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1600年的欧洲
基督教罗马教会在欧洲的重大影响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罗马帝国的晚期，基督教驯服了入侵的蛮族，也在几乎没有政府的情况下担起维持秩序的任务，但在基督教与君权结合甚至还凌驾于君权之上时，权力腐蚀了掌权的教士。罗马教皇执政教合一的权柄，不顾这一宗教的高尚教义，擅作威福，对内以酷刑镇压异端，对外发动十字军东征，操弄信徒的信仰，草菅人命。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罪行！
然而，也许正因为教会如此擅作威福，少数教士又如此生活腐败，逆火回烧，竟导致欧洲历史出现转变的契机。当时封君领主们长期为教会所操弄，终于有不甘心的一派。这些进入欧洲的民族原来都是部族共同体，有其各自坚持的个别主体性。基督教本是普世性的信仰，教会代表了一种普世秩序。个别主体性与普世秩序之间如何维持平衡，本来就不容易，当部族感受压制而自己的力量已经足够时，部族的个别主体性会以民族主义的诉求来反抗教会的普世秩序，这是中古后期民族国家兴起时封君领主的普遍心态。
教会的排他政策在知识分子中也引发了反感。城市中的学者、文人与艺术家，及经常周游各处的工匠群体，对于教会仪式的烦琐及教条的肤浅不再感到满足。他们开始从已经遗忘却在东方伊斯兰教世界仍得保存的古典著作中，寻找欧洲文化的源头。许多古代希腊罗马学者所讨论的问题，重新引起中古学者的注意，他们又拾起已为宗教热忱所掩覆的课题，例如“人”的价值，例如理性的思考等。对于艺术家们，艺术不应只为信仰服务，神圣不可触的神性也不应排除“美”的表现。于是，“人”也出现于神坛与教堂的宗教艺术中，例如耶稣与玛利亚，竟可以慈母与孩子的人间形象代替了刻板的神像。这一重新找回文化源头的集体志业，即是所谓文艺复兴。
于是民族主义的诉求与文艺复兴的大业合流为巨大的能量，到了15、16世纪时，有些人在寻找欧洲文明的本质，有些人在重建自己民族的集体记忆，这两股力量最终都会反抗基督教会专断与独占的排他性。在教会内部，也有人寻求找回耶稣及其门徒所提示及信守的教义，这一势力将导致后来的宗教改革。
明清时代的国家形态与亚洲周边
历史上王朝的转换，往往会出现一段比较安定的时代。明代末期，政治不良，外患内乱，征战不断，百姓愁苦，尤其中原及淮河地区，流寇往来如风，民生最为凋零。满族乘流寇之乱，入关取代明室。照理推论，国家一时不易恢复元气，然而经过一代休养生息，康熙时中国强盛胜于明代，百姓生活不恶，而且人口急遽上升，已达一亿左右，增加不啻倍数。康雍乾三代，中国号为盛世。这一快速兴盛的原因，固然与康雍乾三代君主的才华能力有关。然而，当时人心思明，汉族未必那么甘心接受异族统治，国家久久不能安定，加上对外扩张，劳师动众，所费不赀，各种变换此起彼伏。单单这些内外战争的开销，新朝如何应付？人力如何支持？凡此均不能仅靠治理的能力作为答案。
我们以为，自从16世纪以来，中国依靠大量外销贸易换来财富。由于明代赋税主要为田亩，政府从来没有从国际贸易累积的资源获得更多税收，巨量的资源其实留在了东南与华南的民间，俟清代治安秩序恢复了，这一大笔财富即足够撑起一个相当规模的消费经济。同时，自从大洋航道开通，美洲作物玉米与番薯引进中国，这两种新作物可以在山地及沙壤种植，于是过去不能用作农田的土地，例如华中及西南的山地以及华北、西北的黄土高原都可种植。农田面积扩大了，足以支持更多的人口。人口与经济资源配合，国内秩序安定，不少本来无法维生的人口可以迁移到本来不能种植的地区，人口由负担转化为生产力。于是中国的经济体不仅迅速增长，而且因为消费增加，更有了资金循环的余地。清代前半段不仅有休养生息的历史惯例，而且有继长增高的历史条件。
然而，清代的繁荣景象却正出现于世界面临空前巨变的时候，中国内部经历的盛世，竟不能将中国推入全球巨大变化之中而与时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