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50M]百度网盘pdf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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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15-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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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礼盒版内含八大典藏亮点。深刻描绘时代，深情追忆大师：

1.《南渡北归》经典本全三卷

2.作家亲笔签名私章钤印

3. 特制手绘大师藏书票三张

4.《南渡北归》大师名录、大事年表

5.抗战时期教育学术机构内迁主要分布示意图

6.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徽（仿制）

7.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训条幅

8.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卡

▲ 本书为全新经典本，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隆重推出！书中引用了台湾中研院大量珍贵史料、照片，以及大量亲历者采访资料，如曾氏家族后人、刘文典等大师后人亲述。

▲精细校订，用心装帧，附赠特制手绘大师藏书票。适宜字号、排版，裸背锁线装订，更舒适阅读。用纸考究，典雅护封，典藏之选。

▲ 首部全景再现20世纪中国学术大师命运变迁的史诗巨著。

▲ 荣获《亚洲周刊》2011年度华文十大好书之冠，以及诸多大奖，好评如潮。

▲ 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杨振宁领衔，，众多文史大家鼎力推荐；

莫言、杨振宁、俞敏洪、茅于轼、张鸣、李国庆、李存葆、朱向前、张志忠、刑军纪、徐贵祥、王久辛、赵琪、李炳银、王良瑛、彭学明、张颐武、何亮亮…… 联袂推荐；

▲《人民日报》2015世界读书日，上海交大等知名大学校长鼎力推荐十大好书之一。

《人民日报》2015年7月18日，倾力推荐“22个领域22本好书”之一。

▲ CCTV和浙江精良映画影视制作公司、宋城集团联合投资，由本书改编成的五十集大型电视剧拍摄中。

▲ 由本书改编的系列电影《大师》十五部由CCTV六套与北京精良映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摄制中，堪称中国电影首次集中表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群像的一部史诗长卷。

▲ 历史纪实文学大家岳南经典力作，作者耗费十余年心血，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实地采访与考察，并远赴台湾清华大学，并亲自重走抗战中大师内迁路，搜阅整理近千万字珍贵史料及亲历者口述资料，全面描述了20世纪学术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

▲ 所谓“南渡北归”，即作品中的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尔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

记述抗战年代学人的艰苦卓绝

再现国难当头大师的风骨典范

内容简介

《南渡北归》（全新经典三卷本），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讲述的是上个世纪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而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锺书等。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不胜唏嘘、扼腕浩叹。
　　《南渡北归. 南渡》是《南渡北归》第一部，描述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时间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始，继之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的岁月，同时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突出地描写了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冯友兰等大知识分子的生活、学术、精神与情操，搜罗宏富，规模宏大，意旨宏远，堪称中国知识分子抗战时期的群雕。

《南渡北归. 北归》是《南渡北归》第二部，着重描述了抗战胜利前后，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思想变化与不同的人生遭际，时间跨度约为抗战中后期至1948年末，国民政府抢运国宝与“抢救学人”计划，连同选举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为止。突出地再现了董作宾、李约瑟、童第周、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永、蒋梦麟、闻一多、刘文典、罗庸、郑天挺、吴晗等中外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里，颠沛流离，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西南联大学与闻一多被刺案真相，对知识分子群体于时代大潮中的分化与演变，做了深入细致的探究与揭示。

《南渡北归. 离别》是《南渡北归》第三部，描述了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回归久违的故土家园之后，因战争爆发，不得不忍痛离别，遥天相望，以及在海峡两岸不同的生活和社会环境中所遭遇的命运剧变。除述及迁往台湾的朱家骅、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石璋如、蒋梦麟、叶公超等几位大师级人物，着重描述了留在大陆的梁思成、梁思永、林徽因、陈寅恪、吴金鼎、曾昭抡、曾昭燏、陈梦家、穆旦、向达、叶企孙、饶毓泰、吴宓、钱锺书等知识分子群体，不同的理想追求与爱恨情仇。令读者扼腕浩叹的同时，更可以“在史中求史识”，有所受益。

