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秦家骢从他的33 世祖、出生在1049 年的秦观开始，叙述秦家历代祖先的生平，一直写到1959 年他父亲去世。同时，以秦氏先祖的个人命运为线索，串联起这九百多年间家族的变迁和国家的兴衰。既是一部隽永有趣的家族小历史，又是一部恢弘壮阔的中国大历史。
　　除了大量历史事件，本书还涉及中国古代至近现代的政治、军事、法律、经济、文化、习俗的诸多方面，包括官制、兵制、赋税、科考、诗词、戏曲、服饰、建筑、婚丧，乃至扶乩、测字之事。具有极高的知识性、趣味性与历史意义。
　　此次重版的中文简体版不仅核实、补充、修订了相关史料，重新梳理了译文，还提供了32页近60张图片。此外，为了降低读者阅读上的困难，本书对文言文字词、典故和相关历史事件的背景等做了注释。

　　第二十四章我的祖父：知县秦国均
　　兼祧本宗，捐赀入仕
　　在秦缃业修辑的宗谱里，有关于我祖父的记载，如下：国均，文锦（秦松期曾孙）元（玄）孙，凤梧子（有误，应为凤梧孙或炳彪子）。字鹿萍，太学生，候选①从九品。生咸丰壬子（即咸丰二年，1852年）十二月初七。聘裘氏，浙江候补同知裘云栋女，生咸丰辛亥（即咸丰元年，1851年）二月初八。
　　修辑宗谱时（即 1873年，同治十二年），我祖父已经订婚，但尚未娶亲，未婚妻比他大一岁。当时他已经捐了个监生，即太学生，相当于秀才，有资格参加乡试。此外，他还是从九品候补，属于最低等的政府官员，地位仅仅高于书办、胥吏、差役等不在官制之内的职员。
　　我的曾祖父秦炳彪也曾捐了功名，在浙江宣平县当过县丞。不过，他三十四岁就去世了，留下寡妻和七岁的国均。国均的三个哥哥福均、三宝、四宝都在幼年夭折了。
　　我的曾祖母朱氏带着稚龄的儿子去到西安，投靠她的兄弟生活。可几年之后，她也与世长辞了。国均最亲的、还健在的父系亲人，只剩下也在浙江担任地方官的伯父秦炳宿。但是没过多久，炳宿和夫人邹氏相继病故。由于他们没有孩子，十几岁的国均便成为他父亲和伯父留下的唯一后嗣，担负着承继两家香火的责任。
　　国均不到二十岁就参加了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军队。当时这支军队正在镇压西北回族的叛乱。关于国均这一段早年生活的详情，几乎没有什么文字记载，不过根据家族内部的口头传言，我祖父曾在左宗棠麾下最有名的两位军官刘松山和刘锦棠（二人为叔侄）的手下效力，并且可能参与了后勤工作，确保军队的给养供应。
　　同治十年（1871）正月，叛军领袖马化龙战败后被磔死。随着西北战事结束，祖父捐了个监生，准备步入仕途。事实上，买这个功名和捐其他官职相比花钱并不多，大约是一百两银子，但国均分两次才付清，后一次是在 1889年（光绪十五年）。监生的身份使他有了当官的资格，但是为了进入候补官员的名单，他不得不花费比捐监生多得多的银两，才能出现在名单的最底层。对一个候补官员而言，往往要等许多年才能慢慢移到补缺名单的前头，要补上还得有职位出缺。到 19世纪末，绝大多数低级官员都是通过捐纳而不是科举得到他们的职位的。这个办法给清廷开辟了相当可观的财源。
　　志在四方轻别离
　　祖父成为官宦阶层的一员后，便到浙江迎娶他的未婚妻裘凌仙。她的父亲裘云栋是个读书人，曾在浙江省会杭州府担任通判。据说婚礼举行之前，比秦家有钱的女家曾嘱咐到祖父家中筹办喜事的仆人，让他们用手摸一摸新房里叠起来的被子。如果是光滑的，说明被子是绸缎做的；如果是粗糙的，那就是棉布做的。仆人回去后，向主人报告被面是光滑的。祖父的婚礼是由其族祖秦缃业主持的，缃业当时正第二次出任署盐运使。
　　1872年（同治十一年），祖父母的第一胎孩子降生，是个女儿。他们一共生了五女二子，长子秦联元过继给伯父炳宿家，次子秦联奎则继承自家的香火。秦联奎就是我的父亲。
　　婚后不久，祖父就发现他的妻子是个才女。祖母与当时的一般女子不同，从小跟着自己的父亲读书，博学多闻。她十三岁就能作诗，十五岁就能著文，到十八岁时已经饱读经史。祖母因擅长诗文而为人所知，她的文采远远胜过其丈夫，曾代替他写诗赠给他的朋友。在当时，朋友之间互相赠诗是一种风尚。此外，祖母还长于武术，曾教过她的儿子张弓舞剑。
　　祖父在婚后的十年里具体做了什么并不是很清楚。从祖母所著的《明秋馆诗集》（裘凌仙自号“明秋馆主人”）来看，祖父经常离家外出，行踪多在东北和西北。可能他又加入了左宗棠的部队，参与了1875年至 1877年（光绪元年至三年）收复新疆（除伊犁）的斗争。不过，尽管他们长时间分居两地，但还是每隔两三年就有一个孩子。
　　1880年（光绪六年），二十九岁的秦国均成为候补县丞，需要在浙江收集漕粮，然后经海路运往京师。这些漕粮非常重要，因为其中不但有供应北京城及郊区百姓食用的稻米，还有专门供应宫里的贡米。由于任务完成得好，祖父在 1882年（光绪八年）年中受到嘉奖，得到了一个晋升的许诺：一旦他补上县丞，就能享受知县的待遇。这是清末常见的一种奖赏，表面上看来是升官，但是暂时并不增加朝廷的支出。
　　虽然海上航行辛苦，但是祖父显然很喜欢旅行。他在北方逗留了许久，直到年底还待在山东。当时带着孩子留在浙江的祖母写了下面这首诗，诗名为《壬午岁暮（一年将尽）外子有山左之行口占（随口成文）以送》：
　　频催腊鼓②岁将阑（残尽），未听骊歌泪已干。
　　异地风霜宜自卫，故园松菊待君看。
　　请缨有志相期得，戛（敲击）釜无烦欲度难。
　　珍重不须回首望，雄心至此也应酸。
　　次年，祖父到了陕西，也许是为了探望幼时曾在一起生活的他母亲那边的亲戚。祖父喜欢吹箫，骑马时总随身带着一管铁箫，有时也用它来驱赶恶狼。事实上，他称自己为“铁箫道人”，祖母在写他的诗里也用过这个号。
　　由于祖父的旅行癖，抚育子女的责任便落到了祖母一人身上。家里缺钱时，她就自己纺线来补贴家用，当时有很多女人都这样做。不过，跟别的女人不同，祖母还成了一名相当于今天的自由撰稿人。她用笔名掩藏自己的性别，给杭州的著名书院“诂经精舍”（阮元创建的一所官办书院）所出的文集撰写时事论文。晚上她教孩子们读唐诗，给他们念古文。因为寂寞和忧伤，她经常夜不成寐。
