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外交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
　　★海洋不但有丰富的资源，更维系着国家的安全。
　　★本书作者马汉说：“海上力量决定国家力量，谁能有效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
　　★美国用事实告诉世界：“海权维系着一个国家的命脉，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掌握了世界的命运！”
　　★一本书看懂世界格局，一本书让你紧握世纪变革大潮，一本书让你从容面对21世纪。
　　★高举理想的80年代（1980）、积聚财富的90年代（1990），中国人跋涉在山山水水间寻找个人和民族命运的出口。
　　21世纪的一个十年始终伴随着关于生存自由的主题。从内陆国家走向海洋国家，从黄色文明走向蓝色文明，中国的精英人士和财富阶层已有一些先行者，无论精神气质还是生活方式都正在面朝大海。
　　人类未来的希望在海洋，21世纪将是海洋的世纪！
大国崛起必读经典。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大经典。揭秘海权在英美俄等大国兴衰中的历史影响!南海东海危机，中国航母出海，维护国家海洋权力，本书将开启新思路

　　《海权论》是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关于海战史及海权理论的名著，马汉在本书中划时代地提出了“海权”的概念，将控制海洋提高到国家兴衰的高战略层面。他认为海权与国家兴衰休戚与共，海洋利益对于一个国家的强大至关重要，同时主张大力发展海军、发展商船队、发展海洋贸易、建设海军基地和商港。
　　本书从地理位置、自然结构、国家疆域、人口数量、民族特性、政府性质等六大视角解读了“海权至上”的观点。
　　作为一部海权著作的同时，本书也不乏文学性，客观而生动地再现了历次海战的过程，不露声色地表达了对那些卓越海军将领的赞美，详细阐述了海权在历史，尤其是1660年地理大发现至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的历史的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同时论述了制海权的一些必要因素。
　　该书一出版即引起关注，美国、日本、德国与前苏联等国都先后将其作为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方向指导。自马汉去世以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已充分验证了海权论的观点。
　　中国当前严峻的海权形势已成为国人的共识。中国要崛起，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打破海上的枷锁，真正走向全球的广阔世界。制海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得不直面的问题。希望我们精心编译的这本书，能够让每位读者认清当前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所面临的重重压力，让你对中国的未来不再迷茫。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年），美国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海权论的创立者，毕业于西点军校，曾两度担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1898年担任美西战争的指挥官，1902年至1903年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
　　一生致力于海军战略理论研究和著述，致力于美国海权的建立。他主张以强大的海军掌握制海权，进而保护本国的贸易和经济，使本国立于不败之地。
　　共留下专著20多部及论文130多篇，明确提出“海权”的概念，并成功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海权理论。海权理论对美国及人类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版权信息
前言
导论
第一章 海权诸要素之探讨
第二章 1660年之欧洲形势
第三章 英国革命
第四章 1702-1713年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第五章 法国摄政时期
第六章 1739年的英西战争
第七章 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
第八章 自《巴黎和约》到1778年间形势的发展
第九章 1778-1781年间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海上战争
第十章 1779至1782年间的欧洲海战
第十一章 批判性地讨论1778年海战

　　★“我现在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吞噬马汉上校的书，并尝试将其牢记在心中”
　　——-德皇威廉二世

　　★“中国为大陆国，又为大海国，海权与陆权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海权强则国势盛，海权衰则国势衰，国史昭然、历历不爽。
　　——张其昀

　　★一般人既不是懦夫，也不是天生的勇士，只在于他是否拥有在关键时刻本能地把握住关键步骤的能力。
　　——马汉

　　★“无海权如人无手足。”
　　——陈独秀

　　★“国家欲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也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首夺取南洋，华夏危矣。”
　　——郑和

