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生于1833 年，卒于1905 年，是德国知名的地质地理学家。曾担任波恩大学、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的教授，晚年多次荣任德国地理协会会长。李希霍芬在1868 年至1872 年间对中国进行了七次地质考察，足迹遍布当时18 个行省中的13 个，对中国的山脉、气候、人口、经济、交通、矿产等进行了深入的探查。回到德国后，李希霍芬总结考察成果完成了五卷本传世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darauf geründete Studien）。除了提出了著名的黄土成因说，李希霍芬还是第一个指出罗布泊位置的地理学家，而且首创了“丝绸之路”这一名称，至今在德语中中国的祁连山脉仍然被命名为“李希霍芬山脉”。
李希霍芬在其研究领域可谓硕果累累，一生共出版了将近200 部著作，是近代地质地理学界的先驱人物，生前即拥有极高的学术和社会地位。其对中国的研究更是前无古人，近代中国地质学创始人翁文灏曾称李希霍芬为“最先明了中国地文之伟大科学家”。尽管如此，除了地质学界李希霍芬的名字对读者来说却十分陌生，甚至远没有他的学生斯文·赫定（Seven Hedin）知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李希霍芬的作品多为学术著作，且几乎都没有被翻译成中文。李希霍芬逝世之后，他的学生蒂森（E.Tiessen）从其遗留的笔记和手稿中发现，李希霍芬其实早就希望能够出版一本通俗的在中国的游记，但未能如愿。最终在学生们的努力之下，这本主要由蒂森整理编辑的《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Tagebücher aus China）终于在其逝世两周年之后的1907 年得以问世。
这本日记的主要部分来自李希霍芬所遗留的手稿，其中包含一些从未面世的内容，为读者能进一步了解彼时的中国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该书内容由三部分组成：凡是标有日期地点的段落均出自李希霍芬生前的日记；出自信件的内容段落前单独标示；还有一部分内容是蒂森根据遗留手稿并添加了相应内容编辑而成。此外书中还附上数十幅李希霍芬亲手绘制的风景人物草图，更直
观地展示了他旅行中所见的中国的各种景象。
将这本旅行日记翻译成中文必将首先有助于学界深入对李希霍芬的研究，其次也将帮助读者从一位外国地理学家的崭新角度了解清末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历史情况。此外李希霍芬在中国的考察不单单出于学术目的，还有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德国殖民侵略搜集情报，为此李希霍芬甚至拥有直接给当时的普鲁士宰相俾斯麦写信汇报研究成果的自由。在考察完舟山群岛后，李希霍芬就在日记中毫不讳言地写道：“如果普鲁士政权想在中国占领一座自由港的话，舟山是个不错的选择。”天津教案发生后，李希霍芬在给父母的信中，更是直接表示出，对中国“或许最后将不得不使用武力，那时我之前在中国的考察将会派上用场了”。可见李希霍芬身上的殖民色彩不容忽视，翻译这本旅行日记也将有助于更加清晰地揭示清末欧美列强的殖民侵略历史。
蒂森在编辑这本旅行日记时，省略了专业的地质地理学方面的内容，更多地将李希霍芬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展现给读者。作为一本通俗游记，译者在翻译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书中出现的近500 个清代地名。这些地名大到行省，小至村落，为此译者查阅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郭沫若主编）等大量文献，力求能准确还原这些地名。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地名未能考证出来，对此译者作了音译处理，并逐一标明。这主要是由于译者在地理历史方面能力有限，所掌握的资料有限。另外书中李希霍芬曾写道：“在记录地名的时候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虽然我多次请求中国人说得慢一点儿，发音清楚一点儿，但他们总是说得特别快，我只能连蒙带猜地记下近似的发音。”可见由此造成的错误遗漏可能也是存在的。再次，蒂森在编辑这本日记的时候，学术界并没有一套公认的汉字拼写方式，蒂森对日记原稿中的一些地名作了更改，比如用s代替hs等，整理过程中是否存在错乱之处也未可知。
