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后果》是维沃解释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西方道德失败的尝试。他认定腐败的源头在于人们抛弃了普遍性的信仰。维沃试图显示日常关注的事物背后是形而上学的假设，比如，他回顾了柏拉图对音乐道德的兴趣，提到书面文字颠覆思想的潜力。而维沃大众传播和新闻的观点是深刻和有预见性的。
　　维沃是芝加哥大学英语教授，他认为《思想的后果》这个标题“不可救药地陈腐乏味”，他自己的题目是《可怕的衰落》，可出版商劝说他用他们的选择可能销售更大些。今天，从来没有阅读过维沃书的人也能用这个标题支持多种政治倡议和宣传活动。本书的核心观点更宏大，虽然涉及到修辞，音乐、外交政策，但《思想的后果》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著作。
　　《思想的后果》中表达的东西实际上要细腻复杂得多。维沃试图显示日常关注的事务背后是形而上学假设，比如，他回顾了柏拉图对音乐道德的兴趣，提到书面文字颠覆思想的潜力。实际上，维沃关于大众传播、新闻和虚拟现实机器的观点是深刻和有预见性的。他把并非由电线和塑料构成而是由文字和观点组成的虚拟现实称为“大立体感幻灯机”，这观点对现在的相关性和意义或许比维沃首次写出这些东西时更大。
　　尽管该书讨论的是宏大话题，但它通俗易懂，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维沃的道德强度。这本书也不厚，只有不到200页。《思想的后果》或许介绍保守主义极重要思想的是极好的简短的一本书。

　　理查德·M.维沃（1910-1963），芝加哥大学英语教师，《塞沃尼评论》《诗歌》《公利》等刊物的撰稿人。

版权信息
总序
序
导言
第一章 非情绪化的情感
第二章 区别性与等级制
第三章 破碎与沉迷
第四章 工作与艺术中的自我中心主义
第五章 伟大的幻灯机
第六章 娇纵心态
第七章 最后的形而上学权利
第八章 语词的力量
第九章 虔敬与正义
致谢

　　总序
　　冯克利 在中国介绍西方保守主义，于今未必是一件能讨好人的事。首先是因为它引起的联想不佳。对于深受进步主义观念影响的读者来说，一提“保守”二字，往往会想到有碍“进步”的旧道统，想到特权和等级秩序，更直白地说，想到抵制变革的“反动势力”。
　　其次，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对于结构已然相对稳固、运转顺畅的社会来说，或许有很多东西值得保守。但是一个亟待转型的国家，如果好的旧事物留存下来的不多，体制依然处于游移未定的状态，这时人们便更愿意用变革来换取改进。倡导保守者于此不免自作多情，徒言往圣先贤而无“

　　但是那件事情的确是一个人所相信的（尽管他自己不太反思它，更很少向其他人提及它）；那件事情的确是一个人真正放在心上的，是他坚信的，它关系到他与这个神秘宇宙的重要联系，关系到他的责任与命运，对他而言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首要的事情，它创造性地决定着其他一切事情。
　　——卡莱尔（Carlyle）
　　任何一个参与某种文化的人都要在三个层面上进行自我反思：他对于事物的特殊性观点有哪些，他的普遍性信仰或信念是什么，以及他对世界怀有一种什么样的形而上学之梦。
　　其中第一个层面，就是他在日常生活的活动中所采用的观点，这些观点引导着他处理眼前的事务，所以指导着他的俗世生活。一个人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孤独地存在于这个层面上，但纯粹的俗世生活必将导致不和谐与冲突。
　　超越这个层面的，就是他的信念，其中有一部分信念是继承的，而其他一部分则是他在日常反思过程中获得的。即使最单纯的灵魂也会确立一些关于世界的基本观念，当面临选择的时候，他们会反复应用这些观念。然而，这些观念也依赖于某种更具普遍性的东西。
　　居于一切观念之上的，就是一种对于实体的内在性质的直觉性体悟，任何观点和信念最终都要接受这种感受的省察。如果没有形而上学之梦，就不可能想象人们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这种梦想带有一种价值导向功能，这种价值是精神共同体的纽带。
　　当我们说哲学始于惊奇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说情感先于理智。我们不会思考一件事情，除非我们对它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兴趣。因此，在人的文化生活中，对于一个人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我们不是经常感慨，如果一个人的意愿是错误的，那么他就不可能做出任何善事吗？理性本身是无法证明它自己的。有人说魔鬼是律师之王，这不是没有根据的；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些反派角色都是很理性的人，这也不是偶然。如果意愿是坏的，那么理性就会增加恶行；如果意愿是好的，理性就能推进善。我们必须首先通过我们的基本意愿来认可现存世界的某些特征，然后才能去讨论关于社会或政治性质的事情。如果一个命题背后没有任何先在的立场，那么它就是专断的。我们在开始讨论其他事情之前，必须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无条件的主张：我们的生活和这个世界都是值得我们珍惜的。