　　运银累立功绩
　　19世纪 80年代末，祖父连着好几年，负责押送大批银两进京。这些银两是百姓上缴的各种税款。当时清廷常常为了满足特定的需要而额外征税。譬如在 1888年（光绪十四年），户部就命令浙江筹集四十万两银子，做加强边防之用。
　　可是浙江全省最多能筹到五万两银子，只好保证尽力筹足剩余款项。祖父那年三十七岁，是个候补知县，被委派先将银两押送到上海，再经海路转运天津，最后经陆路运抵北京。
　　祖父和一位县丞一起负责押送这五万两银子，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带去六千两其他税款。他们于七月二十四日起程，八月二十七日到达北京，把银两交到了户部官员手中。然后两人都得到了加一级和纪录两次的奖赏。
　　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皇帝载湉大婚，并在形式上从慈禧太后手中接过了统治权。为了庆贺这个大典，朝廷又一次增收赋税，浙江所担负的份额是一万两。
　　这一年，祖父到北京入觐皇帝，这是他正式获准晋升的必经程序。就在前一年，他终于筹足了十七年前捐监生所差的三十九两银子。大概必须付清这笔钱款才能被引见面圣。七月十一日，光绪皇帝召见了他，然后降旨给吏部说：“本日引见之浙江候补知县秦国均，以知县仍留原省补用。”这就是说他仍以候补的身份在浙江工作，必须等到有实缺才能补上。这往往要等许多年，而且有了实缺之后，他还要经过一个试用待补期。
　　此后几年，祖父作为试用待补知县，主要职责仍旧是从浙江押送税款到北京。1890年（光绪十六年），他押送了八万两。次年是五万两。1892年（光绪十八年），他又押送了六万两厘金，其中二万两上交国库，四万两做东北防务经费。
　　所有这些银两都全数交到了户部官员手里。根据规定，交接之后祖父有资格在京官的保举下要求晋升。不过，从浙江押送银两到北京的时限是七十天，交接手续必须在这个时限内完成。成功完成交接的外官，每押送五万两可以加一级和纪录两次。祖父因为在 1890年到1892年之间顺利完成了押送工作，所以他在 1894年（光绪二十年）得到加三级和纪录六次的奖赏。
　　这一年，中国和日本为争夺中国最重要的藩属国朝鲜而爆发了中日战争，结果中国惨败。因 1894年岁次甲午，故史称“甲午战争”。次年，在与日本的谈判中，清廷不但承认朝鲜独立（实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而且同意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群岛给日本。当时正在病榻上的祖母，写了一首《乙未（即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初春病中口占》，抒发了国家有难，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悲哀。诗里有这样的句子：
　　学剑三年剑未成，摩挲匕首愧平生。
　　谁筹善策安君国，病里愁闻画角声。
　　中国这时国力日衰，又面临着内忧外患，外部遭到列强的入侵，内部又缺少强有力的统治。虽然慈禧太后在名义上已经归政于光绪皇帝，搬进了颐和园，但她实际上仍旧大权在握，因为她并没有放弃阅读重要奏折和任命大臣的权力。从小就被教导要惧怕和服从母后（其实是伯母兼姨母兼养母）的载湉，难以违抗她的旨意。为了付给列强巨额赔款，朝廷只得不断增加赋税，因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动乱。年轻的皇帝无法实行重振国家所亟须的改革，因为一心想着尸位素餐的官员把持着朝政，阻挠革新派改变现状的一切努力。这种情况在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终于到了非变不可的关头。
　　安抚温州民变
　　那年春天，有十几个省份奏称，因为前一年雨水过多，收成不好，造成粮食严重短缺。由于米价暴涨，又引发了民众袭击粮仓和官府的骚乱。其中，浙江的情况特别严重，一个叫爱德华·亨特（Edward Hunt）的传教士这样描写了他在永嘉县城（温州府治、永嘉县治所在）亲眼看到的情况：
　　上星期四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暴乱，并且以百姓的胜利而告终。那天人们起床后，关闭了所有店铺，成群结队地来到三个主要的府县衙门。他们殴打了一些官吏，搬走了一个衙门里所有可以带走的东西，还把全部门窗砸得粉碎。新设立的鸦片局（在那里能够买到鸦片）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官员们纷纷躲入驻军衙门，从里面发出一系列告示，试图平息百姓的怒火。但是这些告示一贴出来，马上就被民众撕掉了。到最后，官府只好贴出告示，答应打开粮仓以公平的价格出售粮食，暴乱这才平息。
　　三天之后，当地爆发了一次更严重的暴乱，一些商铺被抢。官府调来军队，杀掉了两名起事者，才恢复了秩序。
　　现任知县因无能被罢了官，祖父于是被任命为署知县，具体任务是找出起事的领袖。浙江巡抚在发给京师的电报里禀告说，新知县到任后，米价已经回落，现在正对此次暴乱主事者进行调查。
　　浙江的形势如此严峻，以致英国驻宁波领事白挨底（G. M. H. Playfair）给驻京大使馆发去了紧急报告。这份报告立即转到了伦敦。白挨底说，虽然这次暴动不是针对欧洲人的，但它是“一场好像正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发生的运动的一部分。”这个领事又写道：