作者简介

岳南：原名岳玉明，山东诸城人，1962年生，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历任宣传干事、编辑、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等。著有《风雪定陵》《复活的军团》等考古纪实文学作品十二部，有英、日、韩、法、德文出版，海外发行达百万余册。另有《陈寅恪与傅斯年》等传记作品十余部。《南渡北归》三部曲在海内外引起轰动，《亚洲周刊》评其为2011年全球华文十大好书之冠，称其为首部全景再现20世纪中国学术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评论称：岳南等作家写出这一年的好书，展现出全球华人的软实力及不断“向上的力量”。

精彩书评

《南渡北归》有丰富的文史价值。那个时代的大师了不起，令人敬仰。

——诺贝尔奖得主莫言

这个书很不错，写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事，注释那么多，不容易。我经历了那个时代，但有好多事不知道，看了这部书之后才知道。比如书中说的饶毓泰、叶企孙，他们都是我那个时侯的老师。在西南联大大三的时候，热学是跟叶企孙念的，光学是跟饶毓泰念的，他们两个人后来在中国大陆生命际遇很困难的时候，有些是我不知道的。岳南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值得称赞。

——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

《南渡北归》三部曲全景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是一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级学者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们是中华文明的灵魂所在，是民族文化的领路人，书写了中国的梦与希望。作家岳南先生不仅描绘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那段烽火岁月，更生动鲜活地再现了大师们在那段艰苦岁月中的斗争、坚忍和奋进，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求真精神，处处闪耀着他们的人性光辉。《南渡北归》中主人公之一蒋梦麟先生在他的著作《西潮》一书中试图通过描述时代的变迁，向我们讲述了对于文化道路的思考：西潮来袭，有人选择了随波逐流，有人选择了墨守成规。在潮起潮落中，对传统的坚守，对新潮的吸收，才是我们民族屹立不倒的根本。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在读过这两本书之后能被大师们的人格魅力和科学精神所感染，立志求学，勇攀高峰；我也相信，未来的大师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中间。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

岳南的《南渡北归》，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至今不能全面反思，令人尤为痛心。这套书尽量真实地从某一个角度描绘当年的历史，文笔也好，很好看，学习历史，政治家可以更好地治国，我们老百姓起码可以做个明白人。

——柳传志

我推荐一下《南渡北归》，写尽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宿命性的悲凉人生。

——俞敏洪

也许是年龄与时代的原因，我读《南渡北归》第三部更有味道，欲哭无泪。当“南渡残生梦独多”和“北归残梦终成空”时，历史还原了真相。同为天涯两岸的民族各自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却隔不断血脉相连的相思之情。

——任志强

撰写民国的教授，或知识分子的著作，自是很多，但民国知识分子在今天成了国人心中的某种典范、象征，重温他们的生活可以使我们理解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尽管社会动荡不安，他们仍能够活得那么坚实，甚至活得那么阳光。《南渡北归》，可以说是一本有趣也有益的书。

——余世存（《非常道》作者）

这部书是一个大时代中国知识人的心灵史。我们从中看到在一个民族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刻，知识人的承担、信念和期望。中国的大历史和一个个人物的小历史结合成为时代的真切叙述。

——张颐武（著名评论家、教授）

岳南的《南渡北归》是一部皇皇大著，说的是民国教授与研究人员的佚史趣事，读者品到的是一个时代的教育精神。打开它，我们很容易发现，在天才云集的晴空里，所有的鸟都在呜叫、飞翔，它们巨大的羽翼给一个动荡的国度带来了夺目的光辉。让人惊异的是，时至今日，这些光辉还在我们的头顶闪烁着。一代杰出人物的历程，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和承载者。现在这样的教授太少了，缺少了文化素养，都世俗化，金钱至上了。

——何三坡（文化批评家）

《南渡北归》是第一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折挫悲凉的史诗。非常难得的是：作家岳南将他们的命运置于国难当头之际，这就使所有人物的情感与立场，有了让人考量其是否言行一致的凭据。不仅一个个人物有了＂意味＂，同时也使这个时代有了更加丰厚渊深的内蕴。它所提供的经验与教训，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人类。作家岳南，必依此著而并列于当代优秀作家的行列，且独异非常，令人敬仰。

