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历史记忆与历史想象已经成为中外史学界关注的重点与热点。本书通过追索个人生命的记忆，来看近代中国的流风余韵，展现强势历史叙述之外人物在历史场域中的内心世界。近代中国因其历史的复杂与深邃而惹人注目，本书另辟蹊径，聚焦清末民国时期的记忆与想象，从当时人的视角出发，利用大量私密文献，作了深入的讨论和探析。

本书试图追索的个体生命、记忆片段与思想竞逐，无疑都是近代中国的流风余韵，这里面更多是激烈的一面，因为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一波一波历史巨浪的卷席之下，壮怀激烈，屡败屡战，其中的潮与流值得重访与细分，而此前则对于这些面相有过于趋实，而较少注重那些在一切事物中的灵魂，殊不知过于僵硬的外表下面，往往有着曲曲折折的灵魂，只有人“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借用徐志摩语），如果对此不能另辟蹊径，重拾对于“人事”之重视，发潜德之幽光，当然也就无法深入理解孕育这些灵魂的社会。

谭徐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历史学者、新史学出版品牌创办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谭徐锋工作室负责人，主要关注晚清民国政治、文化与知识分子议题。独立承担完成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蒋百里全集》，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人文杂志》《二十一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中国书法》《中国图书评论》《经济观察报》等发表论文、书评、随笔数十篇。

“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一场无休止的对话”，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特别是近年来记忆史、心态史的研究逐渐兴起，各类日记档案文本为我们近距离观察人物的内心世界，捕捉和把握那个时代的氛围和风气提供了可能性。本书以小见大，角度独特，是了解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的一部佳作。

自叙

第一章 曾文正公“复活”记——一段近代中国的阅读记忆

第二章 天崩地解与感同身受——作为个体记忆的甲午战争

第三章 四川观、桃花劫与思想战——舒新城的蜀游心影

第四章 少年人的主义之争——清华学生与国家主义

第五章 出版纠纷、地域观念与创伤记忆——《闲话扬州》风波的来龙去脉

第六章 政治寿？文化寿？——郭沫若五十寿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本末

第七章 从生活教育到人文教育——作为教育家的钱穆

附录一 青年史学家的自我修养

附录二 扩充思想史的视野——《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读后

参考文献

后记

为什么是记忆？

记忆不见得需要行诸文字，口碑、声音、图像等等，都可以算作记忆，中国文明有考古遗存以来的长久延续性与丰富性，又提示了中国历史是一部值得大书特书的记忆史。

《公羊传·隐公元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就提出了记忆来源的不同与区分，后人则将其演绎为不同的世道。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此处的抉择显然有其主观的因素，为了护持他心目中的“仁”，除了所取的“二三策”，其余大量记忆被删除或减损，个体的认识或经验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说起来不可思议，作为1980年代生于四川东部(今属重庆)的人，当年我与其说先知道自己所在的故乡四川，不如说先是听《三国演义》的评书联播知道魏蜀吴、刘关张与诸葛亮，尽管是演绎，尽管距今快两千年，不过那些人物好像比周遭活生生的四川省离我更亲近一般。我想如果不是对于三国历史有特别留意，很多人哪怕是历史学者可能也很难把自己认知的(演绎的)“三国”与真实的三国史作一个清楚的区分。这里面存在不少无法一是一、二是二的界定，人人都有一个“三国”，但谁是真的“三国”，相对而言却并不那么重要，对于人们而言，那些留存于脑海中的“三国”记忆或许更为要紧，因为更有温度，也时常活化为生活中的知识与力量。这些习焉而不察的记忆无形中改变或形塑了我们的心灵。

所有的历史遗存都源于记忆与遗忘的缠斗，这里面不断复活与竞争的与其说是文本，不如说是个体的心性与情绪。前几年，坊间突然出现一股民国热，以至于后来不得不降温，不过众所艳称的“民国范儿”却相当可议，当然，这些“热”风中是否“此中有真意”，只能说“欲辨已忘言”。回到个体，就我祖辈在四川垫江(今属重庆)的记忆而言，可能只是一种痛苦之“范儿”。

我爷爷生前，曾提到我姑奶奶幼时经常在茂密如苞谷林(四川称玉米为苞谷)的罂粟丛里捉迷藏，可见当时鸦片种植之盛，而鸦片危害之大也可以想见。证以那一时期的报纸，种植、贩卖、吸食鸦片都会被课以重税，更有甚者，不抽不种也可能要交税，烟毒之烈，危害之深，令人发指。

我外公十来岁时，家中惨遭棒老二(即一般意义上的土匪，不过四川的土匪有很多种，如教匪、刀儿匠，甚至还有红灯教)杀人灭口，当时其父母被害，家中稻谷被一抢而空，而姐姐则带着妹妹、弟弟躲在后面山坡于凄凄惶惶中熬过了一夜，他自己则因在县城上私塾而躲过这一浩劫，后来一个人将弟弟妹妹抚育成人。殊不知，我老家就在川东，离当时1945年前后的战时首都重庆直线距离一百二十公里，脚夫两天可以步行抵达。如此近的距离，却有如此惨烈的景象，所谓“民国范儿”，绝对没有不少人所谓的那么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