　　最近报道的许多骚乱似乎具有两个特征，也就是粮食短缺和拟议中的征收新税。宁波的米价已经从每石 3元涨到了每石 6元。虽然宁波产米，但是产量不够本地消费，必须从芜湖和其他内河港口购进米谷才能补充供应。在如此困难之下，官府又提议要对农作物征收新税，因此农民就起来闹事了。8号那天，他们从乡下冲入城内，不仅洗劫了县衙门，还虐待了知县。
　　显然现在中国急需金钱来偿还债务和赔款等，但它依靠百姓的捐款来解决财政困难的努力，已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是徒劳的。
　　浙江和其他地方的缺粮报告促使光绪皇帝采取行动。是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 11日），他下了第一道变法诏书，明确提出中国需要改革，以便赶上西方和日本。在此后三个月里，光绪皇帝在一小群热心维新的青年人的帮助下，发布了一系列改革和精简政府机构的诏令，包括：在科举考试中废除八股文，撤换重要的保守派官员，在北京设立现代化的学堂（即京师大学堂），采用西方的军事操练等。所有这些改革都遭到了保守派官员的反对，他们向慈禧太后求助，慈禧太后惟恐她也会被剥夺权力，于是凶狠地展开反击。八月初六日（9月 21日），她招来皇帝，把他幽禁在瀛台，同时恢复摄政。自此以后，在光绪皇帝剩余的十年生命里，尽管奏折是上呈给他和慈禧太后两人的，圣旨也是用两人的名字共同签署的，但他实际上却是她的囚徒。从温州爆发粮食骚乱到朝廷发布诏令对此做出回应，几个月内北京已发生了一场政变。
　　十月十八日，朝廷发布诏令，不点名地指责某些官员为了请求免除赋税而谎称当地发生了饥荒或旱灾。虽然说了几句需要照顾百姓利益的好听话，但结论却是各地必须按时收缴全部税款，而且丝毫没有提到需要采取措施使百姓能以合理的价格买到足够的口粮。
　　因为西方国家普遍同情维新派，加深了慈禧太后的排外心态，所以她在两年后支持了仇视外国人、要把他们全都杀死和赶出中国的义和团。
　　祖父成功恢复了永嘉县的秩序，因此赢得上司的尊重和当地人的赞赏。但是他的资历还不足以使他得到长期任命，所以他不得不把位子让给别人。尽管如此，没过多久，温州又陷入了动乱，这次和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有关，于是又需要祖父去那里工作。他前后一共在温州待了将近六年。
　　善后教案获好评
　　义和团运动起于北方，然后逐渐向南扩展。由于慈禧太后的支持和默许，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同时，外国公使也调遣军队向北京进发。北京城内的冲突不断升级，义和团团民包围了使馆区（东交民巷），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和德国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1853—1900）被杀。前来解围的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于七月二十日（8月 14日）攻进北京，这是中国首都在四十年里第二次被外国军队占领。慈禧太后则挟着失去了自由的光绪皇帝逃往西安。
　　这些事件发生在北京，总的来说对东南各省并没有什么影响。在五月二十五日（6月 21日）清廷向外国宣战之后，东南各省督抚认为他们必须避免卷入这场同时对抗所有列强的战争，于是与各国领事达成协议，答应保护外国人，镇压义和团等秘密结社，史称“东南互保”协议。
　　尽管如此，义和团运动还是发展到了华东和华南，并在中国官员和外国人当中引起了相当大的恐惧。当时，曾主张招抚义和团和以反洋著称的端郡王载漪发布了一道告示，正式批准对外国人—大多是传教士—和信教的中国人使用暴力。这道布告在东南其他省份都被压下了，但浙江巡抚刘树棠却下令将它分发、张贴。在温州，气氛一时特别紧张。
　　六月初八日（7月 4日），驻温州的英国领事约翰·康普顿（John Compton）发了一封急件给驻宁波的英国领事说：主要的传教组织中国内地会（ChinaInland Mission，1865年由英国牧师戴德生［J. Hudson Taylor］创办）的成员“为他们自己和教民的安全极为担心，请求我通过信使给你们写信，希望你们设法立即派一艘炮舰到这里来，否则可能就来不及了。”
　　几天之后，六月十三日（7月 9日），新派来的英国驻温州领事额必廉（O’Brien Butler）到任。他发现在江心屿上的英国领事馆里挤满了前来避难的传教士。这些人加上海关官员及他们的家属，几乎是驻温州的全部外国侨民。在他们之外，只还有两名法国传教士和三名日本商人。
　　额必廉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里说，他到任后立即给温处道道台童兆蓉发了急电，通知对方“华中和华南各省当局已经脱离北方，因此大清帝国的这些地方和所有外国势力相安无事。我请求阁下马上晓谕老百姓这一事实，使他们安心。同时警告他们，任何敢于侵犯外国人或教民，损害其财产的人都将受到严厉惩处。”
　　在会见童道台之后，这位领事考虑到温州与外界隔绝，只有一艘叫“普奇号”（Poochi）的轮船每十天从上海过来一次，所以决定还是应该马上撤走所有在温州的外国人。这时正好有五位中国教民前来报告，说：“义和团手里有一张二十八名基督徒的名单，并且公开宣布要把他们全都杀掉。”这就更加坚定了额必廉的决定。
　　他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末尾说：
　　那天下午，我们得知义和团在离温州仅 25公里的地方大肆破坏。很明显，他们正在逐渐接近这座城市，这打消了我们对于离开这个河港是否明智的全部疑虑。最后从三个不同方面传来的消息说，一股三千余人的义和团势力正从 16公里外的一个地方出发，企图进攻温州城里的教堂和外国人。对此，最为详尽的报告是一位中国教民给天主教神父带来的。他说暴徒们前进的速度很慢，因为他们一路破坏教会财产，同时还在路上进行祭祀。估计他们会在星期四拂晓时到达温州。得到以上消息后，我通知所有外侨都尽快登上“普奇号”，命令轮船立刻升火待发。
