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国清流”系列深受文化界和读者好评

“民国清流”系列七卷本陆续上市以来，得到叶廷芳、叶辛、梁晓声、张抗抗、周大新、肖克凡、解玺璋、何建明、孙郁、张颐武、王跃文、岳南、李建军、李敬泽、北村、余世存等名家倾情推荐！ 联合早报、南方都市报、凤凰周刊、央广、人民网、新华网、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等国内外百余家媒体报道推荐。其中《民国清流1》入选《作家文摘》2015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百道网中国好书榜2015年度人文类好书。

2.丹心著史，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文人写文人

作者汪兆骞是文学界、出版界的老前辈，著名文学评论家、编辑家。汪老先生经手孵化的名作，大多让人如雷贯耳；汪兆骞做过嫁衣的作家尤其是文学大家，几乎占据中国当代文坛的半壁江山。汪兆骞是一位秉持道义与良知的知识分子，由他以客观公正的史家视角讲述民国时代文坛，剖析人物的性格与人格，自然游刃有余，功力深厚。

3.客观公正，披露真相，还原历史，刻画大师们复杂的文化品格

“民国清流”系列为编年体集体传记，将人物至于大事件大冲突中摹形刻画。历史人物在某一历史节点上的一些表现，往往非常复杂，它必然与时代宏观大背景息息相关，也与其性格和个人当时的微观处境紧密相连。

作者凭借翔实的史实与依据，实事求是地撰写历史，披露真相，还原历史，以生动优美的文笔进行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讲述与剖析，立体刻画民国大文人大知识分子在大环境中呈现出来的多种文化品格。

4.关于民国大师和民国文化不可错过的读本

“民国清流”系列客观公正、优美流畅、生动鲜活的写作风格，编年体集体传记的写法，使得这一系列重磅力作既成为关于民国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和民国大知识分子的史料的有益补充和延伸，又能让普通读者在汲取历史新知的同时，获得愉悦而充实的阅读享受。

一套“民国清流”系列七卷本，读懂整个民国文化史、文学史和思想史，读懂大师们的崇高与卑微，飞扬与落寞，读懂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与未来。

◇《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内容简介
民国清流用自己的学养和风骨，写就的是中国“士”的短暂与辉煌
本书是关于民国清流一代大师们的长篇集体传记和史诗力作。
民国六年至民国十六年（1917至1927年），中国呈现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比肩的思想活跃、文化灿烂的局面。继承了传统“士”担当精神的一代民国清流，“以天下为己任”，为民族自尊、学术自尊，在风云动荡的时局中扮演着先锋角色。他们学问超绝而又狷介不羁；相互间道义学问相砥砺，却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不断被分化，一时间龙吟虎啸，各领风骚，折射了一个大时代的风起云涌、雪雨阴晴。
本书系统地讲述了那些特立独行的民国文化大师们在思想、学术、政见、工作和生活各个层面，互相交流、碰撞、交锋过程中的友谊、恩怨、是非、因缘与分合，生动地再现了他们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转折时期的生活图景，刻画了他们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文化品格，忠实讲述了他们的伟大与卑微，崇高与缺陷，描绘了一轴无比辉煌的民国文化画卷。

◇《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内容简介
民国大师分化与交锋时期的历史真相
《民国清流2》承接的历史阶段（1917年至1927年），呈现出民国十六年至民国十九年（1927年至1930年）文化主战场的“战国”景观。时值国内政局巨变，国共两党合作破裂，政治斗争激烈而严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举起大旗的文化主将们出现严重的分化，蔡元培、鲁迅、茅盾、瞿秋白、丁玲、叶圣陶、柔石、胡适、沈从文、林语堂、郁达夫、梁实秋、包天笑、周瘦鹃等纷纷来到上海，文化中心暂由北京转到上海。一时间，民国文化思想界风起云涌，各文化流派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创造社、太阳社、新月派、语丝派、新感觉派、“鸳鸯蝴蝶派”、唯美颓废派等派别林立，“封建余孽”、“革命战士”、“同路人”纷纷亮相，演绎出民国文化思想界的论战交锋和恩怨情仇。


