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20世纪80年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人选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入选著作内容、编次一仍其旧，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著作成书背景、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
　　入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校阅本为底本，参校他本，正其讹误。前人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需校改，则出脚注说明版本依据，以“编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说明。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不作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径改。
　　百年前，张之洞尝劝学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是时，国势颓危，列强环伺，传统频遭质疑，西学新知亟亟而入。一时间，中西学并立，文史哲分家，经济、政治、社会等新学科勃兴，令国人乱花迷眼。然而，淆乱之中，自有元气淋漓之象。中华现代学术之转型正是完成于这一混沌时期，于切磋琢磨、交锋碰撞中不断前行，涌现了一大批学术名家与经典之作。而学术与思想之新变，亦带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转型，为中华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时至今日，中华现代学术已走过百余年，其间百家林立、论辩蜂起，沉浮消长瞬息万变，情势之复杂自不待言。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编纂，其意正在于此，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纳各学科学派名家名作，以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之新变，探求中华现代学术之根基。

原序
第一章 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及其与水利事业的关系
一 概述
二 基本经济区的定义
三 漕运的作用
四 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
五 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

第二章 中国水利事业与经济区划的地理基础
一 黄土与灌溉
二 淤沙的肥效价值
三 “持久农业”的自然基础
四 中国降雨的多变性
五 水稻与灌溉
六 “河川之国”
七 气候变动与灌溉
八 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

第三章 治水活动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的统计研究
一 资料的来源与性质
二 资料的说明

第四章 作为中国国家经济职能的治水的起源
一 禹和洪水的传说
二 灌溉实践的最早记载与井田制
三 对《孟子》的新解释
四 “沟洫”
五 发展大型水利工程的社会前提条件
六 作为封建斗争武器的水利工程
七 封建中国的人工水道
八 最早的大型灌溉工程
九 治水的公共职能
十 官吏的治水任务
……

第五章 作为基本经济区的黄土地区与黄河中游
第六章 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
第七章 长江流域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
参考文献
索引
独到的思维传奇的专著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
　　在江苏，连接长江与淮河的最早的运河邗沟，是在这一时期开凿的。江苏的一个湖泊和浙江的一个蓄水陂塘都归功于范蠡，而伍员也在这两个省分别建造了工程。范蠡与伍员都是战国时期有名的人物。吴都的另一条运河，据推测为春申君（黄歇）在公元前314年到前256年之间所建造。江苏省的一条小河，用“太伯”（周文王的长子）的名字来命名，据推测是由他开挖的。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据说是修建河南的一条小型灌溉渠道的发起人。
　　要确定这些记载的真实性是困难的。除了芍陂之外，西门豹和史起的工程以及在下一章将要讨论的邗沟，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其余的记载则是值得怀疑的，而且也没有值得认真去考察的价值。
　　（二）在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最大的数字出现在陕西与河南两省，前者有18项，后者有19项。其次是直隶，只有5项。这两个分别被称为关中与河内的省所控制的地区的经济重要性是不容怀疑的。它们一起构成了汉朝时期的基本经济区。
　　（三）在三国时期（公元220-280年）、晋朝（公元265-420年）以及南北朝（公元420-589年），南方的治水活动有所增加。这是颇有意义的现象，特别是与北方各省的治水项目在同一时期反而减少的事实相比，更是如此。
　　意味深长的是，湖北与福建两省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了记载，江苏在南北朝时期记录了8项，这是江苏到此为止所记录的最大数字。同时，在作为三国时期曹操的基地——河南，出现了10项记载，而在作为魏用以征吴的战场——安徽，出现了3项记载，这是该省到此为止出现的最大数字。
　　（四）在唐朝（公元618-907年），除了河南以外，所有各省治水活动的空前增长，是一件值得引以注意的事；特别是南方，除了云南外，所有其他各省更是急剧地向前发展。
　　浙江记载了44项。——一个南方省所记载的数字，竟然超过了北方省记载的数字，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诚然，作为首都所在地的陕西和朝廷的“老家”①山西都受到了很大的重视，而且每省都有32项记载。但极有意义的是，在长江下游的所有各省，包括福建省在内，其记载都在18项以上。浙江增加得很明显，由4项增加到44项，江苏由1项增加到20项，福建由4项增加到29项，甚至安徽也由4项跃到12项，湖南由2项跃到7项，湖北由1项跃到4项。
　　综观各省情况之后，就会发现，这一时期，南方终于赶上了北方。这种南北地位的改变，以及总的形势的迅猛发展，标志着基本经济区已经转移，而且明确地表明，唐朝已作为一个新纪元开始出现在中国历史上。
　　（五）在宋朝（公元960-1279年），统计表表明，长江各省在治水的道路上，又大大地向前迈出了一步。特别是江苏、浙江、江西和福建的数字，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达到了三位数，而以浙江和福建领先，前者有302项记载，后者有402项记载。
　　……

　　本书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这对了解中国经济史是大有裨益的。通过对灌溉与防洪工程以及运渠建设的历史研究，去探求基本经济区的发展，就能看出基本经济区作为控制附属地区的一种工具和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所起到的作用，就能阐明基本经济区是如何转移的，就能揭示基本经济区同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问题的重要关系，因而也就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发展史中的一个方面，给予了一种具体的同时又具有历史表述的分析。总的说来，本书的宗旨并不是对中国历史赋予新的解释。然而，如果基本经济区的概念，被证明有助于解决中国历史中基本问题之一的话，那它就不会不对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理解与阐释产生影响。为了把这一理论摆在恰当的地位并阐明其可能的引申与进一步的应用，也许讲清楚作者对中国历史经济研究的一般想法会更好些。
　　人类撰写自己的历史，不只是在借用历史留传给它的各种条件下进行的，而且还要对过去的历史加以再写。这是因为历史本身是历史的，各个时代只能按照它自己的经验去理解，也只对它自己有用。新的经验会导致新的历史见识，而根据新的见解，又可以阐述新的问题，可以重新审查新老论据，可以从大量似乎无用的资料中挑选出颇有意义的事实来。因此，历史必须不断地加以再写，才能满足各个特定时代中人们的需要。再写历史是人类为驾驭历史力量所作努力的一部分，而在历史过程的每一转折点，这一任务都变得特别迫切。
　　自从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开放”以来，不仅在中国的知识界，而且在整个世界的知识界，就隐隐约约地提出了再写中国历史的问题。由于资本家的国外贸易与投资——通过它在世界市场的剥削——便产生了一种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不同民族参差不齐发展的社会经济结构，便投进了世界历史的动荡潮流。中国的历史，不再只是一个国家的历史，也汇入了世界历史的洪流。“西方的”各种制度，已经严重地侵入了中国的生活；而中国的生活也成了“西方”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状况的深远后果，就集中地体现在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和它后来的发展，从而在若干世纪以来第一次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中国社会的一些最根本的重大问题。
　　经济史或者说辩证经济学，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今天的根本问题，不能只靠研究当代的情况来了解，还必须历史地去进行探索，也就是还要试图解决那些由于我们时代所需要而提出的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发现那些左右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