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的遗产
邓文初
一
120年过去了，戊戌变法似乎仍旧是历史学界的热点，焦点问题争论不断，大部著作出版不断，新档案的发现、新史料的运用、新视角的开拓也在不断更新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认知，这一现象多少有些特别，其中的韵味值得认真品玩。
在重建戊戌史实问题上，茅海建先生无疑是其中卓有成效者，在谈及自己研究体悟时，他曾说，读戊戌档案，总“惊心动魄”。确实，不仅读档案如此，即算是回过头来翻看这一百余年有关戊戌变法的野史载记、史学论著、甚至小说家言、影视戏曲等等，也多少会有一种步步惊心的震撼感——一个百年来早已耳熟能详的故事，何以会产生如此的阅读张力？
其实，就史实而言，那个短短的百日维新并没有太多的新意，期间就算是波谲云诡，也早已尘埃落定，引不起太多的惊呼。史学界的震惊，主要不在史实层面（尽管还有迷惑无解、还有争论持续），而是，何以一百年来，我们会深陷在康梁的话语体系中而不能自拔？不是沿着他们的言说继续推进，就是试图从其话语中解套、突围，然而却仍旧是围绕着他们的叙事模式打转。史学界的往来驳覆、推陈出新，看似时有突破，其实质却大都被康梁所设定的议题牢笼、难以真正跳出其樊笼——而其魔力究竟何在，却似乎是谁也说明不了——可以说，近代中国史中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其中心议题仿佛早已被康梁话语锁定，此后的历史叙述，或多或少是以康梁话语为中心的一场迷宫游戏。
试看其中的焦点争论及其核心话题：
公车上书？对，康梁领导的？康梁的虚构？有两个公车上书？变法蓝图？康有为连续递送的上光绪皇帝书？那些上书根本就是康有为事后的伪造？袁世凯、翁同龢早于康有为就提交过说贴？是谁推荐了康有为？翁同龢？张荫桓？康有为的上书与建议如何抵达上层？京官们的赏识？康梁集团的贿赂？存在一个帝党与后党的权力结构么？帝后两党乃是康梁的离间之计？天津阅兵，是慈禧要废除光绪的阴谋？还是纯粹一场康有为政变的伪动作？围园弑后？袁世凯告密？梁启超的说法与袁世凯的自辩谁是真的？衣带诏？伊藤博文出任清廷顾问？慈禧亲政决策的时间？中日结盟还是中俄联手？杨锐是谁的密探？张之洞要进中枢？加入其出掌军机结果又将何如？两湖的变革路径？变法的两源与三派？假如没有康有为搅局，变法会顺利实施么？李鸿章是这一切中的幕后操控者，变法与政变都不过是其重掌权力的阴谋？……
历史学界的关注点与文人创作、野史笔记似乎并无太大的差别，事件进程中的戏剧性的细节、人物性格中的某些阴暗面、权力争夺中的纵横捭阖，各种利益、势力集团之间的交锋与冲突等等。
从细节看，这些扑朔迷离的问题尽管尚有争论，但大体上都已梳理一过，每个细节的澄清，都可以看做史学研究的一个小小的收获，所有这些细节的耙梳完成，为我们认知戊戌变法真相提供了坚实的史实基础。为此，一些历史学家皓首穷经、耗费毕生精力，只为突破这百年来的迷雾，澄清那些被搅浑了的事实。
这也是那些真正的历史学家永远值得我们的尊敬之处。
然而，戊戌变法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还是茅海建先生的一番话，值得读史者深思。他穷十数年之力，完成了《戊戌变法史事考》、《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和《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四部巨头著作（总计近二百万字，其中仅《我史鉴注》就达八十三万五千字），其结果却是在完成张之洞档案研究后，写下了如下自序：“本书只提供了戊戌变法‘另面’,读者若要建立起戊戌变法史的完整认知，当然还要去看其正面”。这算是一个史家的“谦虚”吧。但也抛下了一个真正要害的问题，这个历史的“正面”究竟何在？如果有所谓的正面，它又是什么？难道还是必须回到康梁的话语体系中去？尽管，史学界对康梁的叙事细节已经做出了甚至是颠覆性的辨识，但“正面历史”的提供者竟然还是康梁正统么！
如果这样的理解不误，则只能说，茅海建先生的这番话，大约已经不仅是谦辞，而是一个史家的无穷困惑了。