——王久辛（著名诗人、评论家）

精彩书摘

第五章

　　弦诵在山城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1938年1月中旬，根据国民政府指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中共驻长沙办事处的徐特立等几位书生闻讯，急速来到长沙临时大学讲演，坚决反对西迁，鼓动学生抵制国民政府与学校当局的号令。无奈形势比人强，历史选择的只能是顺应时代潮流为民族大义而前行的人。国难当头，大局已定，临时大学师生打点行装，昂头挺胸，以悲壮的豪气英姿，毅然迈出了西迁的步伐。

　　几乎与此同时，中央研究院在长沙各研究所，经过一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争论后，决定即刻向重庆、桂林、昆明等不同的地区撤退转移。中研院总办事处于重庆发出指示，电令在长沙的史语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天文研究所等设法向昆明转移。

　　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在长沙各所陆续向昆明进发。据《史语所大事记》1937年12月条：“议迁昆明，图书标本迁昆明者三百六十五箱，运重庆者三百箱，运桂林者三十四箱，待运汉口者两箱，等运香港者五十二箱，其余六十多箱且封存于长沙。”[1]

　　一切安排完毕，史语所人员押送三百余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经越南海防转道抵达昆明，暂租赁云南大学隔壁青云街靛花巷三号一处楼房居住。此时梁思成一家已先期抵达昆明，并在翠湖边一个大宅院里落脚。可谓有缘千里来相会，史语所同人与梁家在这个陌生的边陲春城再度相会了，大家相互倾诉路途的艰辛。

　　关于梁家由长沙至昆明的逃难经过，许多年后，梁从诫曾有过这样的回忆：“汽车晓行夜宿，几天以后，在一个阴雨的傍晚，到达一处破败的小城——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泥泞的公路两侧，错落着几排板房铺面，星星地闪出昏暗的烛火。为了投宿，父母抱着我们姐弟，搀着外婆，沿街探问旅店。妈妈不停地咳嗽，走不了几步，就把我放在地上喘息。但是我们走完了几条街巷，也没有找到一个床位。原来前面公路坍方，这里已滞留了几班旅客，到处住满了人。妈妈打起了寒战，闯进一个茶馆，再也走不动了。她两颊绯红，额头烧得烫人。但是茶铺老板连打个地铺都不让。全家人围着母亲，不知怎么办才好。”[2]

　　后来，多亏遇上了一群空军飞行学院的学员，才在他们的住处挤了个房间住了下来。此时的林徽因患急性肺炎已发烧40度，一进门就昏迷不醒，多亏同车一位曾留学日本的女医生给开了几味中药治疗，两个星期后才见好转。

　　经历了40余天的颠簸动荡，梁氏一家穿山越岭，历尽艰难困苦，终于在1938年1月到达昆明。几个月后，史语所人员接踵而至，相见之后的惊喜可想而知。

　　待一口气喘过，原中国营造学社的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人，在与梁思成取得联系后，从不同的地方先后赶到了昆明。尽管前线依然炮声隆隆，战火不绝，但此时的梁思成感到有必要把已解体的中国营造学社重新组织起来，对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进行一次大规模调查，唯如此，方不辜负自己与同事的青春年华，以及老社长朱启钤的临别嘱托。他开始给营造学社的原资助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发函，说明大致情况并询问如果在昆明恢复学社的工作，对方是否乐意继续给予资助。中基会很快给予答复：只要梁思成与刘敦桢在一起工作，就承认是中国营造学社并给予资助。梁思成迅速写信与在湖南新宁老家的刘敦桢取得联系，并得到对方乐意来昆明共事的许诺。于是，中国营造学社的牌子又在风雨迷蒙的西南之地挂了起来。

　　就在中研院史语所等学术机构向昆明撤退的同时，长沙临时大学也开始了迁徙行动，师生们分成三路赶赴昆明。据《西南联大校史》载：

　　第一批走水路，由樊际昌、梅关德和钟书箴教授率领，成员包括教师及眷属，体弱不适于步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共计600多人，分批经粤汉铁路至广州，取道香港，坐海船到安南（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到蒙自、昆明。

