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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史全集：建国前后一系列国内外交历史重大问题全详尽解读版（套装共2册）》是一部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术著作，是著名学者杨奎松的经典名著。全书选取建国前后土改运动及其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地主富农问题、“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新中国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变动、中共干部任用制度以及干部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形成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建构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外交史上选取沈阳美领馆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中苏结盟与中苏两党的民族主义碰撞、中国出兵朝鲜的因与果、两次台海危机的由来及其幕后、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对美缓和等对新中国外交政策及其对外关系具有重大影响的外交事件，比较系统地依照历史演进的过程，逐一进行了个案式的研究。像杨奎松的其他著作一样，本书眼光独到，但平实冷静。作者的史料发掘和历史解读，相比既往的国史研究，明显地有所突破，可成一家之言。

　　新中国的建立，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实在是来之不易。如果我们过去更多看到的，还只是无数革命者为之抛头洒血、前赴后继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更有必要了解，这样一个新中国，是在怎样一种条件和环境下实现其政治秩序的建构的。本书选取建国前后土改运动及其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地主富农问题、“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新中国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变动、中共干部任用制度以及干部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形成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建构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逐一进行了个案式的究。

　　杨奎松（Yang Kuisong)，历任中共中央党校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史，主攻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及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著有《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开卷有疑》《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2）《忍不住的“关怀”》等书，在国内外发表论文若干。