当史家集中精力于史实辩伪、并最终攻城略地突破正统历史话语包围时，史学界却发现自己竟然丧失了历史叙事的能力！120年前的那场变法，究竟是一个怎样过程？当我们不再采信康梁的历史叙述时，历史学家们又能否拿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告知我们的读者，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否，史学家们的责任仅仅在于揭示那些琐碎的细节，然后再告诉读者：你们自己去拼凑一部完成的历史？
或者，读者们所需要的“历史叙事”，该属于文学家们的任务？
事实上，我们确实将历史叙事的责任推给了那些“虚构”叙事的专家们，那些号称“历史小说家”的创作者。普通读者心中的历史，也大部分来自这些历史小说家们的创作。
然而，文学家们真的能完成这一历史责任么？
今年刚刚离世的台湾作家李敖曾创作过一部以戊戌变法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法源寺》，据说，这部作品曾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然而，站在今天的知识场景再去重读这部小说，则除了摇头长叹外还能如何？——这位毕生以批判为事业的狂妄书生，最终却陷在他笔下历史人物编织的神话中。他创作的戊戌世界，不过是康梁故事的演绎版，比之历史上的戊戌年，其叙事之简单苍白，大约只能算作一副时代漫画而已。
如果起李敖于地下，重写法源寺，他又能拿出一部什么新作呢？
文学家们虽然以想象为运思之筹，但其想象之源，却来自史学的研究成果；历史学家们虽然号称以求真为职志，但其实也无往而不在牢笼之中——双重的话语牢笼——他既受到历史人物所书写的历史话语的限制，又受到自己时代历史叙事模式的影响甚至制约，要突破前者，看似容易，其实实难；而要从后者跳出，则简直是揪着自己的头发逃离地球之举——史学毕竟是自己时代的产物，史家更是自己时代的俘虏。没有一个集体的自我反思与批判精神与氛围，个体根本就不可能逃离其时代的限制——话语的与思想的牢笼。
民国思想家张东荪曾说，哲学的任务在解蔽，这句话挪移至历史学，同样正确。历史学家的任务，与其说在求真，其实，绝大部分，还是在解蔽，这是史学赖以存身的其先决条件。没有此前提的建立，就不会有真正的历史学的出现。
戊戌变法的百余年的历史研究，其实仍旧处在解蔽阶段，真的历史叙述的建立，有待来者。
二
史料的发掘、整理，史实的考辩、祛伪，是细活、慢活，是长工，也是苦工，这是史学的基础所在。但史料并非史学，史实也无法自我陈述，史学更重要的任务还是叙事重建与事件解释。如果一定要从传统史学的“资鉴”角度来定位史学价值的话，至少，在戊戌变法问题上，对于当时变法过程的事件梳理这些基础性工作，从政治学角度理清其起承转合、曲折颠踬以至失败，应是史学界必须面对的任务。
从事件史的角度看，历史细节永远是凝窦重重、枝蔓丛生的，这很容易导史家入治丝益棼的歧途与迷宫。但其实，就算是政治史视野，也还有诸多重大问题需要面对，如变法思想的源头及其内外环境、变法思想资源、变法人员的阶层及其组合方式，当时知识阶层就变法问题的论争、对立阵营的不同认知，变法阵营内部的分流，舆论动员的方式与力度、京中官员与士人的互动、地方督抚的不同态度及其自改革蓝图、其应对士人改革运动的方式，清廷中央政府的政治结构及其运作方式，光绪帝的思想资源及其变革心态，他与慈禧以及诸大臣之间的互动，变革的决策机制、变法诏令发布后京官的动静与地方督抚的反应，政变的发生过程……等等，这些从政治学看来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社会学角度看来足以制约政治进程与国家命运的宏观问题，本应是史学关注的重心，然而却在专精化的史学趋向中被搁置了。
显然，这样的问题意识在史学界仍旧薄弱。原因当然在学术制度的影响（专精化），但也与史学的“资鉴”趣味导致的道德化判断有关，如果宏大问题无法摆脱泛道德化的传统史学取向，则史学研究多少都会重蹈“思想批判”的覆辙。
对康有为个人评断的逆转即是一例。