　　第二批由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昕、钱穆等10余名教授带领，乘汽车，经桂林、柳州、南宁，取道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河内，转乘滇越铁路火车抵达蒙自、昆明。

　　第三批为“湘黔滇旅行团”，由290名学生和11名教师组成。随队的11名教师组成辅导团，由黄钰生教授领导，成员包括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员许维遹，助教李嘉言；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助教王钟山等人。

　　…………

　　◎跑警报的日子

　　1939年4月，按梁林夫妇的设计，新校舍在一片荒山野地里建起来了，其景观是：所有校舍均为平房，除图书馆和东西两食堂是瓦屋外，只有教室的屋顶用白铁皮覆盖，学生宿舍、各类办公室全部都是茅草盖顶。尽管如此，毕竟有了教室、宿舍、图书馆、餐厅等设施，用冯友兰的话说就是：“肝胆俱全，有了这座校舍，联大可以说是在昆明定居了。”[14]

　　有些遗憾的是，因学校经费奇缺，所建教室及宿舍容量，尚不及全校所需的一半，只能勉敷文、理、法商三个学院之用。工学院只好留在原租住的拓东路三个会馆开课，其后设立的师范学院则租用昆华工校部分校舍，教职员工原则上均在昆明城内自行觅房屋租住。只有几位校领导因职务关系，办公室设在新校区，房舍仍需在城里租住，条件同样局促简陋。几年后，梅贻琦曾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居住条件的尴尬：“屋中瓦顶未加承尘，数日来，灰沙、杂屑、干草、乱叶，每次风起，便由瓦缝千百细隙簌簌落下，桌椅床盆无论拂拭若干次，一回首间，便又满布一层，汤里饭里随吃随落。每顿饭时，咽下灰土不知多少。”[15]

　　在这种情况下，梅贻琦一家又搬到了龙院村一幢小土楼一层居住，时在联大图书馆任职的唐冠芳一家住在楼上，小楼因年久失修，同样简陋不堪。许多年后，唐冠芳的儿子还记得这样一幕情景：有一天中午吃完饭，母亲照例收拾桌椅，扫地。正在这时，只听见楼下的梅家三姑娘高声喊道：“唐太太，你别扫地了，我们在吃饭！”原来，土砟与灰尘随着扫帚起伏顺着楼板的裂隙撒了下去，成为梅家饭菜的“胡椒面”了。

　　住瓦屋的梅贻琦尝了不少云南的灰土，而平时在铁皮屋教室教课与上课的师生，同样深为苦恼。教室内除了黑板、讲桌、课椅（右边扶手上有木板，便于记笔记），别无他物。在多雨的云南，除了潮湿与闷热使北方来的师生难以忍受，一旦遇到刮风下雨，铁皮便开始在屋顶发情似的抖动摇晃起来，并伴有稀里哗啦、叮叮咚咚的叫喊声。其声之大、之刺耳，早已压过了面呈菜色的教授的讲课声。有苦中求乐者，把这一独特风景写成对联在校园贴出，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既是自嘲，也借以激励联大师生在新的艰苦环境中，按照“刚毅坚卓”的校训克服困难，迈出坚实的步伐。许多年后，在此就读过的杨振宁对这段特殊生活，仍记忆犹新：“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几年之后，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16]这位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连同与他一道获奖的李政道等一流学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教室条件如此糟糕，学生宿舍更是简陋不堪。在所建的36座茅屋宿舍中（东西向12座，南北向24座），两端安有双扇木门，两侧土墙上各有几个方口，嵌上几根木棍就是窗子。每间宿舍放20张双层木床，学生们用床单或挂上帐子把紧靠的两床隔开，以减少干扰，便于自读。有学生因而开玩笑道：“蒋校长大概认为住宿条件不错，可以把他的孩子送到这宿舍里住了。”此语暗含了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典故。在长沙临大时，学生们住在一个清朝时期留下的破营房内。某日上午，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常委由秘书主任陪同巡视宿舍。蒋看到宿舍破败不堪，一派风雨飘摇的样子，大为不满，认为此处会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不宜居住。老成持重的张伯苓则认为国难方殷，政府在极度困难中仍能顾及青年学生的学业，已属难能可贵，而且学生正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安身就很不错了，于是二人争执起来。梅贻琦乃张伯苓在南开时的学生，生性寡言，此时不便表示态度。争执中，蒋梦麟突然有些怒气地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个宿舍里！”张伯苓听罢，脸一沉，不甘示弱地反击道：“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里！”见二人皆面露愠色，梅贻琦不得不出面打圆场，说：“如果有条件住大楼自然要住，不必放弃大楼去住破房；如果没有条件那就该适应环境，因为大学并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学校。”[17]梅氏一语双关的劝说，使一场争执才算平息。未久，学校搬迁，此事不了了之。