此外，从书中的一些段落可以看出李希霍芬对中国的了解也有不少错误之处，比如在芜湖县，李希霍芬这样写道：“芜湖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来自浙江那边的两条河流在此处汇入长江，这里土地肥沃，通过运河和东部下游的水系连接起来。可以证明的是，以前长江除了现在的支流以外还有第二部分支流并且与之构成了一个面积巨大的三角洲地带。在芜湖，长江的一条支流向东汇入太湖（Tai hu），由此又有一条分支流向杭州，还有两到三条继续向东汇入大海。”这里李希霍芬显然是受了郦道元《水经注》的误导。李希霍芬因其肩负着为普鲁士殖民侵略搜集情报的任务，在记录日记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会站在侵略者的立场说话，比如将天津的大沽口说成是中国人狡诈的杰作等。为了保证译文的真实性，译者对上述两种情况都是按照原文翻译。因水平所限，如有错误遗漏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上下册分别由李岩和王彦会独立翻译完成，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华林甫教授的悉心指导，作为本书的专业译审，华林甫老师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逐字审阅了书稿，并帮助译者考证出数十处地名的翻译。对外经贸大学德语系的于景涛博士作为本书的德文译审，也为本书的翻译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和指导。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徐浩教授尽心尽力促成了本书的最终出版。商务印书馆的李建军、王希编辑也为本书付出了辛苦的劳动，在此对上述师长表示衷心的感谢。
将此书献给一诺和暖洋。
李岩 王彦会
乙未年于北京
前 言
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看到这本印着我丈夫名字的书最终得以出版，他生前就有此计划，只是未能得偿所愿。该书中所记录的日子距现在已经很久了，当男爵先生的学生们在费迪南
德·冯·李希霍芬纪念日上提出想把这些日记出版的时候，出于对丈夫忠诚的爱和敬仰，我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学生们希望能将老师日记中未出版的部分集结成册，并希望能以此让更多的人了解当年他们的老师在中国游历的日子。蒂森（Tiessen）先生在出版第三卷《中国》的时候得到了我丈夫留下的这些日记。当我得知日记即将付梓，我感到无比的高兴。希望出版者蒂森先生能够成功，并通过日记的出版进一步加深人们对我丈夫所作贡献的认识。衷心感谢蒂森先生和所有给予过支持与帮助的人们。
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男爵夫人
出版者导言
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的光辉一生虽已终结，但他的作品将永存，他的影响将持续。对于一位研究地理学的人来说，想成为真正的学者必须要经历漫长的游历和考察，而李希霍芬在成为大师之后还继续其在远方的考察，并且边学习边研究，收集了很多珍贵的资料。这些资料非常之多，以至于李希霍芬孜孜不倦地尽其全部力量直到年事已高都还在研究。没人能知道，死神之手是在他伏案冥思还是奋笔疾书时突然到来的。直到他生命的尽头，李希霍芬都在研究这笔精神的宝藏。李希霍芬从不吝啬将这些珍贵的资料公布出来，反而觉得将这些科学研究的成果加以出版是他的本分所在。因此自他的博士论文（1856年）出版以来，李希霍芬大概已经出版了将近200部著作，身后还留下了大笔内容丰富，未经加工完成的宝贵资料。其中最伟大、最重要的当属其宏著《中国》的第三卷。这一卷书不仅介绍了中国南部的情况——正如第二卷主要介绍中国北部的情况——而且还包含了对整个中国的山脉、地理、经济地理、气候、人口、殖民情况和文化的介绍。单单从上述列举的范围就能看出这卷书包含多么丰富多样的内容，以至于编纂之初都让人觉得这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
这些资料的核心是李希霍芬在中国四年游历期间所进行的科学考察的成果，存在于他一直不间断的，甚至可以说耗尽心血记录下来的日记当中。在这些厚厚的日记册子中，除了地理学专业的资料外，还有很多个人经历的描述。每当看到这些描述，我们就会想到，如果出版出来，那一定也会受到大众的欢迎。只是李希霍芬鲜有机会向一些专业人士以及朋友们叙述旅行中的这些有趣的经历，以至于身边人认为，他对这种叙述性的游记根本就不感兴趣。事实上，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每当李希霍芬的学生们游历归来，作为老师的他总是不忘关照他们尽快将自己的游记出版，而这些游记往往都成为畅销的作品。
在最初整理和挑选这些遗留的笔记和手稿的时候我就发现，李希霍芬早有打算在回国后立刻就出版这样一本大众喜爱的中国游记。所以当学生们提出要完成老师未竟心愿之时，李希霍芬夫人立刻给予了热情的支持，而曾经出版过《中国》的出版社也欣然答应再次帮助我们。计划很快就形成了。如果说单单从李希霍芬留下的手稿还不足以看出他的确有出版游记的意愿的话，那么还有一点可以证明他有此愿望，那就是在他回国后最初的几年里已经亲自整理了一本畅销游记的大部分资料，而且这些资料和手稿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从内容的选取和处理，以及写作风格可以看得出，这部分资料和纯粹的科学研究的资料很不相同。有些是口述的记录，这些记录为本书中插图的形成提供了基础，这些记录或是当时就留下来的，或是后来补充完整的。李希霍芬曾对中国进行过七次大的考察，其中四次考察遗留下来的手稿成为其研究的基础，而这些日记一方面可以作为佐证，另一方面则作为补充。此外李希霍芬夫人还提供了另外一部分更具吸引力的资料，那就是数量众多的私人信件，主要是李希霍芬在旅途中写给父母的信。这些信件为我们勾勒出李希霍芬游历考察的大致路径，让我们更加了解他的计划和经历，其中还描写了很多他和他的陪同者在旅途中的日常事物，可以让我们对李希霍芬这样一个平和的、个性坚韧的伟大人物形成了更为完整的认识。