　　前言
　　本书有着一个确切的目标，那就是具体地根据海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来审视欧洲和美洲的概史。史学家们通常都不熟悉海洋的情况，他们对海洋既无特殊兴趣，也无专业知识；因此，海权对于一些重大问题所起的深刻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往往就被他们忽略了。对于某些具体战例与海权总体的发展趋势而言，具体战例甚至更符合这种情况。泛泛而谈，说利用和控制海洋是而且一直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但找出并说明它在某一具体时刻的准确影响，却要棘手得多。然而，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对海权整体重要性的认可，就是含糊而空洞的；因为我们本来应当是以一系列特定的、清晰地显示出海权准确影响的战例为基础，并且在分析了某一给定时刻的形势之后，才能进行此种认可的。
　　从英格兰民族的两位史家身上，即可以看出人们忽视海上力量影响历史事件的这种古怪倾向——英格兰民族之伟大，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可归因于海洋。阿诺德在其《罗马史》中曾说：“历史已经见证过，有两位最重要的个人天才，曾经与两个伟大国家的资源和制度进行斗争；而在这两次斗争中，最终都是国家获胜。汉尼拔与罗马斗争了17年，拿破仑与英国斗争了16年；前者付出了努力，却在扎马折戟，而后者则在滑铁卢败北。”爱德华·克里西勋爵在引用了这种说法之后，又进一步说：“然而，这两场战争相似性当中的一点，却并未得到充分的强调；那就是，最终击败了这位迦太基伟人的罗马将军，与最终给予法兰西皇帝以致命一击的那位英国将领之间，具有显著的相似性。西庇阿与威灵顿二人，虽说都曾身居高位数年，却都根本没有到过主战场。而二者主要的军事成就，也是在同一个国家取得的。西庇阿在西班牙时，跟威灵顿公爵一样，是在相继遭遇并且打败了敌人差不多所有的下级将领之后，才去面对敌军主帅或征服者本人的。西庇阿与威灵顿公爵二人，都在同胞遭遇了一系列挫折而产生动摇之后，重新让这些同胞恢复了对本国武装的信心，并且二者都是通过彻底而压倒性地击败了敌人的精兵强将，从而结束了一场旷日持久、危险可怕的战争。”
　　不过，这两位英国人都没有提及一种更为显著的一致性，那就是：获胜的一方控制了海洋。罗马人控制了水上，迫使汉尼拔不得不经由高卢进行遥远而危机四伏的行军，从而令其手下身经百战的部队损失过半；这也使得大西庇阿既能够让军队从罗纳河沿河而上前往西班牙，以切断汉尼拔的交通运输，同时还能亲自返回来，在特雷比亚面对入侵者。在整个战争期间，罗马军团都是经由水路，不受袭扰且毫不疲惫地往来于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可西班牙本来却是汉尼拔的大本营；而梅陶罗决战，则取决于罗马国内的军队对哈斯德鲁巴与汉尼拔所率军队的态度，且最终原因还是在于汉尼拔的这位弟弟无法从海路带来援兵，只能经由高卢的陆路对其进行增援的事实。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迦太基的两支军队却被长长的意大利分割开来，于是其中一支就被罗马将领们联合起来消灭了。
　　另一方面，研究海军的历史学家们，却又很少努力去了解普通历史与他们所研究专题之间的联系，通常都只让自己成为海军历史事件的简单记录者。对于这一点，法国史学家的情况并不像英国的史学家那样绝对；因为法兰西民族的天赋和法国史学家所受的训练，使得他们能够更加细心地去探究特定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各个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然而，据笔者所知，还没有哪一部著作阐述了此处我们所要探究的这个特殊目标；也就是说，评估海权对历史进程和各国繁荣的影响。由于其他历史科目在研究战争、政治以及各国的社会与经济状况时，对海洋事件都只会顺带涉及，并且通常都是淡然置之，所以本书之目标，便是将海洋利益推向前台，但又不将它们与普通历史的因果环境割裂开来，而是力图表明它们如何改变了普通历史的因果环境，以及它们是如何被普通历史的因果环境所改变的。
　　本书所选的时间段，是从具有显著特征的帆船时代已然开始的1660年，到美国革命结束时的1783年。虽说维系接连发生的那些海洋事件的普通历史线索都被人们有意地忽略掉了，但本书还是想努力为它们呈现出一个清晰而不失准确的轮廓来。作为一名对自己的职业深有感触的海军军官，笔者在写作本书时，会毫不犹豫、自由自在地去探究那些与海洋军事政策、战略以及战术相关的问题；不过，本书略去了一些太过专业的术语，寄望这些简单平实地呈现出来的事情，能够引起非专业读者的兴趣。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1889年12月