　　想不到学生们的一句戏言，竟真的成为事实。到昆明不久，蒋梦麟儿子真的由上海辗转来到联大茅屋宿舍住了下来。当年蒋、张之争与梅贻琦打圆场的典故，随着西南联大校史一同流传了下来。

　　无论三校是在长沙还是迁往昆明，总有一些沦陷区的学生不断投奔而来，对这一特殊而又易被战时文化史家忽略的过程，蒋梦麟本人在昆明地下防空洞中所撰写自传《西潮与新潮》中曾专门提及。蒋说，三校到了昆明之后，除招收的新生，还有为数不少的学生是从沦陷区辗转投奔而来，他们不止穿越一道火线才能到达自由区，途中受尽艰难险阻，有的甚至在到达大后方以前就丧失了性命。对此，蒋梦麟特以他儿子为例说道：“我的儿子原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战事发生后他也赶到昆明来跟我一起住。他在途中就曾遭遇到好几次意外，有一次，他和一群朋友坐一条小船，企图在黑夜中偷渡一座由敌人把守的桥梁，结果被敌人发现而遭射击。另一次，一群走在他们前头的学生被敌人发现，其中一人被捕，日人还砍了他的头悬挂树上示众。”[18]

　　不只是外地、外校学生有如此遭遇，即使是本校学生亦有此例。北平沦陷后，北京大学许多未能及时逃出来的学生，被日军逮捕并关进了北大红楼（校办与文学院所在地，又称一院）地下室，接受灌辣椒水、杀威棒与扇耳光的“招待”。囚在牢内的人不准讲话，如被发现就要遭到毒打。即使在夜间，日本宪兵也要蹑手蹑脚地在过道里巡视，通过栅栏窥视室内的动静。被囚的学生深夜听到受刑的鞭笞声、喊叫声，裂人肺腑。一个被关了两年终于逃出来的北大老学生，辗转数千里抵昆明后对校长蒋梦麟泣诉道，他被关的文学院地下室已成为活地狱，日军把辣椒水灌到他鼻子里，终致使他晕过去。他醒来时，有一个叫上村的日本宪兵告诉他，北大应该对这场使日本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所以他理应吃到这种苦头。这位老学生连续三天都受到这种特殊“招待”，每次都被灌得死去活来，他在那个地牢里还看到过其他的酷刑，残酷的程度不忍追述。女生的尖叫和男生的呻吟，已使中国这座历史最悠久的学府变成撒旦统治的地狱。不少学生就在这样的“招待”中被活活灌死，或在“杀威棒”下暴毙而亡。

　　环境如此酷烈，西南联大在昆明落地生根后，仍不断发展壮大。1938年5月联大初开课时，所属四个学院的学生总数在1300人左右。同年9月，文学院和法商学院由最初落脚的云南蒙自迁往昆明，联大由原来的文、理、工、法商四学院扩大到五院二十六系（内含师范学院），学生人数也增至2000余人。1939年9月，联大规模再度扩充，学生人数达3000之众，教授、助教也增至500名左右。与此同时，西南联大又利用自己的师资力量和毕业生，创办了联大附属中学、附属小学，形成了极为可观的教育基地。而新建的师范学院主要招收云南省内的学生，为地方培养人才，成为继云南大学之后第二所综合性高校，此举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称许（南按：抗战结束后，一批自愿留滇的联大教师，在联大师范学院的基础上，组建了昆明师范学院，1988年改为云南师范大学）。