　　也就是说，文化首先是一个蕴含着肯定语气的东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它最繁荣的发展常常出现在人类的早期阶段，因为那时候人类对世界只有一种强烈的“应然”的感受，还没有出现各种神经质症状。
　　单纯的肯定情绪仅仅是文化发展的第一步而已；而对于一种成熟的文化来说，它必须透过一些象征符号来看待世界，这样可以为经验事实赋予意义，还可以让人感到自己是在一部剧作中扮演某个角色，剧中角色的关键抉择构成了他的兴趣，确定了他的生活基调。因此，真正成熟的文化不能满足于一种关于这个世界的情感。它还得有一种可以用来解释等级与秩序的源泉，从而为人们运用理性能力提供基础。人首先变成神话创作者，用神话来解释世界，亚里士多德注意到神话创作与哲学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人们用诗歌来展现、描述某个理想世界，这是一种强大的聚合力量，它把人们凝聚在一起，共同接受某个规划，将他们所想象的生活图景交融在一起。后来哲学家登上舞台，他们阐明不同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高深莫测地探讨终极目的问题。
　　因此，在一个人的现实生活中，他背后被一种肯定生命的情感所推动，他前面有某种应然观念在引导着他向前进。他的生活受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还要接受物理世界的条件限制，具有一种不确定性。他克服了很多限制，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他的意志在发挥一定的作用。
　　一个人所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标源于对世界的想象，如果失去了这种想象，世界就只剩下一堆经验事实。通过这幅想象的世界图景，他的理性能力将服务于一种愿景，即防止他陷入多愁善感的情绪中。他生活中的吵吵闹闹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就像在一部悲剧里一样，只有那些被完整的行动（complete action）确定的事情才是有意义的。而且我们可以说，他的行为必须接受理性的约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产生有理有据、恰如其分的情感，换言之就是正当的情感。哲学上的无知将使他无从把握分寸，从而破坏他的行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前文化时代缺乏形式，而后文化时代则充满着形式之间的冲突。在一片阴暗的平原上，号角声四起，那些积累了几个世纪的思想挣脱了之前束缚着它们的那些终极观念，它们在这个竞技场上厮杀着，这可能就是我们未来世界的模样。文明衰败体现在人们内心的困惑上；我们因感官体验而变得焦虑，我们好奇地观望那些拥有着形而上学理想的灵魂在宁静梦游。我们的思想变成了一些具有实用性的知觉，我们可以容忍自相矛盾，因为我们不再认为必须在思想与形而上学之梦之间建立联系了。
　　显而易见的是，逻辑依赖于这个梦，而不是后者依赖于前者。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要知道逻辑推理过程最终是建立在分类（classification）的基础之上的，分类依赖于识别（identification），而识别是直觉性的。因此，这个梦的消殒将会导致思维的混乱，这在我们的时代是随处可见的现象。无论我们把它描述为宗教的衰落，还是对形而上学失去兴趣，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二者都是具有整合性的力量中心，如果它们垮掉了，将会开启一场永无止境的崩溃，乃至文化的瓦解。不容置疑的是，中世纪在维持一个普遍世界观上付出了大量努力（这种努力是以一种现代人捉摸不透的方式进行的，因为现代人不明白，在这样的境况下哪些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展现了一种对于现实的强烈自觉意识，这比我们当今政治领袖的自觉意识更强。像“共相先于物（universalia ante rem）”还是“共相后于物（universalia post rem）”这个问题，还有“一根针尖上可以站多少个天使”这个问题，经常被用来嘲笑学者的无聊，但经院哲学家们很明白，这些问题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如果不能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我们就不可能在实践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因为问题的答案可以维系他们世界的完整性；这个答案是理解和评价的源泉；它提供了启发性原则，从而使得社会与艺术可以得到认可与控制。它使得一个人对于世界的情感变得理性，它可以防止人要么陷入滥情，要么变得冷酷。