◇《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内容简介
隐匿山林还是出世救亡？且看民国大师们的非常抉择！
本书沿袭《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的风格，承接前两部的历史阶段（1917年至1930年），讲述民国二十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1年至1936年）再次成为文化主战场的北平呈现出的中兴景观。期间，国共两党合作破裂之后，政治斗争激烈而严酷，日寇逐步开展侵华活动。民族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抉择？
文化主将们严重分化后，纷纷从上海回归北平，新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天才成群地来”，胡适、周作人、老舍、废名、章太炎、刘师培、刘半农、俞平伯、沈从文、冰心、金岳霖、萧乾、张恨水、朱自清、钱穆、傅斯年、陈寅恪、梁实秋等大师，或选择振臂高呼，团结民众，救亡图存，或选择灭迹山林，躲进小楼成一统，追求个人成就。民国学界一时云蒸霞蔚，是为中兴时代。
作者不囿于故有定论，依据翔实的史料，客观地描写民国大师们的崇高与卑微、飞扬与落寞，真实地还原他们独特而复杂的文化品格和人格。

◇《民国清流4：大师们的抗战时代》
大师们的民族大义与家国情怀 大文人的悲壮迁徙和抗战史诗
本书沿袭《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的风格，承接前三部的历史阶段（1917年至1936年），呈现出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战时期悲壮而惨烈的文化景观。
七七事变之后，国难当头，民国知识分子自觉站在统一战线的大旗下，演绎了一部壮烈激越的抗战史诗。无论是在国统区、解放区，还是在沦陷区，抑或上海的“孤岛”，“民族”“救亡”的主流都激起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让抗战时期的文化思想界空前统一。胡适、郁达夫、老舍、沈从文、梁漱溟、茅盾、张恨水、闻一多、郑振铎、马寅初、陈寅恪、吴宓、赵树理、丁玲、萧军等，做着他们认为文人应当做的事情，在抗日救国的路上披肝沥胆，以各自的姿态，演绎着知识分子的气节、风骨与担当。
作者不囿于故有定论，依据翔实的史料，书写被遮蔽的历史，刻画真实生动而丰富的人物命运，立体式地彰显了民国大师们独特而复杂的文化品格和人格。


◇《告别与新生：大师们的非常抉择》
凤凰涅槃，时代命运中大文人的人生际遇与选择
本书为经典史诗级民国大师集体传记“民国清流”系列七卷本的收官之作。沿袭“民国清流”系列图书风格，呈现出1946年至1948年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分化与转型，客观描写了民国大师与政治或即或离的生存状态，以及面对去留问题时的非常抉择。
生逢鼎革，山雨欲来风满楼，站在十字路口，胡适、老舍、沈从文、郭沫若、茅盾、闻一多、张爱玲、林徽因、丁玲、张恨水、曹禺、赵树理、冯雪峰等大文人，不可避免地为历史与时代所裹挟，以坚定的道义和担当、独立的品格和人格魅力，进行着一场影响个人命运甚至中国文化命运的抉择。国统区的文人，努力书写人性的幽曲、精神的觅寻，在与政党、政治的复杂关系中曲折地成长；而解放区的作家，兴奋地以丰富多彩的笔墨为解放战争留下真实生动的文学画卷。在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上，中国文化界何去何从？“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士”，新时代的钟声正激荡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
一如既往，作者不囿于固有定论，依据翔实的史料，客观地描写大师们的崇高与卑微、飞扬与落寞，真实地还原其独特而复杂的文化品格和人格。

◇《走出晚清：大师们的涅槃时代》
时代大变局下，大师们的困惑与突围
本书为经典史诗级民国大师集体传记“民国清流”系列的前传。沿袭“民国清流”系列图书风格，呈现出1912年至1916年新文化思潮汹涌澎湃的壮丽景观，客观再现20世纪初中国文化进程的巨大蜕变。
时值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中国面临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谭嗣同、黄遵宪、柳亚子、苏曼殊、章士钊等传统文人开始思考救国之道并努力付诸实践。他们仓促而毅然地登上历史舞台，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己任，自觉地自我启蒙，传播新学，通过文化进行救亡图存，表现出“民族之正气”以及文化生命的巨大魅力。
在这个文以载道的传统国家，在时代巨变中，传统文人遭遇各种困境、苦闷与彷徨，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与突围。他们在精神和思想领域奋力跋涉，以文字为武器，在实现相当文化和文学成就的同时，也希图借此找到一条走出晚清桎梏的文化转型之路，完成自身的涅槃。

