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30日将成为远东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日子，犹如欧洲的巴士底狱事件一般。这一天，中国革命从无序的泄愤转入了有目标、有组织之行动的阶段。作为德国高学术奖——莱布尼茨奖、汤因比奖得主，《世界的演变》作者奥斯特哈默的成名之作，本书从五卅运动着眼，通过对历史的简要阐述，揭示中国革命共产主义转向的必然性。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1952年生，曾在伦敦德国史研究所和弗莱堡大学工作。现为康茨坦茨大学近现代史教授。出版过大量有关18世纪以来的欧亚历史之著作。主要作品有《中国与世界社会》（China und die Weltgesellschaft，1989年）；《亚洲的去魔化》（Die Entzauberung Asiens，1998年）、《殖民主义》（Kolonialismus，2006年第5版）以及《全球化史》（Geschichte der Globalisierung，与尼尔斯·P.彼得尔森[Niels P.Petersson]合作，2007年第4版）。2010年，以《世界的演变》而获得德国高学术奖——莱布尼茨奖。他的下列作品也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世界的演变》(Die Verwandlung der Welt)《中国与世界社会》(China und die Weltgresellschaft)；《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Shanghai,30．Mai l925．Die chinesische Revolution)。目前，他正在从事20世纪的去殖民化史研究，并和入江昭(Akira Iriye)合作主编《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6卷本)。。强朝晖，职业译者，译有《中国冲击》《水的政治》等。

上海，1925年5月30日／1
　　城　市／1
　　五卅事件及其后果／7
第一章　中国革命的前提条件／21
　　革命—国家的瓦解—现代化／21
　　农业帝国／33
　　农业帝国的终结／48
第二章　现代化初期的城市氛围／63
　　资产阶级与经济发展／67
　　从官僚士大夫到知识分子／85
　　社会底层与地下帮派组织／96
第三章　中国政治愿景与纲领／112
　　启蒙／118
　　民族主义／127
　　三民主义／135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141
第四章　政治乱局与扩张型政府／151
　　军事主义／154
　　官僚体系／169
第五章　农民与农村社会／183
　　劳动与所有制／187
　　商品化与经济停滞／201
　　不稳定性与灾害／206
第六章　共产主义动员阶段／216
　　实验与失败：1922年至1936年／220
　　抵抗与扩张：1937年至1945年／238
　　农村革命与军事占领：1946年至1949年／259
注　释／272
缩略语／320
参考文献／322
索　引／326

出版说明

《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是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早期的一部史学著作，它从五卅运动着眼，通过对历史的简要阐述，说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必然性，对其国内的、国际的、对手的、自身的因素均有分析。
本书逻辑严谨、论述周密，是一部难得的关于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著作。但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某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比如他对辛亥革命领导者孙中山的历史评价。为了让读者能够全面地了解奥斯特哈默的观点，我们对相关内容不做删减，也请读者在阅读时予以甄别。
以上种种，敬请读者了解。我们期盼读者的批评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6月


中文版序

本书的德文版最早是于1997年出版的。我很高兴看到，在时隔20年之后，它能有幸与中国读者见面。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大家在这里看到的是未经修订的原版。我本应通过注释，对书中许多内容加以修正。此外，在本书与我今天从事的工作之间，并没有太多的相通之处。本书出版后，我的研究方向从中国史转向了全球史。在全球史领域，中国扮演着重要，但并非核心的角色。了解拙著《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一部有关“长19世纪”的世界史——的读者想必会懂得，身为全球史学家，我所探寻并尝试论证的宏大关联是怎样的含义。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书是一个历史文本，它代表了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特殊视角。该视角如今虽已变得较为罕见，但仍然值得人们予以关注。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社会学视角。这一点在书中并不十分醒目，因为本书是从对历史上的一天——1925年5月30日——的叙述开始的。其缘由如下：本书是《20世纪的20天》系列丛书中的一部。其编纂者的初衷是，通过对这些特定历史日子的描述，对20世纪史的重要脉络加以梳理。当人们问到我，应当选择哪一天作为立足点来观察1949年前的中国史时，我首先想到的是1919年5月4日。但后来我觉得，选择1925年5月30日这一天或许更合适。
这是中国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开始的日子。然而它并非本书的核心主题，而只是后续阐述的一段序曲。本书以叙事作为开篇，后面的六个章节则以分析作为重点。在这方面，本书沿循了西方研究中国社会与政治问题的一项悠久传统。该传统早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时就开始了，它在卡尔·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著作《中国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1931年出版）中得以延续，此后又在以毕仰高（Lucien Bianco）《中国革命的起源1915-1949》（Les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1915-1949，1967年出版，英译本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出版于1984年）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中得到了发扬。所有这些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并不是讲述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将关注点集中在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力量上，例如宗教、农业、官僚体制、军事主义等因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本书是从一个论点出发展开论述的，该论点迄今在中国和外国仍然经常被讨论，而且并非每一位读者都毫无异议地对其表示认同。它建立在一条假设之上，即论述从19世纪末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历史的最佳方法，是将革命与现代化的矛盾关系作为着眼点。我的另一条假设是：在这一时期，“革命”是相对更为重要的因素。早在1958年，我的汉语尊师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在其著作《中国革命的百年》（Das Jahrhundert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英译本A Century of Chinese Revolution于 1970年出版）中便以经典方式对这种观点做出了阐述。“革命”在中国并不简单意味着推翻旧的政治制度：先是1911年的清王朝，然后是1948/49年的国民党统治。“革命”更多是对一系列历史进程的概括性定义，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各个领域，人们都可以观察到这些进程的发展。
但是，这些进程所呈现出的特点是不规律和非对称的。因此，我一直在努力尝试在中国各个地域之间做出划分，并尽可能详细地说明，文中涉及的究竟是中国社会的哪些阶级和阶层。思想同样是革命这一宏大进程的组成部分，为此我特意用了一个章节的篇幅来论述“中国政治的愿景与纲领”。在我眼中，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章节。特别是在这一章中，我尝试通过与欧洲民族主义的比较，来分析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性。我认为，这种做法在今天仍然是有益的。书中的阐述主要是针对1920年代和1930年代，因此乍看上去，这些分析似乎已不再有意义。但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是对中国的整体历史思维具有塑造性影响的一个时期，在其他许多国家亦是如此。当时形成的一些基础性理念直到20世纪末仍然对世界发挥着重要影响。
衷心感谢出版社促成了本书在中国的出版。特别感谢强朝晖女士，她凭借深厚的德文功底翻译了我的三卷本《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然后又翻译了本书。在我的书中不乏艰涩之处，这给翻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201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