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作《走出中世纪》的这部小书，初次出版到现在，已有二十年。
二十年前，在我正值所谓孔子行年五十而知五十非的年纪。不幸我从来就认为孔子早已属于历史，连同孔子生前总想复兴的古儒学，也早就异化为中世纪的经学，况且中世纪经学诸形态的蜕变过程，同样早已成为历史争论的课题。所以，我从来不敢苟同孔子或儒学表征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正如我从来不能相信所谓西方文化都属于基督教传统的说法一样。当然，我看自己与看别人，都不会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
也在二十年前，我重返中国史学从业者生涯，又近十年，一面教书，一面编书。任教的课程，主要是中世纪的经学史和史学史。而除了与友人合作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文化史丛书”，以及主编有关传统文化的论文集等，尚有余力，便用于考察中国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过程，主要希望解答先前我在编校注释清末民初章太炎、梁启超等学术论著中所发现的积疑。于是，就有了本书初版。
本书出版问世不久，加拿大的许美德（Ruth Hayhoe）教授，便选译大半篇章，编成英文版。那经过可见本书初次以中文发表的拙撰英文版序。令我有点意外的，是美、德几位汉学家就英文版发表的书评，注意的重点都在于本书有关17世纪在华耶稣会士与明清上层社会关系的历史考察。也许由于19世纪80年代末，一名中国学者竟不顾本土已成主流的所谓精神侵略论，而尝试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在当时西方汉学界还较少闻见的缘故吧？
然而本书初版在国内的回应，更令我意外。初版甫出，我就应邀前往多伦多、印第安纳和慕尼黑三所大学，相继承乏客座讲席。在外转悠一年有半，归来发现案头堆积的读者来信，达数百通。除了已识未识的同行朋友，大半来自不同职业的读者，包括中小学教师、技术人员、医生、工人、农民、警察、基层干部等，他们在来信中或述说读后感，或对拙著的某些说法提出质疑。不过使我惊异的，还是许多来信似乎不约而同，提出拙著没有讨论的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走出中世纪”？
这个问题，我当然无法作答。我的专业是史学，研究下限止于清末民初。生丁此世，想不关注现状也不可能。但对现状怎么看，是宪法保障的每个公民思想言论自由的权利，作为公民的历史学家自不例外。但我向来认为，如果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不能混淆历史与现状的区别，因而以古律今、以今律古或者借古讽今，都必然扭曲乃至背离历史实相。至于有人读史爱好对号入座，那是他的自由，也正如读小说《红楼梦》便自居林妹妹、宝哥哥一样荒谬。但假如自己荒谬，却指斥不合己意的历史论著为荒谬，甚至动用权力，给历史作者加上种种莫须有的可怕罪名，这固然合于秦皇汉武以来禁锢历史思考的传统，可惜正是马克思早就谴责过的文化专制传统。
所以，我很赞成清末章太炎为批判康有为托古改制论所作的《征信论》《信史》等文的见解，衡量历史作品的唯一尺度，就是实事求是，信而有征。做到很难，不仅需要抑制“古为今用”的冲动，而且需要抵制来自权势、金钱以及种种先入之见的干预。在这方面，假如真愿“以史为鉴”，那就首先不能忘记1958年陈伯达之流鼓动“史学革命”，一路革到“文革”十年，以“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始，到舆论一律赞颂秦始皇终。
对于众多读者关注本书讨论的“走出中世纪”问题，我是很感动的。当年没有可能逐一作复。但我从中发现，读者们同我一样，都很关心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是怎样的，而不厘清那段历史“是什么”，我们就不明白自己的先辈是如何从中世纪走出来的。而回答“是什么”，正是史学从业者的职守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