◇《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
尽写文坛江湖事，彰显人性的光辉与卑微，复杂与多变
尽写文坛江湖事，真实再现大师们的情谊、恩怨、是非与纷争，彰显人性的光辉与卑微，复杂与多变。
他们，个性或狷介，或痴狂，或迂腐；他们，性情不失风骨、风趣和浪漫；他们，品格清风朗月、苍松劲竹。他们是近现代飘逸浪漫的士人才子，却也在变幻莫测的时代大背景下，不可避免地演绎着中国文坛江湖的风雨激荡和恩怨纷争。
相知、相敬、相重者，莫如胡适与陈独秀，胡适与李大钊，冯雪峰与鲁迅，吴祖光与两任妻子吕恩、新凤霞；爱恨纠葛、难分难解者，莫如徐志摩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交恶纠缠、怨怼一生者，莫如鲁迅与周扬，胡风与周扬，丁玲与周扬；孰是孰非实难道断者，莫如钱锺书、杨绛夫妇与鲁迅……作者用清丽文笔，将风流云散的大文人恩怨风景尽落纸上，如此真实、清晰、可感。
作者所书，不囿于既有定论，不人云亦云，而是钩稽翔实史料，重寻这些大文人之间相交与相重、分歧与相轻的是非恩怨；通过事实和细节剖析人物个性，透视世道人心，客观公正地褒贬这些大文人丰富复杂的人格与文化品格。

★汪兆骞 生于194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当代》副主编兼《文学故事报》主编。中国作协会员。著有《往事流光》《春明门内客》《记忆飘逝》《紫塞烟云》《张骞》等，新近出版有经典史诗级民国大师集体传记“民国清流”系列七卷本：《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民国清流4:大师们的抗战时代》《告别与新生：大师们的非常抉择》《走出晚清：大师们的涅槃时代》《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深受读者好评。

1.“民国清流”系列深受文化界和读者好评
“民国清流”系列七卷本陆续上市以来，得到叶廷芳、叶辛、梁晓声、张抗抗、周大新、肖克凡、解玺璋、何建明、孙郁、张颐武、王跃文、岳南、李建军、李敬泽、北村、余世存等名家倾情推荐！ 联合早报、南方都市报、凤凰周刊、央广、人民网、新华网、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等国内外百余家媒体报道推荐。其中《民国清流1》入选《作家文摘》2015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百道网中国好书榜2015年度人文类好书。

2.丹心著史，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文人写文人
作者汪兆骞是文学界、出版界的老前辈，著名文学评论家、编辑家。汪老先生经手孵化的名作，大多让人如雷贯耳；汪兆骞做过嫁衣的作家尤其是文学大家，几乎占据中国当代文坛的半壁江山。汪兆骞是一位秉持道义与良知的知识分子，由他以客观公正的史家视角讲述民国时代文坛，剖析人物的性格与人格，自然游刃有余，功力深厚。

3.客观公正，披露真相，还原历史，刻画大师们复杂的文化品格
“民国清流”系列为编年体集体传记，将人物至于大事件大冲突中摹形刻画。历史人物在某一历史节点上的一些表现，往往非常复杂，它必然与时代宏观大背景息息相关，也与其性格和个人当时的微观处境紧密相连。
作者凭借翔实的史实与依据，实事求是地撰写历史，披露真相，还原历史，以生动优美的文笔进行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讲述与剖析，立体刻画民国大文人大知识分子在大环境中呈现出来的多种文化品格。

4.关于民国大师和民国文化不可错过的读本
“民国清流”系列客观公正、优美流畅、生动鲜活的写作风格，编年体集体传记的写法，使得这一系列重磅力作既成为关于民国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和民国大知识分子的史料的有益补充和延伸，又能让普通读者在汲取历史新知的同时，获得愉悦而充实的阅读享受。
一套“民国清流”系列七卷本，读懂整个民国文化史、文学史和思想史，读懂大师们的崇高与卑微，飞扬与落寞，读懂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与未来。

《走出晚清：大师们的涅槃时代》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催生了思想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国社会涌现了一大批由戊戌变法时期的士大夫转化而来的维新志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谭嗣同、黄遵宪、柳亚子、秋瑾、章士钊、陈独秀、胡适等，他们以“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为己任，同时自觉地自我启蒙，宣传民权，传播“新学”，鼓吹文化革命，以救亡图存。民国元年至民国六年（1912 年—1917 年），中国出现了新思潮汹涌澎湃的壮丽景观。