　　由意大利制造的“普奇号”轮船于六月十六日（7月12日）离开温州，驶往上海。船上除了船员以外，乘客包括十九名男子、十名妇女和十名儿童。
　　外侨从温州撤离后不到十天，附近的衢州（治所在今浙江省衢州市）就发生了屠杀外国传教士事件。两名男子、六名妇女和三名儿童遇害，其中九人为英国籍，两人是美国籍。这个事件使浙江的局势更为紧张，并最终导致列强要求清廷把该省的高级官员，包括巡抚在内，全部革职，将乱民一律处死。
　　虽然温州的外国传教士及时撤走了，但是中国教民却没有那么幸
　　运。数百人不得不躲到山里去。结果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杀害了，另一些人死于颠沛流离之中。一般认为，激烈排外的温州府知府启续（满族人）对纵容义和团团众的暴行负有责任。
　　在这种反基督教的狂热气氛里，祖父再次被派往温州。他的任务是去平息骚乱，调查民怨，了解破坏程度，以及处分肇事者。他还要参加与外国人的谈判，确定清廷的赔偿数额。他的身份是洋务委员。七月十八日（8月 12日），英文晚报《文汇西报》（Shanghai Mercury）的特讯里记载了他到达温州的消息：
　　一起乘船抵达的还有一位前来调查最近骚乱的特派官员。本地官员十分不喜欢他的到来，在他前去拜访时，他们以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为由，拒不接见。
　　祖父的任务显然非常艰巨。不过，最终他对这项工作的处理和他两年前平定温州局势的成就，给他赢得了精明能干的声誉。
　　关于祖父的工作详情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载，不过他受到了上司的褒奖和外国人的赞许，因为他很快就逮捕了两名暴徒首领，同时也采取措施追捕其他暴徒。
　　基督教会要求的赔偿不久就确定了，双方协议赔款一万六千多银圆。但是与天主教会的商谈却难办得多。在道台写给巡抚的一份报告里，显示出了当时令中国官员颇伤脑筋的局面。报告说：“当耶稣教开议之时，职道等愚见，恐天主教案迟了或有后言，即饬秦令（即知县秦国均）转约教士一起开议。只以刘教士（即天主教传教士主管卢埃［Père Louat］神父）声言，彼教各案业经申报宁波主教，即应主教主持，无从在温开议。”
　　卢埃神父索要的赔偿数额很大，他指出当地教会的损失是 2万银圆，中国教民的损失又是2万银圆。这位传教士有法国驻杭州领事给他撑腰，领事扬言要派军队和炮舰到温州来。
　　祖父再次联系卢埃神父，希望尽快解决问题，但神父再次拒绝了。于是祖父得到指令，去宁波直接与赵保禄主教（Paul Marie Reynaud，1854—1926）交涉。
　　祖父在十一月就去了宁波，但是和赵主教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光绪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三日（1901年 3月 21日），英文《北华捷报》报道说：中国人和天主教会“未能达成协议。有识之士并不会对此感到奇怪，因为中国人说要求赔款的数额太高，我们倾向于相信这一点。现在索赔问题已经被带到省会杭州去了。”祖父显然也参加了杭州的谈判。这次谈判直到六月中旬才结束。
　　三月初六日（4月 24日），《北华捷报》刊载了一篇文章，赞扬了祖父和他的上司道台所做的努力。文中说：
　　幸亏我们道台是位宽容的人，他做了极大的努力去抵销知府（即启续）所做的坏事。当时的洋务委员，曾任和现任知县秦君给了他有力的支持。要不是有这两位官员，此间的暴动会是十分可怕的。由于他们的影响，风暴只延续了几天，许多基督徒得以在一个月之内回家。秦大老爷在处理他的县的赔偿问题方面做得很出色，也帮助了不在他管辖之内的县。他亲自视察受害严重的地区，监督发还从教民家里夺走的财物。教会的赔偿问题已经有了协议，并且正在偿还。
　　次年（即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四月，浙江巡抚任道熔在呈递给皇帝的奏折里，大力推荐祖父在内的三名官员应予以晋升。他说：“浙江候补知县署永嘉县知县秦国均，于〔光绪〕二十六年接署是缺，正值温属教案迭出之后，力为其难，次第议结。凡地方兴革（兴办和革除）事宜，均能切实措施，绅民翕然（一致）称之。该员勇于任事，有守有为，达变通权，胆识俱壮，尤为人所难能。”
　　尽管有这样的盛赞和推荐，祖父仍然没有得到晋升。皇帝要求被推荐的官员觐见他，但是祖父直到两年后才得到这份殊荣。一个原因是候补官员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而官职数量却没有变动。任巡抚曾在一份奏折里，要求朝廷不要再派候补官员到他的省去了。他指出当时浙江已有二十七名候补道、七十四名候补知府、一百五十名候补知州和三百多名候补知县，而空缺的只有两个道台、五个知府、二十四个知州和七十六个知县。他的要求不大可能引起注意，因为卖官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实在太重要了。
　　明镜高悬
　　1900年到 1901年（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祖父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处理与义和团有关的事件了，但他仍要履行一个知县的其他职责，其中两项主要职责是维持治安和收税。知县要负责逮捕违法的嫌犯，确定他们是否有罪并给予适当的处罚。中国在传统上是不把行政和司法分开的。在上，这些权力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里；在下，普通百姓遇到地方官的地方就是衙门。