其实，在戊戌政变结束后不久，梁启超就在不同场合说过对其师尊不满的话，其经典型表述可以取《康南海先生传》为例：
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故短先生者，谓其武断，谓其执拗,谓其专制。
历史学界对这段话当然是熟悉的，但如果仅仅引此为证据以“指责”康有为等行不由径、好剑走偏锋，以致戊戌政变的发生及变法失败，则不仅陷在以康梁为中心的叙事话语中，而且其将一个巨大的历史变迁过程归结为个人品性之缺陷，其对历史的理解，似乎缺少些什么吧？
再如迷信权力。
一些史家指责康有为对权力的嗜好，“发现”其认为至尊权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一些甚至读出康有为不仅有出任教主、甚至有取代清帝自己当皇帝的想法），并多引康有为自己的著述，如其早年《康子内外篇》中说过的：“匹夫倡论，犹能正风俗，况以天子之尊，独任之权，一颦笑若日月之照临焉，以喜怒若雷雨之震动焉。”其后进呈的《日本变政考》也说过这样的话：“人主欲转移天下，收揽大权，不过稍纡尊贵，假词色，即可得知，亦至易矣”等等。
这样的论证似乎可以在道德上将康有为一棍子打死，其结果无非是“翻案文章”的余绪，其与历史认知究竟又有多大的补益呢？
其实，如果摆脱这种道德评判的习气，则这些史料足可以做全新的解读。康有为并非一个单独的个体，他只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他的行动背后正可以呈现一种文化的隐秘逻辑，而这些本应该为历史学所揭示的普遍性问题，往往被资鉴史学传统窒息了。
刘广京对《经世文编》的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一切“经世”均以政府为权威之源泉，政府之外的“济民”、“正俗”活动不属于经世传统。金观涛等亦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思维是一种典型的官僚化思考，这种以官僚机构为主体的改革运动其首先目标就是权力的控制与放大。由此可以确认，康有为的改革路径，并非个人的独创，乃是儒家经世致用传统的余绪。
再如康有为之“狂”，其狂妄个性尽管要对改革失败之类的事负一定的责任，但这样的追责效力又何在呢（国人大有鞭尸之癖好）？史家唐德刚就进一步指出这种狂妄背后的文化根源，它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传统儒生治学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大心理——一种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因此，他们一旦得势，都是独夫；不得势，则以“帝王师”、“素王”自居。
康的失败，在唐德刚看来，与其这种“自信”及其“教条主义”有关。但这样的理解仍须进一步索解：何以儒家士人会养成如此群体性格？一种独断专行、真理在我的自信与执拗？
其实，这与个人品性关系不大，乃是这个阶层人格养成的模式产物。儒家士人并非在社会互动中养成的（那是一种平等尊重他者，与他者沟通以达成共识的人格养成模式），而是在封闭、垂直的儒学传统中形成的，经典性或宗教性训练本身是一种与社会完全隔离的、以传统规范为生命的生存方式，而其与国家权力的单一关系也决定其思考路径的权力化；其次，其进身之阶多少强化了天命在我的宗教感——科举考试的仪式化、神秘化及其轰动效应与社会象征资本的积累，是其自我证成的路径，绝对主义自信的产生由此而来。这与任何原教旨主义宗教传统一样，都是在一种自我封闭的单一环境中培养的独傲性格，儒学人格只是其中一型！
儒学本身即是一种独断性结构，其“内圣外王”的生成模式无须外借，而是内部自足的。其知识获取、个人修养、经世致用三者被纳入一个循环的体系中，这种体系本身为独断逻辑，它完全忽视各个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生存状态与不同的行为结构。
在这样的儒家传统中，强迫事实以佐其主义（“六经注我”的今文经学正是如此），乃是基本的行为模式，可以称之为“儒家唯意志主义”，这种儒家士人的群体性格其实是一种道统性格——每一个儒生都是唯意志主义者，康有为只是其中的翘楚。