　　导论
　　海权之历史，虽说绝非全部，却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于国家间你争我斗、相互竞争以及以战争而告终之暴力的记述。在人们还没有揭示出控制海上贸易增长与繁荣的真正原则之前，海上贸易对于各国财富与实力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就早已清晰地显现出来了。为了确保所属民族能够占有此种利益中超过其应得的份额，各国都会不遗余力地排斥其他国家，要么是通过和平的立法途径，用垄断或者禁止性条例，要么便是在立法途径失败之后，直接动用武力。利益冲突，即为了多占有贸易利益份额、为了多占有远方那些归属未定的商业地区——就算不是为了全部占有——而发生冲突，会激发冲突双方的愤怒之情，从而引发战争。另一方面，那些因为其他缘故而引发的战争，其进程与结果也受到了海洋控制权的极大影响。所以，海权的历史，既涵盖了某一民族试图在海洋上或者通过海洋来变得强大的所有行为，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军事史；因此下文所涉及的，虽说并非全部，但主要还是军事这个方面的内容。
　　许多伟大的军事领袖都曾告诫我们，像本书这样来研究过去的军事史，对于在未来形成正确的军事思想，对于在未来熟练地进行战争，都是至关重要的。拿破仑曾从尚不知火药为何物的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和恺撒等人所进行的战争中，为手下那些有所抱负的士兵指定了一些必须加以研习的战役；而专业的史学家们实际上也一致认为，虽说随着武器的发展，战争的许多情况世世代代都不相同，但历史这所学校中还是有着某些亘古不变的教训，它们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因而能够被提升到一般原理的高度。我们也会发现，出于同样的原因，尽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科技的进步和引入蒸汽动力已经使得海军的武器装备发生了巨变，但通过阐述海上战争的一般原则来研究过去的海权历史，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因此，批判性地研究帆船时期海上战争的历史与经验就更加必要了；尽管这些历史与经验为目前的海战提供了可以应用与颇有意义的教训，但汽船时代的海军，迄今为止还没有名垂史册，也没有什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经验可供引述。对于帆船时期的海战，我们有着许多的经验性知识；而对于汽船时代的海战，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关于未来海战的诸多理论，差不多完全都是假定性的；尽管人们已经试着通过仔细研究汽船舰队与有着悠久历史且众所周知、以桨驱动的桨帆船队之间的相似之处，来给这些理论以更加坚实的基础，但我们最好还是不要陶醉于这种类推的方法，除非此种方法得到了彻底的验证。二者之间的这种相似性，实际上绝非只是表面上的。汽船与桨帆船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能够不依赖于风向，能够转向自如地航行。这种能力，使得此类船舶与帆船有了根本性的区别；因为后者在有风的时候，只能沿着数量有限的一些航线航行，而若是无法沿着这些航线航行，它们就只能在原地打转了。不过，虽说观察相似之处很明智，但寻找相异的方面也是很可取的；因为当我们的想像力全都沉迷于探究事物的相似点——这是一种最令人愉快的精神追求——时，倘若新发现的相似物中出现什么不一致的地方，我们就极容易失去耐心，从而可能忽视或者不愿承认这种不一致。因此，桨帆船与汽船虽说发展情况并不相同，但都有着上述共同的特征；不过，它们之间至少也有着两点不同，而在桨帆船的历史中寻求与汽船相似的作战教训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记住其差异与相似点，否则我们可能会得出错误的推论。在航行的时候，桨帆船的动力会不可避免地迅速下降，因为这是一件相当累人的工作，人力不可能长久坚持，所以桨帆船只能持续进行有限时间的战术运动（1）；再则，桨帆船时代所用的攻击性武器非但射程短，而且差不多完全属于短兵相接式的武器。这两个条件，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交战双方的相互袭击，但也不乏巧妙地攻击或夹击敌舰的方法，然后才是短兵相接的混战。就是在这种袭击和混战当中，人们对于目前海军那种可敬的、甚至是卓越的观点达成了一种重大的共识，从而发现了现代海军武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即一种“唐尼布鲁克集市”式的局面；正如混战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在此种局面中，我们是很难分清谁是敌人谁是友军的。无论这种观点的最终价值如何，我们都不能仅凭桨帆船与汽船能够在任何时候直接进逼敌人、并且在船头装上金属撞角这一事实，而不顾桨帆船与汽船的差异，就说这种观点有了历史基础。到目前为止，这种观点还只是一种假设，我们不妨等到经过战斗验证、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之后，再来做出最终的判断。在此之前，还是可以存在与之相对立的观点的——即对于数量相等的舰队来说，发生那种基本上无需战术的混战，并不是如今这个时代利用精巧而强大的武器所能取得的最佳结果。一位舰队司令越有把握，其舰队的战术发展得越完善，其手下的舰长们越称职，他就必然会越不愿意去与数量相等的敌军展开混战；因为这样一来，所有的这些优势便会付之东流，谁占上风全凭运气，而他手下的舰队就会跟那种以前从未集中作过战的一群乌合之船没什么两样了（2）。至于何时适于混战或者不适于混战，历史上是有着许多教训的。