　　身为知县，祖父要在期限内调查并解决所有案件。而且由于温州是贫困地区，当地经常发生抢劫案，给祖父带来很多麻烦。更困难的还有宗族纠纷，经常是为了争夺田地的所有权，有时还会闹出人命。因为各个宗族都袒护自己的成员，所以知县往往抓不住人犯。
　　祖父成功解决过一桩发生在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九日的案件。当时他正在杭州出差。一群强盗闯入温州居民王家达的家中。他们用石块砸破了他家的门，打伤了两名仆人，抢走了价值三百零三两银子的衣物、钱和首饰。
　　五个月之后，又有一群强盗抢了一户陈姓人家。祖父得到报告之后，便和捕头一起赶到了犯罪现场。他发现陈家是一座有着七进院落的大宅第，位于离城二十多里的偏远地区。他又检查了被砸破的后门和被撬开的箱子、柜橱，在一间屋子里发现了一把斧头，在后门之外找到一段石柱，可能是强盗用来砸门的。他们估计陈家的损失在六百三十九两银子，并根据受害人的描述，画了强盗的肖像，到处张贴。
　　仅仅过了四天，他们就抓到了八个人。在追回的赃物里，既有属于陈家的，也有属于王家的。经过审讯，发现盗首贺长林参与了两桩抢劫案。贺长林是个三十五岁的湖南人，曾应募当兵，跟过好几支杂牌军。后来他所在的部队被解散了，他就成了游民。他纠集了二十多个强盗作案，其中多数人还在逃。他承认作案两次，并且详细交代了他们是如何计划和实施抢劫的。他供认他穿着军服、带着手枪去抢劫，并从王家抢来的赃物里，分得折合 40银圆的财物，从陈家抢来的赃物里，分到折合 26银圆的财物。在供词中，他还说他只参加过这两次抢劫，他的亲属中没有人涉案，他也不知道在逃同伙的下落。
　　王家抢劫案里的另外两名犯人，一个是修伞匠，另一个先是当过民兵，后来因为玩忽职守被开除，便从事起船夫的工作。船夫承认他还参与过在另一个县的一次抢劫。抢了王家之后，他分得折合 20银圆的财物。而修伞匠只负责放哨，没有实际参与抢劫，分得折合 5银圆的财物。
　　因为法律规定，无论是首犯还是从犯，凡强盗一律判处死刑，所以祖父给两个当过兵的定了死罪，斩首示众。另一名犯人，也就是修伞匠，被判流放新疆永远为奴。他的脸上被刺了字，以便所有人都知道他犯过什么罪。
　　处理陈家抢劫案时，祖父判了其他五名罪犯中的两人死判。这两人一个也曾是非正规士兵，因为偷懒被开除，另一个曾在台湾的清军营里服役，因为多次擅离岗位而被开除。他们每人从陈家抢来的脏物里分得折合 26银圆的财物。这两人还都参与过另一次抢劫案。其余三名罪犯中，两人是退伍士兵，另一人当过保镖，因为他们只担任放哨没有参与抢劫，所以判了较轻的充军，给在新疆服役的军人做奴隶。
　　在这两桩抢劫案里，多数强盗都当过兵。旧时，士兵通常来自中国底层社会，大多是贫穷的文盲。有一句中国俗谚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当时的死刑判决分为“立决”和“监候”两种。被判监候的案犯可以等到来年皇帝主持秋审时才定谳，届时常常会得到减刑。不过，就算是判了立决的案犯也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覆审过程才会行刑。
　　知县判决的案子首先要送到府衙里去覆审，如果知府没有发现知县的报告和犯人的供词之间有不符之处，就要把案子送给道台再次覆审，然后再送给按察使。如果每一级都支持原判，案卷会被送到北京的刑部。只有在刑部批准立决后，定了罪的犯人最终才被处死。
　　祖父处理的这两桩案子都被送给知府覆审。在府衙里，犯人又接受了其他县的知县审讯。王家抢劫案里的所有判决都没有异议，于是案子呈给了道台。不过，等案子上报到刑部已经是两年半以后了。陈家抢劫案里的死刑判决得到了确认，但其他犯人翻了供，所以被发回县里重审。这时祖父已不在温州，新来的知县开堂审问之后，肯定了原来的审讯结果和判决。尽管祖父抓到了八名犯人，并治了他们的罪，但他还是因为没有抓到盗伙的另外一些成员，而面临处分。朝廷对知县的期望是抓住所有违法者，而不仅仅是其中一部分。不过，这一次上面决定不处分祖父。
　　爱民丢官，纳妾丧妻
　　知县的职责包括许多方面。光绪二十八年（1902）九月，一艘朝鲜渔船发生故障，漂流到温州附近。船上的十七个渔民被救起，其中三人受了伤需要治疗。祖父安排了人照料他们，直到他们被遣送回国为止。后来，这些渔民被送到了省会杭州，和其他难民一道被护送到上海，然后再搭乘一艘日本轮船回朝鲜。
　　朝鲜难民所获得的待遇，反映了中国、日本、朝鲜三国之间的关系变化。数百年来，被西方称为“隐士王国”的朝鲜是中国的主要附属国。朝鲜人公开承认这种地位，并采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体制。然而，中国的衰落和日本作为一个现代强国的迅速崛起使形势发生了剧变，朝鲜越来越多地进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当日本人在浙江开设领事馆以后，中国官员遇到船只失事的朝鲜渔民经常是简单地交给日本领事馆处理，由他们安排经日本遣送回朝鲜。中国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默认了日本在朝鲜的权力。
　　收税是知县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正税税额是固定的，如果纳税人不及时上缴，知县就要担负责任。在富庶地区，官员可以征收附加税，用来支付他们自己的开销。但在温州这样的贫困地区，往往连按时上缴所有的正税税款都难做到。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祖父因为上一年的粮食税只收了九成而被降一级留用。