关于李希霍芬为什么没能完成写作这样一本游记的问题，或许现在我们无法十分肯定地回答，但恐怕主要是因为纯粹科学研究的部分占据了他很大一部分精力，使得他无暇兼顾。但是在他的科学研究成果出版事宜确定以后，李希霍芬开始将其全部精力投入到准备和写作游记的事情上，遗留下来的手稿即可以证明这一点。只是这些资料十分繁杂庞大，以至于李希霍芬未能全部完成。其中还有一部关于日本的作品，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搁浅。
之所以决定现在再次着手出版这样的游记也是出于以下的考虑，这些遗留资料中包含着一些之前从未面世的内容，可以为我们了解中国的情况提供帮助。此外，如果集结了李希霍芬在最后几次旅行中写给上海商会的信件的英文本《书信集》也能够借此机会得以顺利出版，则善莫大焉。因为该《书信集》虽然价值极高而被很多专家看作是认识中国的重要途径，但因其专业性太高而难以获得广泛的流传。如果我们从历史角度来看李希霍芬的中国考察，那么《书信集》中记录的很多当时的大事件也足以引起研究者巨大的兴趣，比如太平天国的情况，再比如天津教案的情况。
在挑选日记内容的时候，我们作了如下的考虑：日记中关于地理学考察的内容，尤其是关于煤矿的详尽描述，因其本身就是科学专著《中国》的主要内容，所以在游记中不再重复使用。但是我们尽量保留了一部分内容，以便使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李希霍芬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另外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整理出的手稿中也加入了一些书信的内容。在我们看来，这些每日的记录会引起人们对于逐步形成的伟大理论，即对于地质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黄土成因说”的高度兴趣。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在外部结构上我们做了如下处理：凡是原文摘录李希霍芬日记内容的部分，我们在段落边都标明了日期；凡是没有标明日期的段落，则是编者综合遗留手稿并添加相应内容编辑而成；所有来自信件的内容也都做了格外的标注。
关于中国地名的书写方式，我们尽量遵循了李希霍芬在其日记中所使用的拼写方式，尽管在此问题上确实存在一些争议。做了更改的地方包括：中国地名开头的“hs”我们使用更简单的“s”代替，比如用“Si ngan fu”代替“Hsi ngan fu”。但是“县”的拼音仍然保留了原文中的“hsiën”。这一点无需做过多的解释，因为至今学界都没有形成一套公认的汉字拼写方式，尽管对于研究来说十分必要。
遗稿中一些李希霍芬亲自绘制的风景草图为这本书添加了更多的色彩，事实上他在年轻时就孜孜不倦地练习绘画，而且颇具天赋，遗憾的是大部分在中国旅行途中所绘制的草图目前都已遗失。本书中所使用的一些图片有些绘制在单页的纸上，有些则在日记本中。这些在日记本和绘图册子中的草图向读者展示了李希霍芬途中所见的中国各地的地貌情况。我们只选取了《中国》中的一幅地图附在本书后面，以便勾勒出李希霍芬旅行的路线。如果想把整本游记中所有出现过的地名都标注出来，那么恐怕得用一整本中国地图册才行。在一张普通的中国地图上是不可能标注出所有地名的，而且我们也难以取得中国地图的使用权。对于中国北方城市的情况，如果读者想作进一步的了解，可以参照李希霍芬《中国地图集》第一部分。
李希霍芬夫人不仅授权我们使用全部遗稿，而且尽其所能帮助我们挑选日记和信件的内容，使得该书的出版得以实现。除此以外，在挑选和整理草稿时她也为出版人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帮助。我们对此表示最真诚的感谢。在抄录日记原稿的过程中，马希尔（Marschall）、雷特讷（Rentner）、萨柯泽（Sachse）三位女士和威斯温茨凯（Wiszwianski）博士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凯斯（Kais）先生在校订该书中文地名的时候得到了福兰阁（O. Franke）博士的大力协助。除此以外，李希霍芬的众多学生也为解答书中一些问题尽了各自的一份力量。其中丁泽（Dinse）博士负责了全书的校订工作，并且编写了书后的索引目录。对于所有人来说，作为李希霍芬的学生、朋友和景仰者，我们希望以此来缅怀这位伟大的学者。
1907年10月底于弗雷德瑙（Friedenau）
蒂森（E.Tiess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