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几十年中，于尔根· 哈贝马斯身上被贴了很多标签，比如：“ 现代性卫士”、“ 交往理论大师”、“ 国家政治文化的公共良心”、“联邦共和国的黑格尔”，还有“美茵河畔的权力”、“法兰克福的烈性子”、“ 德国导师” 等，不一而足。诸如此类并不完全是恭维之词的中性标签还能随手写出一长串。可见哈贝马斯的新闻价值有多高，再说，就其作为学者和时代诊断者的影响来看，他委实不缺知名度。那么，为什么要为他写一部人物传记？ 尤其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传记，既不想突出刻画（公众并不熟悉的）于尔根· 哈贝马斯这个人物，也无意为“ 思想大师”的85岁寿诞奉上一份纪念？毕竟，我们生活的时代如哈贝马斯本人所言，既不需要英雄，也不需要反英雄。促使笔者作为社会学家一头扎进传记资料调研中，尝试再当一回传记作者的原因是，我相信，追述哈贝马斯这样一个人物的生平轨迹，对研究社会学诞生以来的考察核心——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将大有裨益。也就是研究：这个人物怎样在与他人的生活互动中，成为唯有置身于时代并深刻剖析时代，才塑造了其人生的唯一性与独特性的那个个体。
诚然，把这部传记写成一个非同寻常的励志故事的诱惑很大。但倘若如此，就形如对这一生活史中部分人所熟知的阴暗色调的修饰，况且，哈贝马斯至少乍看属于典型中产阶级的生平，也与励志故事相去甚远。他在采访中一再强调，他总体上顺风顺水的成长经历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与同代人的历史命运和重获自由后实现个人抱负的途径相差无几。若相信他这一自我描述的字面意思，对哈贝马斯的一生，人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不过是一步步走过一个又一个人生阶段的成长历程，一种普通意义上的生平而已。确实，他的一生基本是衣食无忧、按部就班的一生：童年、小学、中学时代，然后上大学、结婚、生子、就业。他的一生也有曲折和坎坷，也经历了历史的断裂和重大转折，和万千普通人别无二致。那么，这样一种生存历程的独特性——寻常中的不寻常，又在哪里？哈贝马斯在学术上的卓越建树无疑令人瞩目。他的专题著作和文集被翻译成4 0 余种文字，他作为学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作为作者得到了学术界内外的广泛好评。这样说来，应该不难猜到结论：哈贝马斯传基本就是哈贝马斯作品史。而这样一种人生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它远不是一摞高深莫测的学术著作能够体现的，是因为这个人一次又一次走出大学这个象牙塔，扮演起好斗的辩论者角色，以图通过这种方式影响——或许可以说，确实影响了——这个国家的心态史。就此而言，从某种程度上说，回顾哈贝马斯一生经历的事件，是体现本部传记真正主题的主线，即描述其本职工作和业余职业之间的相互交缠，以及在当代历史事件背景下，其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与公共知识分子介入之间的交互关系。
必须承认，无论传记作者如何确定传记重点，都难免有僭越之嫌。因为在传记资料调研和撰写过程中，必然会有轻率和冒犯的时刻，甚至可把传记资料调研称作怀有敌意的行为。传记作者不得不将好奇的目光对准私人生活。更过分的是，还要在传记主人公的生活中掘地三尺，任意决定资料的选用，比如哪些事件须仔细观察，哪些可一目十行迅速带过，哪些可甄选待用。换言之，他必须决定，略过哪些生活瞬间，舍弃哪些事件，是否可凭借“精确的想象”（阿多诺语）来填补空白，如果可以，填补在哪里。在这些时刻，传记作者几乎无异于小说家。如马克斯· 弗里施《我的名字据称叫甘腾拜因》中的主人公一样，传记作者也在黑暗中反复琢磨，追溯一个人的生平所获得的认识究竟意味着什么——“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把握坎坷曲折、矛盾重重的人生经历，传记作者的做法和弗里施小说中那位佯装盲人的主人公一样：“我想象故事。”然后开始挖掘故事中的故事，传记作者在这方面可能比作家更有优势，因为他在讲述故事时有大量资料可以依托。
所以，一部传记充其量能做到言之可信，而永远做不到准确无误。在我看来，若打算将一段真实人生依样画葫芦搬到传记里，注定行不通。本传记不追求这样的真实性。因此，如果期待作者以一种满足读者猎奇心理的方式对待传记对象，或期待爆料耸人听闻的内容，一定会失望。
本书重点描述哈贝马斯的生活及其显见的思想活动，不奢望如人物特写那样还原人物的真实性。本传记研究聚焦各种各样的文本类型。说得直白些：重点描述行动，其次才是行动者。我首先剔选的是哈贝马斯作为最宽泛意义上的作者，并且是作为哲学家及推动了政治的那种知识分子类型的代表，即作为行动者所留下的印记。系统收藏这些印记的地方当然是档案，包括我个人的哈贝马斯档案，里面藏有多年来收集和系统整理的有说服力的原始资料：能搜集到的哈贝马斯的公开出版物，部分来往信函﹑ 访谈和自传片段及大部分他自1 9 5 3 年以来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另外还有照片及其他图片，以及若干与同道人和时代见证者的对话记录。如何对这个档案及其他档案中的资料进行筛选、系统整理和分析利用，取决于本传记的特殊问题提法：哈贝马斯怎样一方面成了提出了交往理性理论的哲学家，同时又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
关于哈贝马斯的知识分子对话实践，我观察的重点并非哈贝马斯这个人物，而是他在公共场域的介入行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研究如下问题：在哈贝马斯经常参与，甚至部分由他挑起的争夺公众关注和知识分子解释权的斗争中，是怎样逐渐产生了两极分化。另外，我还观察，作为知识分子论争的核心人物，他采用了哪些话语手段或政治思想战略。最后一个问题是：在其知识分子干预的过程中，被冠以所谓“ 左翼意见领袖” 名头的哈贝马斯的立场的轮廓是如何显现的？
本传记差不多完全舍弃纯粹的个人传记视角，对哈贝马斯在这样或那样场合下可能的“ 所思” 或“ 所感” 不妄加揣测，贯穿本书始终的是凸显哈贝马斯独特影响的哲学反思与知识分子介入间的相互作用。本书意在阐明生活史与作品史在当代语境下的相互依存关系。
在传记创作过程中，传记作者对传记对象的态度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撰写传记的挑战无疑在于，能否把握与传记主人公距离的近与远、中立分析的外部视角与解释性阐述和重点理解的内部视角之间的平衡，而解释性阐述和重点理解只能通过亲和力和移情能力。我也必须找到自己的方法，对传主采取一种既有距离又接近的态度。以这种方式试图从线团样缠绕纠结的生活史中抽出线头，希望以此呈现生命线的铺陈和走向。我主要按时间顺序来写，但偶尔会回顾或提前叙述某个事件，便于照顾到按时间顺序描述会被遮蔽的事件关联性。此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对于哈贝马斯终生都在思考的一些问题，我做了近似于定格的处理，拉近镜头放大，便于仔细观察。这主要涉及哈贝马斯理论发展的连续性及非连续性。这方面我尽量不发表自己的阐释意见，而是保留传记主人公自己的声音。
最后还要提及的是，不可否认，这部传记存在着可言说性限度。所有纯粹关涉个人隐私、对理解哲学和知识分子实践无益的内容，一概隐去。当然，这部传记有个开放性结尾。因为它所书写的生活和工作仍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