　　可是，祖父仍然没能向百姓施加足够的压力使他们按时纳税，结果他遭遇了仕途上的最大挫折。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初二日，浙江巡抚聂缉规奏请免去祖父的职位。他在奏折里说，祖父上一年所收的地丁正银比定额短少一百四十七两三钱一分，粮捐短少七千串铜钱。此外，祖父兼理的温州府的屯漕粮捐也亏欠一百二十九元九角八分六厘。聂巡抚说他已经警告祖父两次了，但祖父仍然没能在期限之前把钱交上来。于是，祖父在捐官入仕三十三年之后被革职了。
　　祖父不肯催逼百姓缴纳税款，必然使他更加受到温州百姓的爱戴。他们在他离任的时候，送给他一顶“万民伞”，上面缀有写着无数温州居民姓名的纸条。他们还在一座小山上给他立了一块“思旧碑”。当地人对祖父的崇敬一直到 1937年 12月，也就是他去世二十五年之后，还是表现得很明显。当时他的几个子孙逃难路过温州，其中有一位是我的表姐陈晏恒（即我五姑母的女儿），她后来告诉我说，一天他们正在一家旧式旅店的客厅里谈话，一位老厨师上前问他们怎么会讲温州话。
　　我的五姑母秦飞卿（本名佩琼，以字行）回答说，她年轻时跟父亲在温州住过。
　　老人问：“你父亲在温州做什么事情？”
　　五姑母答道：“他是永嘉县令秦乐平（祖父的另一个字）。”
　　听他们这一说，老人翘起双手大拇指，连声大叫：“青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
　　祖父离开温州之后，带着家人返回杭州。当时和现在（20世纪 80年代）一样，最方便的办法是先坐船到上海，然后再去杭州。在上海，祖父迷恋上一位被父母卖作丫鬟的年轻姑娘。祖母觉察到了他的感情。虽然她受过教育，拥有比较现代的想法，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她还是认为自己有责任给这个女子赎身，然后把她送给祖父当侍妾。不过，这样做使她十分伤心。
　　祖父被革职一个多月后，五月初十日，聂巡抚奏报朝廷，说拖欠的三种税捐已经补齐，要求让祖父复职。祖父是怎样筹足这笔款项的，至今不大清楚。也许他从某家新近开张的钱庄借了一笔钱。
　　然而，尽管革职的决定做得很迅速，复职却需要好几个月。他得先被皇帝召见，正式恢复候补知县的职位，然后和其他候补知县一起等待员缺。
　　祖父在五月被批准复职，但直到十月初三日，经户部安排，他在北京再次接受皇帝赐见才正式生效。事后，皇帝降旨批准前候补知县秦国均官复原职，派往浙江。
　　一个月后，两年前任道熔巡抚的推荐终于发生了效用。十一月初四日，皇帝又一次召见祖父，提拔他主持一个独立部门。但这次仍旧只是空名，没有实际职务。
　　抑郁寡欢损害了祖母的健康。她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十一日去世，时年五十六岁。父亲告诉我说，在祖母临终之前，他曾试图撑开她的嘴，希望这样她就能继续呼吸，但她在挣扎中几乎咬断他的手指。他还曾用一只手按着她的头顶，防止她的灵魂出窍。
　　革命暗潮汹涌
　　中国正面临着关键时刻。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巨大打击，终于使清廷行动起来。许多中国人确信他们正面临着民族的毁灭。清廷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慈禧太后一面把权力紧抓在自己手里，一面开始实行她的侄子光绪皇帝在十几年前曾试图推行的革新方案。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甚至连已经施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都被取消了。清廷还选派了学生出国留学，成立了责任内阁。
　　在清廷推行新政的同时，越来越多的读书人确信问题出于王朝本身。他们发现清朝统治者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总是愿意出卖国家利益的。人们谈论着革命，期待一场不仅要结束清朝统治，而且要建立和许多西方国家类似的共和政体的革命。
　　以后发生的事件证明，清廷开始它的改革已经为时过晚。而且，随着每一项新政都收效甚微，革命党在改革的推进下日益壮大了。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清廷派到国外去的留学生非但没有努力维护它，反而带回了民主与共和思想，寻求推翻它。
　　20世纪初年，浙江出现了一些非法社团，而且越来越有组织性。当时最突出的革命党领袖之一是一位叫秋瑾的浙江女子。她曾留学日本，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回国之后，成为秘密革命社团的活跃分子，还为女性创办了一份报纸：《中国女报》。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年初，她回到家乡绍兴，以此为据点开展活动。她成为当地的革命活动中心—大通学堂（由革命党人徐锡麟创办）的督办，又通过在诸暨县建立体育协会，扩大学堂的影响范围。
　　大约在同一个时候，即 1906年年末或 1907年年初，祖父被派任为署浙江绍兴府诸暨县知县。究竟祖父在镇压那里的革命活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并不大清楚。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一位女革命家在他的县里活动。