　　这种思维方式会对行为产生影响，使我们不再那么可悲地依赖于实用主义理由。事实上，这让人们学会自我克制，而自制则意味着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胜利。当一个人选择追求某种与实用性无关的事物的时候，那么他就是在展现一种抽象的技艺；他是在认识本体（the noumenal），他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尊严，而不是在对自我成就的欣赏中沾沾自喜。
　　这就是许多神谕格言中所体现出来的智慧：一个人要想发现自我就得忘却自我；他的沉思可以防止他执迷于俗世。在我们的命运之旅中，我们起初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只是一个起始基点，它带给我们的一大堆感官印象并不能成为我们航程的终点。我们的认知过程，就是通过对一些特殊细节的陈述，最终达到一种关于共相（universals）的知识；同样的，我们的情感也要经过一堆杂乱无章的体验，然后我们才能从中学会应当如何去正确地感受。这是一种精致化的过程。人活在世上，就得忍受激情对他的影响，但是智慧为他带来安慰，为他提供了一些规矩，这将使他的激情得以重塑和升华。文化的缔造者们所肩负的任务，就是设定好铸模和框架，以防止人们因接受粗野的体验而陷入“道德上的堕落”。如果没有神话和形而上学中的超验真理，这项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说：“然而我们仍然觉得，所有诗歌和所有思想生活都曾经是宗教信仰的仆从，都经受过庙宇的洗礼。”
　　一个懂得自我克制的人总是有能力发挥抽象的技艺。他通过训练，学会了用一种永恒的视角来看待事物，因为形式是一种不朽的要素。因此我们总是发现，归属于某种真正文化的人会对形式怀有深深的敬意。他甚至可以认同那些他不能理解的内容，因为他知道在古老的礼仪中埋藏着一种深刻的思想。这种敬意使他既不同于野蛮人，也不同于堕落者。这个事实也可以这样来解释，拥有文化归属的人具有一种礼仪意识。礼仪要求人们把握尺度——不管是空间的尺度还是时间的尺度，尺度会影响体系，而体系是思维能力的必要因素。
　　今天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个说法：一个人信仰什么是无关紧要的。这种说法令人担忧。如果一个人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那么他相信什么就意味着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人们对这个世界的存在意义都无法达成共识，他们又怎么能对日常行为的全部细节达成共识呢？其实这个说法的真正含义是：如果一个人拿自己的信念不当回事，那么他信仰什么就是无关紧要的。任何人都能看到，这就是宗教信仰年复一年被削弱所导致的后果。但是，如果他的确认真对待自己的信念会如何？这样的话，他的信仰就会为他的经验刻下烙印，而且他将归属于一种文化——一个建立在专属性原则（exclusive principles）基础之上的共同体。要想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就必须学会针对恰当的事物说恰当的话，而这又意味着一个人必须拥有恰当的情操。这是18世纪的人们所熟知的观点，那个时代是情感和理性之间保持恰当和谐关系的最后一个时代了。
　　文化是一种情感，它要接受理性的提炼与度量。我们只需留意一下在我们当中所出现的那种具有瓦解性力量的野蛮精神（barbarism），就知道以上这个说法是确定无疑的。人们心态急躁，迫切想要消解一切事物的形式特征，并直接找出它们背后的某种本质。如果一个人只能看到一个事物“如其所是”的一面，那么这就体现出一种野蛮人的特征，不管这种心态是出现在前文化阶段，还是出现在一个文化衰败的时代。这种欲望表明了，他自身没有任何内在的东西可以把事物提升到精神层面；事物之间的联系是物对物的，中间缺乏想象力的联结。更高等的人类会赋予世界一种充满想象的意义，而野蛮人与无教养的人（即生活在文明世界中的野蛮人）对这种如幕布般的想象感到厌烦，他们只想要单刀直入。前者企盼象征性（representation），而后者只看重赤裸裸的物质性，后者正确地意识到：形式（forms）意味着束缚。这里我们不必去讨论汪达尔人和哥特人。因为我们关心的是如今这场“突如其来的蛮族入侵”，所以接下来我要以现代美国人为例展开讨论，这是一个对于未来世界来说相当具有象征性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