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通史第一卷

本书对先秦至隋朝时期的货币制度、货币形态、货币生产、货币流通、与货币相关的人物和事件、货币思想以及货币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影响和作用，进行了准确、全面、系统的分析和叙述。

姚朔民

《中国钱币》杂志原主编，中国钱币博物馆原副馆长，编审。国内知名中国货币史和中国钱币学专家。曾主持编辑《中国古钞图集》（中国金融出版社），任《中国钱币丛书》（中华书局）主编，并有点校古籍、发表货币史论文多种。

与纪传体不同的是，本书是专史，重在叙述货币相关的事件，而古代的“纪”是以帝王为主线的，专史则必须以事件为主线。处理以事件为主线最好的方式是宋朝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个新体例：纪事本末。于是我决定，以事件为主线，本书的主体应是纪事本末体。按照这一思路，本书确定的编写方式是：

主体为两大板块：事纪、传纪，互为经纬。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史记》“本纪以序帝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本书是专史，所述史事是参与历史的帝王、诸臣、人民共同创造的，所以不以“纪”字为帝王专享，而以为事、为人作“纪”。

“事纪”是本书的经。事纪将按照纪事本末的方式，大体以发生时间为序，叙述与货币相关的事件。但是货币是社会的产物，相关事件都是在人的活动中发生的。单纯叙事，事件就显得很单薄。历史上的事情都是复杂的，了解人物对理解事件会有很重要的作用。

“传纪”是事纪的纬。介绍与事纪相关的人物是理解历史事件的重要方面。在历史上也有一些人物，并不一定介入历史上的货币事件，却与货币问题或相关经济问题有一定联系，甚至为后世所重视。当然这里的传纪并非人物的全传，重点还是为使读者对相关史事有更深入的了解。

事纪是骨架，传纪是血肉，庶几可以使读者得到一个比较丰满的印象。除此之外，考虑到本书既主要是面向一般非货币专业的读者，为让对历史不太熟悉的读者方便理解，本书在两“纪”之前，加上一部分“时代”，不是重新写作通史，而是作为背景，从理解经济史、货币史出发，对重要的历史线索予以简要的叙述。当然，熟悉历史的读者完全可以把这一部分略过不读。

阐述历史，无论是史料的选取，还是作品的行文，必然体现作者本人的立场、观点。但是作者不想在叙事中作论点的阐述，以免干扰读者了解事件本身。必要的观点，只在每篇文字的末尾加个“作者评述”。这是吸取了纪传体史书的“论赞”方式，我以为，这个方式既可以明确表达作者的意见，有时还可以做些不碍阅读的补充。“评述”可长可短，也不必每段必有，但这却是个很好的形式。

1992年，中国钱币博物馆正式获批成立，我承担了博物馆的第一个陈列《中华钱币》的设计和展陈工作。预展期间，邀请了多位银行、文博、院校的领导、 学者和钱币专家审看。在“保德铜贝”的大照片下，我设置的文字说明是它们出土于商代墓葬，并且是“中国最早的铸造货币”。 受邀参观的时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裘锡圭先生问了一句：“这是货币吗？”我一时语塞。从此以后，这句话一直盘桓在我的脑际。

在中国的史学界、考古界，货币史、钱币学的研究者，甚至国外的同行，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中国最早的货币是海贝。无论在各种论文、专著中，还是在各种普及读物中，都这样说明。这个概念几乎成为一种公认的定义，我们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不加思考地就接受了它，以致在古代遗址中只要看到海贝，人们就毫不犹豫地认定为货币。所以我们在博物馆筹备期间，努力征集到了出土于山西保德的铜铸仿贝，以此表示中国金属货币的源头。裘锡圭先生的一句话提醒了我，对于海贝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应当重新认真考察。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考察和思考，我终于改变了过去的思维定式，认为，海贝在中国的古代（主要是指商周时期） 不是货币，中国的货币起源应该是青铜。我也曾写过几篇论文，证明过去被看作货币的海贝材料其实与货币无关，但尚没有比较全面地论述过这一问题。然而在写作《中国货币通史》时，这一问题是无法越过的， 必须给以一个正面的说法。

《中国货币通史》本是主要面向一般非货币史、钱币学专业的读者的， 在写法上以叙述史实为本，一般不作学术性的考证式文章。但在货币通史问题上，货币起源既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我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对中国货币史上的海贝问题做一次比较正面的说明， 也是我从1992年以来思考这一问题的总结。好在这一问题是通史的开篇，作为“ 绪论”，放在前面尚不害全书的体例。只是“绪论”是论证文章，普通读者如不感兴趣，也可以不读；而感兴趣的读者，抑或是专业圈内读者，若愿就此问题批评、讨论，正是吾所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