　　总之，1907年春，他暂时被调去做别的工作。当时有好几个省份遭受天灾，祖父被派往灾区参与救济。他主要去了湖北省，从一个城到另一个城，负责处理其他省份运来的粮食，包括检查粮食的品质，安排付款和运输等。有一次，他不得不以私人名义向钱庄借二千两银子来支付各种费用，同时向南京紧急催款。另一次，他报告说，由于当地官员办事手续过于僵化，计划用某一艘船来运粮食就不能用另一艘船来运，结果导致放在仓库里等待运走的六千包白米霉烂了。
　　祖父在赈灾工作中的贡献，使他又一次得到晋升。这次他被升为同知，赏戴饰有青金石③的四品顶戴。
　　从湖北调回浙江后，祖父被任命为嘉兴府秀水县知县。他于六月初八日到任，就在六月初六日，拟在绍兴举行起义的秋瑾被官府逮捕并杀害。直到今天，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把她奉为革命烈士。
　　新政无疾而终
　　祖父在嘉兴工作了三年。这个地方被官方形容为“要津”，特点是“往来频繁，多事困难”，就是说它是一个重要的运输枢纽，存在的问题很多，对地方长官来讲是较难治理的地方。
　　嘉兴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盗匪猖獗。治安最差的地点是在一个叫作濮院的繁荣城镇。有一次，接连十三家商店被抢。还有一次，强盗从主街上的一家店里一担又一担地运走货物，用了好几个时辰。甚至连传教士也没有幸免。最后在祖父的安排下，上面派了炮船和士兵到濮院来，才结束强盗的骚乱。
　　大约在祖父抵达嘉兴的时候，这个地方突然发生了虫害，把原来可望有好收成的稻谷全毁了。9月的一个星期日，一大群农民聚集在知府衙门外面请求帮助。知府把祖父和另一位知县叫去，让他们帮忙解决，最后农民散去了。严重的虫害使地方官府不得不向朝廷请求减税。
　　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在嘉兴的另一个县桐乡，由于赋税过重和收成欠佳而发生了暴乱。当时有一份报纸报道说，因为我祖父处理得好，所以秀水县很平静。也许正是因为祖父没有用高压手段去收税，不过不久他就为此陷入了麻烦。宣统二年（1910）二月，浙江巡抚上疏报告上一年拖欠税款百分之十以上的失职官员。祖父拖欠的税款达到他负责收缴的三种税的百分之三十到五十。他因此受到了处分，但是没有被革职。
　　知县的职务也包括一些有趣的活动。1909年（宣统元年）春，祖父上了一份奏折，请求旌表节妇戚沈氏。她的丈夫死得很早，但她一直不肯再嫁，靠着在家为人做针线活，独自把子女抚养成人。不仅如此，这位寡妇一点一滴地把钱积攒起来，二十年后有了相当一笔积蓄。
　　祖父担任知县的时候，戚沈氏捐了价值一千多两银子的田产，用来建造了一座育幼堂。祖父认为这位节妇的善行不应该被埋没，于是调查了她的家庭背景，准备了一份列举她上三代祖先事迹的材料，经巡抚同意并上报北京的朝廷，正式请求为她树立一座牌坊，写上“乐善好施”四个字。三个星期之后，朝廷下达了许可令。
　　知县还得解决常见的口角、斗殴等小事。1909年年初，一些士兵在饭馆里和老板打架，导致一个旁观者的头被打破，两名士兵被捕。英文《北华捷报》上说：“知县是一位能干、为百姓所爱戴的人，他无须军方干预就解决了这场纠纷。”
　　清廷在推行新政时，祖父正好在嘉兴工作。新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控制鸦片。作为禁绝鸦片计划的一部分，朝廷决定：只允许领有执照的商人出售鸦片，限制每次出售的数量，对熟烟征税，而且只许有烟瘾的人购买。他们希望这样吸鸦片的人数就会日益减少。嘉兴是中国在控制鸦片方面做得最成功的城市之一。
　　当中国走向 20世纪的时候，现代化的象征开始出现了。1909年3月，杭州与嘉兴之间的铁路开始通行。同年，电报也终于来到了嘉兴。与朝廷密切合作的商会也作为嘉兴自然发展的一部分诞生了。
　　清廷维新派努力推行新政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在中央成立了“资政院”，在各省成立了“咨议局”。这些主要由社会上层人物组成的机构本意是对应兴应革事宜提供咨询。但是它们的权力逐渐增大，不仅定期收到政府文件的副本，而且被征询对于政策和人事变动的意见，更甚至还发起提案。
　　维新派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是组建与过去那种由未受训练的社会渣滓组成的军队不大一样的新式军队。1907年春，嘉兴举行了新军的操练。祖父是坐轿子去练兵场检阅训练的文官之一。
　　一个目击者接受采访时说：“四百名士兵身着深色军服，佩戴红肩章，头戴黑军帽，脚穿外国式皮鞋。军官们身着藏青色军服和两侧缀着红条的马裤，佩戴红肩章，头戴有金边的帽子，样子相当神气。操练从总体上讲还不错，但是少数士兵的动作不完全符合标准。”这篇报道最后说：“参观练兵的人都不会看不到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据我们了解，省城的军事当局打算派这支军队到本省的其他一些地方去展示。这将激起民众的爱国心，并向他们证明，有了合适的领导，中国人也能做到这样。”
　　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遗憾的是这项改革和派遣留学生一样，得到了不利于他们的结果。这些职业军队后来成了共和运动的主力，在浙江尤其如此。
　　清廷进行行政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君主立宪，让各省享有高度的自主权。为了给达到这一目标铺平道路，清廷下令在全国设立现代化的学堂，包括法政学堂，目的是使官员接受适当的法律教育。在过去，地方官员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法律教育就执行司法审判。在杭州开设了浙江法政学堂（民国后改名为“浙江法政专门学校”）。祖父把他的两个儿子联元、联奎送到这所学堂去读书。我的伯父毕业于 1911年（宣统三年），父亲则毕业于1912年（民国元年），共和国宣布成立的那一年。