★随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周树人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先在南京教育部任职，旋又到北京任教育部佥事。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让他由些许的兴奋再次陷入苦闷和消沉。1912 年至1917 年，周树人没有一篇像样的文学作品诞生，拿着丰厚的俸禄每天以抄写古书、辑录金石碑帖、校订古书、潜心于佛道经典，消磨时光。

★康有为在中举之前，曾以布衣身份，上书朝廷，要求变法救国，提防日本，此举在大清实乃破天荒之举，朝廷震惊，全国士人更是钦佩他勇敢谏言，自此康有为声名大震。等到甲午战败，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想起这个敢说敢言的康有为，认为他有先见之明。

★光绪阅过康有为之“上书”，受到启发，赞成变法维新，对甲午战争及签订《马关条约》也深觉不快，他曾责问李鸿章：“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公车上书”，表达了士林阶层的爱国求强思想，推动全国人民谴责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爱国运动。维新志士谭嗣同悲愤地发出“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呐喊，表达了中国国民的沉痛心情。


★康有为们，早就深知，推行维新，皇帝并无实权，慈禧一直是变法的绊脚石，已在谋划除之而后快。他们发现光绪密诏，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于是打着“救驾”的幌子，密谋“围园劫后”铲除西太后的行动。正是这“围园劫后”的密谋，将并不想采取激烈手段推行变法的光绪推入万丈深渊，从此光绪母子恩断义绝，光绪终究被囚禁致死。这也将维新党人送上了断头台。

★在如何变法问题，比起康、梁采取激烈手段，“围园劫后”及制造光绪伪诏，争取国际社会干预等方面，谭嗣同要比康、梁保守得多。谭嗣同从未出过国门，对西方的实际情况缺乏直接的深入调查了解，所涉及的西学当然是片面的，因此谭强调西学西法，难以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他的“变西法”，就显得一厢情愿，颇有些悲剧色彩，他个人也成了悲剧性人物。

★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翻译传播《共产党宣言》的刘师培，并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反而在其政治生涯中，几度变节，背叛同盟会和孙中山。1908 年，为夺取同盟会干事职权，提议改组同盟会本部，被拒，遂变节，投靠端方，后被革命党人捕获，在章太炎、陈独秀力保下，获释。后来再度变节，充当阎锡山高级顾问，追随杨度，投靠袁世凯，参加“筹安会”并担任理事，拥护袁世凯称帝。

★刘师培在上海认识了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等雄视文化界的一众清流。在他们的影响下，刘师培开始了自己沉浮多蹇的人生之路。开始，还是大道通天，立志绝意科举，投身民主革命活动。他是以排满的姿态，以《留别扬州人士书》一文发表在影响颇大的《苏报》上，示于人们，并更名“光汉”，即“光复汉族”之意，表示其反清的决心。

★1907 年，刘师培一家人东渡日本，系受章大炎邀而行。当时的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刘师培认识了日本社会党人幸德秋水，受其影响，很快变成无政府主义者。当时写的《无政府主义平等观》，阐明了他自己的无政府主义观念。
章大炎、张继和刘师培等人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宣讲杂糅着国学、启蒙学、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后来的李大钊、郭沫若诸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

★1912 年10 月，梁启超终于自日本买舟归国，结束三年的流亡生活。黄兴自京去天津码头迎迓，颇有修好提携之意。但不巧因风大浪高，梁氏所乘之邮轮未能按时入港，黄兴误认为系梁启超故意避而不见，故悻悻而去。
隆重的欢迎梁氏归国的仪式，是在北京正阳门车站举行的。袁世凯的代表、政府各部次长、参议院议员、各政党代表及各界清流一百多人到站欢迎，交通为之一滞，可谓盛况空前，是梁一生极尽荣耀风光的日子。

★袁世凯的盛情，让梁启超心里很是受用，不久发表长文《中国立国大方针》，更让袁氏的心中也颇受用。文中希望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为民族立丰碑，为万世开太平”。梁启超从保皇派到拥护共和，又到拥袁世凯，再反对袁世凯，可谓“善变”，受人诟病。梁也承认自己本性“流质易变”，但绝不承认别人所批判之政治投机。早在1903 年，在变为支持孙中山革命时，在《政治学大家伯论知理之学说》一文中说：“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