　　可惜好景不长，住在昆明茅屋中上课的联大学生，平静的书桌未安放多久，凶悍的日军飞机又带着一肚子“亮晶晶的家伙”主动找上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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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增订版后记

　　2011年4月底，《南渡北归》的第三部《离别》简体字本终于出版上市。5月，台北时报出版公司一气推出正体字版《南渡北归》之《南渡》《北归》《伤别离》三部曲，在台北最著名的诚品书店和诸家大小不一的书店、电子网络平台与读者见面。海峡两岸在如此接近的时间里推出这部以抗战时期为主轴，反映中国知识分子理想、追求与不同命运的著作，对读者形成的冲击与出版人、编辑、作者等此前预想的效果基本吻合。因这部著作牵涉的人物和内容有相当一部分被屏蔽、湮没于历史的风尘之中，世人已“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一个世纪之初，突然将消失的人物与湮没的故事发掘出土，自然使读者眼睛一亮，并抱有一种对消失的那段往事怀念的温情与敬意。有了这一个心灵的切合点，读者迅速做出回应并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就成为一种自然的事情。而在这个时空里，约超过一百家报刊、电台、电视台、电子网站，先后以不同的方式予以报道，客观上增加了传播力度、广度和深度，使更多的、不同层次的读者给予关注、阅读和讨论。随着2011年底《亚洲周刊》将本著评为该年度非虚构文学类作品十大好书之冠，以及台湾出版方抓住机遇先后两轮大规模调动媒体力量全方位进行跟踪宣传，使作者本人和这部著作在全球华人圈读者中的知名度与热度进一步提升，并在不同阶级、阶层和不同的地域、圈子引发了新一轮“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大师之后还有大师”等广泛讨论。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出版人与作者收到海内外邮件和微博私信三千余封，其中多半是赞誉，但批评者也不少，更多的是从关怀爱护的角度，对书中不恰当的观点、提法、疏漏舛误，特别是错别字予以提示、指教，希望再版时加以改正。

　　蒙读者朋友和出版方的双重好意，当时已受聘为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的我，决定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借在台岛的便利，对拙著进行全面的纠偏改错，还原增补，添加部分以前没有收入的内容。其间，除查阅台湾清华大学、台湾大学、中央大学、辅仁大学、世新大学甚至佛光大学图书馆资料，更多的是每日坐班车，由台湾清华大学所在的新竹市到台北市南港区“中央研究院”大院内附属研究所，特别是闻名海内外的史语所资料室、傅斯年图书馆、近史所档案室、胡适纪念馆等查阅相关图书、资料、档案，在此基础上对书中涉及的历史史实排比考察，详加考证，对错讹之处予以改正，特别是对最新增加的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原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叶公超于国共易鼎之际赴台湾，以及后半生的史实人事更是着意搜寻，并通过各种渠道访问与蒋叶二公有交往、幸存于人世的同事、同僚或下级、朋友、学生辈人物，通过现实的回忆还原本真，经过一番努力，总算把二公在台岛的旧事大体构划了出来，给世人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现在回忆起来，如果不是本人亲到“中研院”史语所、近史所、傅斯年图书馆等民国文献、史料、档案丰富浩瀚之地加以稽考钩沉，探赜索隐，寻寻觅觅，访问与之相关联者，要构划出这样一个轮廓是不太可能的。那么，蒋叶二公的本事与他们那个时代隐藏的秘史，或许就永远埋入尘土中不为世人所知了。今天，读者在看过蒋梦麟、叶公超晚年的际遇之后，或许会生发出上述感想并和我一样为二公的命运扼腕、唏嘘吧。

　　本次增补修订，得到了海峡两岸学术界、教育界、文学界、企业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帮助，由于人数众多，实在无法一一举出，权且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吧。

　　岳南 2015.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