　　桨帆船与汽船虽说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但在其他许多重要的特点上，它们却各具差异；由于这些重要特点并不是全都非常明显，因此我们都较少重视它们。相反，对于帆船而言，其显著特征却是它们与更为现代化的船舶之间的差异；虽说二者之间也存在相似之处，且这些相似之处也不难发现，但由于它们并不是很明显，因而我们同样也较少留意。这种印象，因帆船相比于汽船来说能够依赖风向而显示出全然不如汽船的这种感觉强化了；忘掉这一点，就像帆船在与其对手作战的时候那样，那么其中的战术教训就是正确的了。桨帆船从未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无法行动，因此才在我们这个时代受到了比帆船更多的敬重；不过，帆船还是取代了桨帆船，并且直至采用蒸汽动力之前，一直都保持着霸主的地位。能够从远距离击伤敌人，机动时间不受限制且不会让船员们累得筋疲力尽，大部分船员能够去控制攻击性武器而不是去划桨——这些本领，是帆船和汽船的共同特征；并且从战术上来考虑，它们起码也像桨帆船能够在无风情况下航行或者能够逆风行驶的本领一样重要。
　　在探究相似之处的过程中，我们都有一种倾向：不但会忽视有所差异的地方，还会夸大其相似之处——从而使得这种相似之处显得非常奇怪。我们可以这样来考虑，指出：正如帆船装有射程较远、相对穿透力较大的火炮，以及虽说射程较短、却会产生巨大粉碎性效果的大口径火炮那样，现代汽船也装备了远程火炮组和鱼雷组——鱼雷仅在有限的距离内才能发挥作用，而火炮则跟原来的一样，旨在利用其穿透效果。不过，这些无疑都属于战术方面的问题，必然会影响到舰队司令与舰长们的作战计划；因而这种类推就是事实，而非牵强附会。所以，帆船与汽船也都会希望与敌舰短兵相接——前者通过强行登船攻占敌舰，而后者则通过猛撞来击沉敌舰；对于这两种船舶来说，此种任务都是极其艰巨的，因为要想完成这一任务，就得让自己的舰艇处于战场的某个位置上，可在这一位置上，敌方却可以在大范围内的多个位置上，使用投射武器来攻击我方。
　　两艘帆船或者两支舰队根据风向而定的相对位置，涉及到了绝大多数重要的战术问题，因此可能也是那个时代海军主要关注的问题。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由于这个方面对汽船来说变得无关紧要了，而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也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在目前的条件下不应当再进行什么类推。然而，倘若更加细致地考虑下风与“上风”（3）的一些显著特征，把注意力放在它们的基本特点上，而不去考虑那些次要细节的话，我们就会看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处于上风位置的显著特征是，能够想打就打、不想打就不打，并且反过来，还具有了在采取攻势时可以选择进攻方式的优势。当然，这种优势也伴随着某些弊端，诸如打乱战斗序列，会暴露在敌方斜向或纵向炮火的攻击之下，以及损失攻击用的部分或全部炮火等等——这一切，都会在逼近敌舰的过程中出现。而处于下风位置的船只或舰队则无法进击；倘若不想撤退，那么它的行动就只能是防御，只能是按照敌方的条件来被动作战。这种劣势，却会因保持战斗序列相对较易、可以进行持续炮击并令敌方一时无法还击的优势而得到弥补。从历史来看，这些有利或者不利的特点，在各个时代的进攻战和防御战中，都有着与之相对应和相类似的地方。进攻一方会冒着某些危险和劣势去接近并摧毁敌军；而防御的一方只要保持着防守态势，就不会贸然进击，就会保持着谨慎而有序的阵势，并且可以利用进攻者不得不暴露于我方炮火之下的机会。人们已经透过种种较小的细节，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上风位置与下风位置的这些根本差异，所以英国人才通常选择上风位置——英国人的一贯政策，便是进攻和消灭敌人；而法国人则喜欢下风位置，因为他们这样做，往往能够在敌人逼近的过程中削弱敌军实力，并且往往还能够让自己避开决战，从而保存好己方的舰艇实力。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法国人一向都认为海军作战的重要性不如其他军种，一向都不愿意为海军多花军费，故他们更愿意通过采取守势，只愿意击退敌军的进攻，以便充分利用好自己的舰队。出于这一原因，只要敌方表现得有勇无谋，法国人就会令人佩服地加以调整，巧妙地利用下风位置；不过，当罗德尼打算利用风向优势，非但要发动攻击，还想集中火力猛攻敌军防线一部的时候，其小心谨慎的对手基申伯爵却改变了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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