★康、梁携其家眷到日本后，生活景况大有差异。康拥有保皇党捐赠之百万美元巨款，供其与众妻妾挥霍。而梁却只能靠卖文为生，日子过得极为艰难，很少得到康氏的接济，使梁颇为不悦。康以拥有“诏书”而雄视其维新派，“诏书”成了金砖，亦变成沉重石头，牢牢拴住康氏。而梁多与革命党人交往，如饥似渴阅览西书，始倾向革命，准备与孙中山联合组党，孙为会长，梁副之。即使此时，梁还念念不忘其师康有为，问孙：“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

★梁启超在亡命日本时，受日本小说的影响，第一个提出“小说界革命”口号。他在研究小说论文《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倡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尽管梁启超并不旨在研究文学，而是把小说革命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的一种手段来看待的，但客观上，有利于小说的发展。
1902 年，梁启超率先明确提出“新小说”概念，晚英国人傅兰雅提出“时新小说”，整整晚了七年，梁启超云：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南社骨干柳亚子、宋教仁、陈其美、苏曼殊、黄人等坚决反对袁世凯复辟，并在反袁斗争中，宋教仁、陈其美等社员壮烈牺牲。但南社另有一部分社员日渐消沉，寄愁郁于诗酒逍遥。柳亚子站出来，于1914 年改变南社领导体制，希冀传统，但事过境迁，柳亚子也无力回天，南社的早期生气渐消遁。

★苏曼殊一生漂泊不定，一会儿激进闹革命，一会儿读书学画，一会儿吟诗作赋，一会儿写小说。1907 年在日本曾与鲁迅筹办《新生》杂志，未果。又与章士钊同住东京民报社，有感而发，在《民报》发表多幅绘画。皆以宋、元、明、清的民族英雄为题材，笔下流溢着悲壮的爱国主义情怀。

★初闻武昌起义消息，苏曼殊正在会馆给学生上课。课后，即备酒肴。邀学生放怀痛饮，借酒兴，他豪挥画笔，顿刻绘成一幅兴会淋漓的《石翼王夜啸图》，然后又乘兴命笔，给柳亚子、马君武老友写信，笔走龙蛇，如有神助，一气呵成，先是自己速览一遍，然后大声呼道：“都安静，听我读！”众学生立刻鸦雀无声。
苏曼殊指了指墨迹未干的《石翼王夜啸图》，朗声道：“我读完之后，有能为此信增减一字者，拿走此画。”

★是年，在袁世凯血腥高压下，虽时有反抗之声，但总体看，该年的知识界和言论界，处在一片暗淡、萧索的气氛之中。周家兄弟的登场并不华丽，甚或有些黯然。南社之立，“天下豪俊，咸欣然以喜”，成为政治性很强的成就很大的文学社团。而社员柳亚子、陈去病、宁调元、黄节皆为当时风云人物。
★袁世凯站在台上，扫视了一下台下到会的自己指派的军阀官僚、前清遗老和进步党人，脸上便露出得意的微笑，似乎在向世人说，你们大概还记得宋代邵雍的《观盛化诗》中的“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一句吧，如今那属于我老袁的天晴了。在台下的熊希龄、梁启超，一脸错愕。

★是年，蔡元培到厦门，在厦门的北京大学师生闻之，纷纷去拜望曾经的老校长，或宴请，或座谈，诉思念感恩之情，正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却故意避而不见，蔡元培心感悲伤。但是蔡元培却一如既往地关照鲁迅。不久，蔡元培聘请鲁迅为民国政府“特邀撰述员”，每月三百大洋的政府津贴。同被聘的胡适，以“特约撰述员”乃一虚职，并无什么可“撰述”者，坚拒。这些都是后话，不赘。

★早年，周树人在路矿学堂读书时，喜骑马，但骑术甚差，经常刚刚上马，即重重坠马，摔得皮破血流。而自己却不以为意，爬起来笑曰：“落马一次，即增一次进步，值得。”每次，周树人骑马路过满人驻防旗营时，总遭到旗人骑兵的奚落。一次，周树人不服，与骑兵斗气，两骑并驰。周扬鞭策马己奔，不料那骑兵将腿放在马脖子上。用马鞍刮撞周的腿，周未能发觉，结果，吃了暗亏。如今重游故地，周树人扬眉吐气。