回头再估，康梁的影响自然远远没有他们自己所宣示的那样大，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因此否认其改变历史进程的深远后果，而这一点反倒没有得到清晰的认知——他们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作为“搅局者”角色出现的，没有这些角色的横空出世，变法之类的重大举措，很可能永远停止在“变事”、至多进入“变政”阶段（变事、变政、变法说法是康有为提出的），往往是他们临门一脚，将历史踢入一个更高阶段。这正是他们的“激进”，但这样的激进，与个人品行无关，而是其作为底层士人群体（底层士人群体是指那些没有获得官职的白衣，与进入官僚体制内的士人虽然其出生相同，但心态与处事方式均有重大差别）介入政治的途径，这一路径并不能由他们自己选择，而是由其边缘的社会身份决定的。他们要获得权力，要实现自己的抱负、要摆脱受压抑而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理想的边缘地位，其路径就是利用意识形态这一手段，一旦思思给予他们机会，他们的拿手戏就是在此领域呼风唤雨，他们在传统中国扮演着意识形态之鞭的角色。学界一般只关注他们为改革提供了舆论准备与思想资源，却忽视了其意识形态行为的重大影响——后者才是他们改变历史进程的主要路径，其功也、过也，其成也、败也，都可以在此归因——将改革逼入意识形态冲突甚至对决的层面，而这一层面又是一个极为敏感与逼仄的空间，远比现实政治与社会空间逼仄，在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世界中，现实中纠结在一起的混杂的思想、交错的势力与重叠的群体，被意识形态极化、激化。也是在这种逼仄的意思形态空间中，各种力量被集结为对立的阵营，从而导致政局动荡与权力冲突。故《新政真诠》即预言其结果为“故局一设，则论必异，论一异则党必成。党一成，则祸必起”。
但局势已开，局面已成，其结果，也就早已注定。
戊戌变法的结果，其实从其开局规模就已显端倪，只是，此后的历史学家缺乏当局者的认知资源，因而无法理解历史的变动，尤其是无法从这些历史的隐微之处思考。
无法揭示历史行动背后的深层文化逻辑，则历史学界自身亦会陷身其中，以同样的极化思维解释历史。那些变法中人高呼“变则天道也”、“变亦变，不变亦变”、“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而我们的历史学家们在解读这些史料时也是以同样的话语体系编撰历史……本来，在现实层面，很少存在绝对的不变与绝对的全变，有的只是一些或大或小的改变，由微至著，日积月累——现实世界是一个多维面相、社会生活存在着广阔的灰度。但一到意识形态世界，则被逼入一个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世界，历史竟然也就是以这样的“语法”书写——历史进程中似乎也只有变与不变，顽固、保守与维新、进步，改良与革命、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极。
这一点，无论是就历史进程还是就历史叙事，在逻辑上是同构的——一种实践与认知的同构——它形成某种巨大的套套逻辑，制约着史学的思考与叙事。而近代中国史多少都陷在这个套套逻辑中不能自拔。这并非康有为们制造的陷阱，而是某种文化的内在困境。
如果史学不能揭示政治行为背后的社会根基与文化渊源，而让其永远处在思想认知的光照之外，则它将会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一再浮现，并在冥冥中制约着现实政治的运作；而被纳入历史认知的那些隐微因素，则有可能被思想界监控，从而将隐秘政治转化为一种可以监控的理性政治。
历史反思的重要性在此呈现。
没有反思，就没有突破；而没有突破，也就没有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