如果读者认为小百合那么称呼他只是为了说笑，可能就误解了她真正的意图。
　　我在请求小百合允许我用录音机的时候，用意只是为了杜绝她的秘书记录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错误。然而，小百合去年逝世之后，我怀疑自己当时录音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保存下她的声音，这是一种我很少遇到的富有表情的声音。她习惯于柔声细气地讲话，以取悦男人为职业的女人一般都是如此。但是当她想把一个场面活生生地展现在我的面前时，她的声音能让我以为有六个或八个人在房间里。有时候，晚上我仍然会在书房里播放她的录音，真的很难相信，她已经不在人间。
　　雅各布·哈尔休伊
　　纽约大学
　　日本历史研究阿诺德·拉索夫讲席教授

　　设想一下：在一间可以俯瞰花园的安静房间里，你我二人边啜饮着清香的绿茶，边谈论某件早已逝去的往事，我对你说：“那天下午我遇见什么什么的……是我一生中最美好、却也是最糟糕的一个下午。”我想你也许会放下茶杯说：“等一等，现在你指的是哪一个下午？是最好的，还是最糟的？因为一个下午不可能既是最好的又是最糟的！”本来我也该嘲笑自己糊涂，并对你的观点表示赞同。但事实是，我遇见田中一郎先生的那个下午，确实是我一生中最美好又最糟糕的一个下午。他在我眼中是如此迷人，甚至他手上的鱼腥味也好像是某种香水。如果我没有认识他，我肯定不会成为一名艺伎。
　　我不是生来就要被培养成一名京都艺伎的。我甚至并非出生在京都。我是渔夫的女儿，来自日本海附近一个叫养老町的小镇。在我一生中，没有几个人听我提过养老町，或是我家的住房、我的父母和我的姐姐——更不用说我是如何成为一名艺伎，当一名艺伎是什么滋味。大部分人会臆测我的母亲和祖母都是艺伎，我从断奶后就开始接受舞蹈训练，如此等等。而事实是，多年前的一天，我在给一个男人倒清酒时，他偶然提到他上周刚去过养老町，哦，我就像一只小鸟，飞越大洋后忽然遇见了知道它老巢的人，我是如此震惊，抑制不住激动地说：
　　“养老町！天，那就是我长大的地方啊！”
　　这个可怜的男人！他的脸色明显地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他尽力想挤出一个笑容，但未能成功，因为他无法掩饰自己吃惊的神色。
　　“养老町？”他说，“你不会是说真的吧？”
　　长期以来我已经练出了一种非常实用的微笑，我称之为“能剧的笑脸”，因为它就像能剧里所用的面具，表情是僵硬的。它的好处是男人们可以将它解释为任何他们想要的表情；你可以想见我会多么经常地用到它。当时我认为自己最好亮出这样的笑容，当然它也即刻见效了。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将我为他斟的清酒一饮而尽，然后哈哈大笑，我确信他笑是放松的缘故而非其他。
　　“那种念头！”他说着又大笑起来，“即你是生长在一个像养老町那样的垃圾堆，就像是用水桶泡茶一样荒谬！”接着他再次大笑着对我说：“这就是你如此有趣的原因，小百合小姐。有时候你几乎让我相信你的那些小玩笑是真的呢。”
　　我不太喜欢把自己想成一杯用水桶泡出来的茶，但我觉得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个比方倒是很恰当。毕竟，我确实是在养老町长大的，谁也不会说那是个吸引人的地方。几乎没有人会去那里观光。至于当地的居民，他们则是从来都没有什么机会离开。你大概会奇怪我自己是如何得以离开那儿的。我的故事就要从这一点讲起。
　　在养老町这个小渔村，我住在一个我称之为“醉屋”的地方。房子靠近一片峭壁，从海上来的大风整日刮个不停。孩提时代的我觉得大海好像是得了重感冒，因为它总在呼哧呼哧地喘气，打个大喷嚏就会掀起阵阵巨浪——就是说狂风总会伴随着大浪。我认为我们的小房子一定是非常厌恶大海时不时正对着它的脸打喷嚏，为了避让，它决定朝后倾斜。要不是我父亲从一艘破渔船上砍下一根大木头撑住屋檐，房子大概早就坍塌了。可是这么一来，房子看上去就像一个喝醉酒的老头倚靠在他的拐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