　　担任过洋务委员的祖父和外国传教士、外交官等人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尽管嘉兴总共只有约二十名外国侨民。祖父出席了上海朱厄尔小姐学校（Miss Jewel’s Music School）的一位苏格兰女教师和美华书局（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的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婚礼。婚礼在海关税务司署（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举行，因为新娘的父亲是海关副税务司（清末雇用外国人管理海关，以便监督外国人遵守贸易法规）。参加婚礼的除了来自上海的相当一部分外国侨民，包括美国领事在内，还有一些中国官员。《北华捷报》描述说，那些中国官员“虽然不懂英语，但是热情地融入了那个欢乐的场合”。
　　挥别帝制旧中国
　　1909年秋，刚刚调到浙江的巡抚增韫，推荐祖父前往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台州府黄岩县，担任已经空缺数月的知县。
　　为了向朝廷说明我祖父是恰当的人选，增巡抚说：“该员任内，并无承审案件、承缉盗案。”这件事照例上报到吏部议奏，却在那里遇到了阻碍。吏部说黄岩县是海疆要缺，按照规定只能由已有三年经验的官员调补，而我祖父担任正职知县未满三年，又没有捐赀取得破例资格，所以没有批准巡抚的请求。
　　第二年，增巡抚又上了一份奏折，把他管辖范围内的官员分成三类：一类有严重错误，应该永远革职的；一类应予革职，但是可以给予另一次机会的；一类政迹卓著，应予嘉奖和晋升的。
　　在优秀官员名单上，位列第一的就是秦国均。巡抚说他仁爱如师，视民如子，执行新政且筹集了大量款项，纪律严明。
　　皇帝在上谕里批复说，秦国均等优秀官员“政绩均著，传旨嘉奖”，其余人等应予革职。
　　三个月后，增巡抚建议任命祖父为定海直隶厅④同知。定海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岛，因为它是剿捕海盗的据点，也是外国船只北上前往京师的必经之地，所以被分类为“要缺”。
　　巡抚指出，祖父担任候补知县已有六年，可以补上他完全有资格担任的职位。
　　这一次，巡抚的请求得到了批准。但是，祖父在这个新职位上没有待多久。第二年秋天，他被派往离杭州不远的海宁州暂任知州。
　　不过，他还没有前去赴任，武昌便发生了起义。它标志着一场全国性的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爆发。其后一个个省份的政治活动家相继夺取了地方政权，宣布脱离北京独立。
　　巡抚增韫也受到压力，要他宣布浙江独立，但被他拒绝了。1911年11月5日（宣统三年九月十五日）凌晨 2点，在浙江接受过优良训练的新军响应起义，从军营开进城里，没有流血就占领了省城。增韫和他的家人被抓，然后被护送出省。新的省政府宣告成立，不仅发表了独立宣言，谴责清廷的统治，还保证现任官员只要承认新政权，就可以保留他们的职位。
　　祖父于九月初抵达海宁，当革命浪潮在九月十七日波及海宁时，他任职不过半个月。在和家人商议之后，祖父决定投降，在衙门外挂出了一条床单。当革命党人进入衙门时，祖父身穿朝服等待着他们。
　　令他吃惊的是，他们对他很有礼貌。然后他又发现，他的次子联奎在向一些革命党领袖挥手致意。原来我父亲和那几位领袖是朋友，先前官军追捕革命党人的时候，他曾把他们藏匿在祖父的衙门里。
　　清朝被推翻之后，祖父迁居到了上海。1912年1月21日（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三日），他因哮喘病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同月，我父亲秦联奎从浙江法政学堂毕业。在南京，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中国正进入一个新时代，在我们家，父亲开始在新诞生的律师行业立足。
　　【编者注】
　　①候选：清代吏部铨选制度中的一项规定。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员以下，凡初由考试或捐纳出身，以及原官因故开缺依例起复，皆须赴吏部报到，开具履历，呈送保结（证明相关身份的文书）。吏部查验属实，允许登记后，听候依法选用，称为“候选”。
　　②古代民俗，在腊日（即十二月初八日）或前一天击鼓来驱疫。
　　③青金石：或作青金，既是一种矿物名，也是一种以这种矿物为主要成分的玉石名。其色以所含青金石矿物的含量多少决定，通常呈深蓝、天蓝、紫蓝及淡绿蓝等。带有玻璃光泽。其质以含有其他杂质矿物越少越好。主要产于阿富汗。它在古代多被用来制作皇帝的葬器，据说“以其色青，可达升天之路，故用之”。清制，四品朝冠亦以青金石作为顶戴饰物。
　　④直隶厅：清代地方行政区划名。清初，知府委派佐贰官同知、通判驻扎在本府境内较为偏远或新开发的地区分防，逐渐形成府以下的一种新的行政单位，即称为“厅”。开始，厅只设置在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或沿海新开发的地方，到清后期，内地也设置了厅。乾隆年间，厅有了直隶厅和散厅之别。直隶厅与府、直隶州平行，因直隶于省，故名；散厅与散州、县平行，由府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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