★周树人在教育部工作甚少，除“枯坐”，便是几乎天天到同和居等处宴饮，或到琉璃厂去淘古董，或躲在会馆抄古书，辑录金石碑帖。有人说“鲁迅在北京生活得很清苦寂寞”，看看周树人的日记，单昂贵的狐腿裘抖一买就是两件，再看看他到津至日租界加腾洋行“购领结”“革履”，可知，周树人的日子算不上大富大贵，却也过得滋润体面，这是事实。

★周树人曾在《呐喊•自序》中说，他原本想通过学医，毕业后回国救治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在仙台学医的两年中，见到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中，中国人给俄国人当侦探，被日本人捉了杀头，而看热闹的一群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使他大受刺激。他深深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于是他决心从医治国民的精神入手，中止学医，改治文艺。

★周作人是在母亲鲁瑞和兄长周树人的催促下，又经周树人到日本劝说、敦促之下，于1911 年9 月，偕日本夫人羽太信子回国的。在日本居住了五年的周作人，一度随其兄在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课，被视为其弟子。周作人早在南京读书时，便因“《苏报》案”，对一身正气的章太炎产生崇敬之情。那时他还是梁启超和严复的学生，直到“看见《民报》上章太炎先生的文章”，由其兄带动，才由追随梁、严，转向章太炎，于是就与其弟子钱玄同、许寿裳等人相识，以后产生纠葛。

★1906 年初夏，周氏兄弟与二位同乡结伴登上海轮，从上海东渡日本。兄长新婚借机逃离这桩悲剧的婚姻，弟弟只想见识外部多彩的世界。那时，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告终，这对渴求民族自强的周氏兄弟来说，自然有一种渴望和期待。
果然，到了日本，二十岁的少年郎周作人，被日本文化的神韵所吸引。刚到日本的那天夜里，来到寄宿的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时，一位十五六岁的日本少女的一双赤足让周作人浮想联翩，彻夜难眠。

★周作人一生喜谈自己，甚至，连他心仪的女子，也津津乐道，比如他十二岁时，在杭州陪伴羁押在杭州府狱中的祖父时，隔壁姚家与他同龄的“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的养女“阿三”，成了他“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1900 年，周作人在绍兴娱园遇见与他同年同月生的表姐郦，又顿生爱慕；东渡日本，在寄宿的伏见馆，刚一见到店主妹乾荣子，也生“喜欢”之心。三十年后，周作人偕夫人信子到东京度假，与乾荣子有一次偶遇，竟带来一场夫妇吵架风波。


★康有为喜读杜甫史，效法其爱国主义、不惜自我牺牲的精神，及“沉郁顿挫”的诗风和以诗记史的史家笔法。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康氏同时也向屈原、李贺、龚自珍学习借鉴的痕迹，而且形成了“寓主观于客观”，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明白说出的艺术风格。另外，因其周游世界，其诗“以欧洲之境界、语句”入诗，但传统诗风未变。

★1913 年旧历三月三日，樊增祥、沈曾植等十人“修褉于上海之樊园”，“赋诗皆用少陵丽人行韵”，也是这一天，梁启超、严复、易顺鼎等三十余人，“修褉于京师西郊之万生园，却以群贤毕至……分韵”。同一天，南北两大诗派齐登当时的中国诗坛，或唱维新之曲，或吟新旧遗老之旧歌。赏良辰美景，于名胜之地，挈茶果饼饵集焉；或饮于寓斋酒楼，品美肴佳酿，赋诗唱和，依旧吊古伤今，品评为乐。与这些诗派不同，南社诗人却唱起大风歌，给诗坛带来一股浩然之气。

★柳亚子就是诗界革命的响应者和实践者。他在十六岁时，读《饮冰室诗话》及《诗界潮音集》中的诗，眼界大开，将过去写的诗作，全部付之一炬，以誓响应诗界革命之决心。实际上，柳亚子接受了梁氏的启蒙思想。1902 年已接受卢梭的《民权论》，崇信天赋人权和响应梁启超倡导诗革命的柳亚子，激情满怀，赋诗《岁暮述怀》。

★“国仇家恨，耿耿胸臆间”的少年柳亚子，把一种新的民主主义的“国家意识”与文学联系起来，“靠着文学有灵，鼓动一世风潮”，声称“一定要打破这五浊世界，救出我庄严的祖国”，“才算不放弃国民的责任”（《胡寄尘诗序》）。历史上在国家危难之际，常有“亡国士大夫”之哀叹，而柳亚子却以“共和国民”之诗与其对立，代表了清末文学界“革命”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