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套装上下册）》是国内外一次以考古发现为基础和线索，全面系统地梳理和研究中国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等五大历史问题的专著。不仅研究方法新颖，一次将史前有关历史问题的研究置于血缘组织与聚落群聚形态的平台上进行考察，还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城市起源方面完全不同于以往传统的认识，为今后类似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思想与方法。

前言 １１

家庭起源

第一章　 以血缘组织为基础的“族外婚” １３

第二章　以自然性爱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和家庭 ４５

第三章　以早期个体劳动个体经济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和家庭 ７８

第四章　以晚期个体劳动个体经济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和

家庭 １５８

家庭起源˙结语 １７０

私有制起源

第一章　 以集体劳动集体消费为基础的财富私有制 １７９

第二章　以早期个体劳动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财富私有制 ２０５

第三章　 以晚期个体劳动、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财富私有制 ３１７

私有制起源˙结语 ３３５

文明起源

第一章　 以血缘社会为基础的早期文明起源 ３４５

第二章　 以血缘社会为基础的中期文明起源 ３６１

第三章　 以血缘社会为基础的晚期文明起源 ３９９

第四章　 以地缘社会为基础的文明起源 ４１５

文明起源˙结语 ４３５

国家起源

第一章　 古城的崛起 ４４７

第二章　 古国的崛起 ４７１

第三章　 方国与帝国的崛起 ５２７

国家起源˙结语 ５５７

城市起源

第一章　 血缘社会军事中心的崛起 ５６７

第二章　 血缘社会政治与军事中心的崛起 ６０９

第三章　 地缘社会政治、军事与经济中心的崛起 ６７３

城市起源˙结语 ７０２

全书结语 ７１１

　　19世纪70年代末期，当法国有人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将唯物史观绝对化、公式化、简单化、标签化，“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时，马克思为了与他们划清界线，曾经讲过一句很沉痛的话：“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
　　为此，童恩正先生曾在《文化人类学》一书中写道：“愿这位先哲的科学精神能激励我们在原始社会史的理论探索中作出一个无愧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创造。”②
　　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北京大学考古的学子们就曾诘问过考古中广泛存在的“见物不见人”现象。为此，引起了苏秉琦先生关于如何利用考古资料研究历史的思考。伴随着苏先生的思考，伴随着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与文明起源课题的提出和研究高潮的出现，中国考古学关于中国历史，特别是史前史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步，中国考古学也逐渐在世界学术舞台上显示了“中国学派”的独特风彩③。
　　“1991年8月下旬，在一些青年学者的热烈倡议下，由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出面组织，在山东省兖州唐庄召开了一次有二十几个人参加的‘考古学理论研讨会’，会议为期一周，与会者除了三位年长的前辈专家之外，余者皆为来自北京和各地的中青年学者。会上就中国考古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向等问题，不同观点之间从理论上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和辩论，气氛很是紧张”，“现在回顾起来这段历史，当时的一些场面仍然历历在目，不由生出许多感慨。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不断地注入新的思想和活力，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和方法。青年学者的锐气和对事业的执着，使他们满腔热情，慷慨激昂，对中国考古学的前途产生一种迫切的危机感。虽然这股风潮并没有像美国新考古学那样明显地改变考古学的方向，却也使中国考古学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许多变化”①。
　　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一系列考古新发现的掩盖下，学术研究的泡沫化愈演愈烈，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以及大量引进国外“时髦”的理论与方法，都成了学术“现代化”的名片。其中，完全架空了史前社会原始面貌的“区域聚落形态”居然还成了中国文明和国家探源的思想武器与方法②。
　　为此，如何祛除浮躁，杜绝“假大空”的学术泡沫，并脚踏实地利用中国的考古资料如实地复原中国的历史，已经成为了当代学科发展与研究迫在眉睫的首要问题。
　　一、当代外国流行的不一定都是先进的
　　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以戈登·柴尔德为代表，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考古学影响越来越大③，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现象，因为，当时有一大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崛起了。为了划清与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尤其是为了划清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和国家起源理论的界限，西方学术界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架空或另筑史前社会形态之路。于是，忌讳史前有血缘组织，忌讳从事史前血缘组织的研究，已成现代西方人类学、考古学一个非常显著的时代特点。受这一变化影响最大的就是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由于他的《古代社会》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视，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与国家起源理论的重要基础；虽然他并不认识也没有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但其书中关于人类早期社会形态与组织、组织形态的研究成果，受到了普遍的质疑，而且被束之高阁。为什么同为美国人的考古学家戈登·威利（Gordon Willey） 20世纪50年代初关于秘鲁维鲁河谷聚落形态的研究④，以及此后兴起并流行于西方的“区域聚落形态”理论都竭力回避氏族、部落等人类早期组织的名称与概念，甚至不惜用现代地缘社会学的一些概念与名称来研究史前社会，将古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组织与组织形态都套在古人头上，还用以描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