　　第一章　建国前夕中共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
　　1. 《五四指示》的形成与背景
　　今天，凡谈到1946年《五四指示》产生背景的，无不强调：那时，全面内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或大战在即，迫切需要动员农民以极大的热情支持革命 战争。但是，客观地考察1946年5月4日以前的国共关系情况和当时国内形势，是否真的已经到了全面内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或大战在即的关头了 呢？
　　众所周知，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停战令达成，政治协商会议召开，31日政协通过五项重大和平决议，并决定了整编国共双方军队的原 则方案，从而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和平民主的舆论热潮。紧接着，中共中央于2月1日通过并向全党发出了准备迎接和平民主新阶段，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 众的与议会的斗争的重要指示。在此方针影响下，中共中央于2月21日发出指示，部署参加5月513召开的国民大会代表推举工作。25日，国共双方签订了 《军队整编及统编基本方案》。3月6日和7日，毛泽东接连起草并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电，要求各地中央局在3个月内外以复员和整军的名义，完成第一期精简 1／3兵额的任务，并抓紧部署第二期再精简1／3的32作。随后，因国共双方围绕着东北接收问题发生冲突，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有否认政协决议的种种言 论，导致中共中央停止提交准备加入国民政府的领导人名单，并要求将国大召开延至双十节。5月1日，鉴于争夺东北半壁江山的四平战役进入白热化，毛泽东明确 主张：一面坚持奋战，一面力争求得有利我之和平。
　　不难看出，尽管国共两党在《五四指示》形成前在东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摩擦冲突，甚至 爆发了四平街之战。但关内民众和舆论的和平声浪依旧，多数地区中共的党员干部内心也普遍存在着和平心理即使是毛泽东，也不时发出指示，强调和是大势所趋。 对坚持以战促和的做法持怀疑态度的多数党的高级干部，他也还要顾虑到多数人的思想顾虑，只好通过十分委婉曲折的方式来做政治局常委几位领导人的思想工作。 注意到这样一种历史背景，应当不难想象，《五四指示》制定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其实还并未做好大战在即的思想准备。
　　那么，立足 于推动土改的《五四指示》又是因何而发的呢？其实，关于这一点，《五四指示》本身就写得十分明白。指示开宗明义就说明了中共中央决定要将抗战期间的减租减 息运动引向土地改革运动的原因所在。这就是：根据各地区最近来延安的同志报告，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广大农民已经通过反奸、清算、减租、 减息斗争，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在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或正在解决土地问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拥护 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土地，不要害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要坚决拥护 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土地。因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 节。
　　显然，我们在《五四指示》当中，丝毫看不到因大战在即因而要加速土改，动员农民以应需要的内容；不仅看不到，而且会注意到《五四指 示》内容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颇为矛盾的现象，即它一方面强调要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的一切正 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不要怕这怕那；一方面却又再三强调在宣传上暂时不要公开土改意图，仍应维持减租减息的说法，在行动上除对少数充当大汉奸的地主以 外，一般也不得采取没收土地的做法，要着重于通过佃权交换、清偿负欠等有偿形式，迫使地主自愿出卖土地。指示明确规定：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 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应多采取调解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与农民的纠纷；对抗属、烈属、干属及开明士绅等，还要给他们多留下一些土 地，及替他们保留面子。以至于这一指示从一开始就被下级干部形象地概括为一条批准九条照顾的土地政策。使原本在一些地方已经相当激烈的夺取土地的运 动，反而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制约。
　　对此，一年之后刘少奇曾经有过一种解释。他说：从\'五四指示\'当时的情况和环境条件来看，要求中央制定一 个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全国要和平，你要平分土地，蒋介石打起来，老百姓就会说，打内战就是因为你共产党要彻底平分土地。当时广大群众 还没有觉悟到和平不可能，还不了解与蒋介石、美国和不了。……为了既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又能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二者都照顾，使和平与土地改革结合起 来，结果就产生了\'五四指示\'。刘少奇这里所谓当时广大群众还没有觉悟到和平不可能等等，其实也是事后诸葛亮了。但他所谓当时为了满足解放区群 众要求，又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因而将和平与土改二者兼顾，却恰恰就是形成《五四指示》的重要背景所在。
　　2.中共中央推动土改的关心所在
　　注意到《五四指示》内容的矛盾性，自然也就不能不考察中共中央非如此不可的原因所在。
　　根据《五四指示》所说，中共中央决心批准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是基于各地区最近来延安的同志报告谈到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广大 农民已经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因此，我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换言之，中共中央这个时候提出土改意图，并非有 计划地设计在先，部署其后，而是受到地方报告所称实际运动的推动。非明确表态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不可。
　　那么。中共中央是如何受到地方报告的推动的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1946年45中旬中共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到达延安，汇报了华中根据地减租清算试点的情况。在谈到淮安县石塘区农民已经充分发动起 来，甚至出现数千人集体进城押了几十个地主回乡，清算其剥削账的现象时，刘少奇当即表示了不赞同的态度，指出：目前各地发动的算账运动，对大地主、恶霸 及汉奸化了的地主是可以进行的，但不要普及到中小地主及富农。鉴于此，邓子恢马上于20日致电华中分局称：今天我们主要口号是减租减息，至于清算旧 账，一般是对汉奸及少数恶霸来提，不要向一般中小地主普遍算旧账。这会引起整个地主阶级之恐慌，而感到无所底止。由此不难了解中共中央对各根据地的减租 清算运动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因此发现大规模冲击中小地主及富农的情况，颇感不安。
　　紧接着，中共中央又召集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和山东 分局副书记黎玉等人汇报各地减租清算情况，意外地发现，各根据地农民在减租清算斗争中的普遍倾向是要夺取土地，一些地方已经直接或间接地采取措施支持农民 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因此，仅仅几天之后，即在4月26日，中共中央就有电报给没有来中央汇报工作，但同样向中央提出了这类问题的晋察冀中央局去电说明： 现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均有极广大群众在清算及减租斗争中直接解决土地问题，我党不能不拥护群众此种土地改革行动，现中央正召集各区负责同志讨论这 个问题。邓子恢因此也不能不马上急电华中分局，说明：华中目前群众发动应大胆放手，不应束手束脚，不要过早纠正过左，不要害怕改变土地关系。
　　刘少奇及中共中央这种态度上的变化，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中共领导人到4月下旬还不曾意识到土地问题已经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更不曾想到过要用解决土地问 题的办法，来动员农民。推动中共高层在这个问题上改变政策的，不是战争形势，而是各根据地减租清算运动中所反映出来的现实状况。可以与此相映照的，还有经 过各种年谱、传记和专著所透露出来的中共中央讨论通过《五四指示》时与会者的发言记录。
　　关于中共中央讨论《五四指示》的会议记录，存在着时间 上的不同解释。因为当年关于《五四指示》的会议记录未标明时间，且被误植于3月15日另一次会议记录之中，因此，《任弼时年谱》的编撰者认为所谓《五四指 示》的讨论会实际召开于1946年3月15日，而《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以及《刘少奇传》的编撰者则否认3月15日会议讨论过《五四指示》草案， 坚持《五四指示》的讨论发生在5月4日当天。对此，金冲及先生亦相信后者的看法是对的，但金书对这个存在明显歧义的时间问题未置一词。而罗平汉干脆采用了 一种不可思议的两相将就的做法。他在自己的书中把同一份会议记录肢解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说明确有一个讨论土地改革问题的3月15日会议，一部分说明 还有一个讨论《五四指示》的5月4日会议。
　　上述两种说法，究竟何者更合乎事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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