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原版《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获得第十届"文津图书奖"和"2014中国好书"等奖项）2.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本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做了必要的延伸、修订和增补，以全新的面貌呈现给读者。

　　本书的第一版获得了“2014中国好书”和“第十届文津图书奖”等多个奖项。
　　作者万维钢擅长以“理工科思维”为导向，以前沿的科学视角解读生活，涉及行为经济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物理学等众多学科，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新方法，破除了认知上的重重迷思。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本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做了必要的延伸、修订和增补，以全新的面貌呈现给读者。
　　本书不仅有趣，还十分有营养

　　万维钢，曾用笔名“同人于野”，前物理学家，现科学作家，“得到”APP订阅专栏《万维钢·精英日课》作者。1999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2005年获得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曾长期从事核聚变等离子体物理研究，现居美国，从事专职写作。著有畅销书《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获得第十届“文津图书奖”和“2014中国好书”等奖项）和《智识分子：做个复杂的现代人》。他自诩“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主张以科学精神钻研社会现象，擅长让高端的道理落地，爱激发读者思考。新浪微博：@GK同人于野

内容简介
科学作家的理想
Part One　反常识思维
“反常识”思维
别想说服我！
真理追求者
最简单概率论的五个智慧
一颗阴谋论的心
健康的经济学
Part Two　成功学的解药
科学的励志和励志的科学
练习一万小时成天才？
最高级的想象力是不自由的
思维密集度与牛人的反击
上网能避免浅薄吗？
用强力研读书
创新是落后者的特权：三个竞争故事
过度自信是创业者的通行证
夺魁者本色
打游戏的三个境界
穷人和富人的人脉结构
超强记忆力是邪道功夫
忘记是为了更好地记住
“创造性思维”的三个迷信
到底什么是发散思维
Part Three　在现代生存
想要提高效率，就得不公平
今朝有酒今朝醉，也是一种理性
贫困病
低收入者重视集体，高收入者强调个人
优等生、奇人和猛人：斯坦福商学院都招什么人？
哈佛商学院是门特殊生意
权力带来的脑损伤
Part Four　霍金的答案
物理学的逻辑和霍金的答案
摆脱童稚状态
怎样才算主流科学？
科研的格调
喝一口的心理学与喝一瓶的心理学
医学研究能当真吗？
真空农场中的球形鸡
怎么理解特别大和特别小的数？
安慰剂效应与对世界的认识
反安慰剂效应和养生之道
P＜0.05：科学家的隐藏动机

　　科学作家的理想
　　作为一本讲解科学思想的非虚构类书籍，《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受到了读者超乎寻常的欢迎，我受到了很多热情鼓励，感到受宠若惊。
　　从2014年出版至2019年，《万万没想到》在中国大陆的销量已经超过40万册，还在韩国被翻译出版，而且在台湾地区出了繁体中文版。这本书一出版就得了好多奖，包括“文津图书奖”“中国好书”等，在豆瓣上被读者打了高分。
　　但是这些成绩跟我的理想相比，是非常微小的。
　　我的理想是让更多的中国人接受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我希望中国能来一场现代科学的启蒙运动，因为相当一部分中国的主流见识，还处在蒙昧状态。
　　我在《万万没想到》中使用了一个概念叫“理工科思维”，这不是一个学界通用的词汇。“理工科思维”是个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它是相对于“文科思维”而言的。
　　“文科”是个现代中国才有的概念。一般提到“科学”，我们想到的是宇宙起源、克隆生命、深海探测之类跟日常生活没什么关系的东西，有些人会把建造火箭的工程技术当作科学，而像小孩应该怎么教育、社会财富如何分配、企业家的成功经验这些知识，我们则通常认为是“文科”的内容。
　　这种观念非常落伍，可以说落后了将近100年。我们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把学生分成文科生和理科生，以至于让那些畏惧数学的人去研究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结果一个个都把学习当作死记硬背，把研究当作以某种思想为指导的文字游戏。
　　事实上，科学无处不在。教育学也好、经济学也好、社会学也好，这些学科要想做严肃研究，就必须使用和物理学、生物学一样的科学方法，包括使用并不简单的数学。
　　我在这本书中详细解释了什么是科学方法。科学方法并不神秘，它们不是“有西方特色”的方法，不是某些学科所特有的，更不是什么权威人士的特殊规定。科学方法，是我们探索未知世界、取得可靠答案的唯一符合逻辑的方法。自然科学家使用这些方法，社会科学的学者使用这些方法，包括现代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企业的报告、媒体的分析报道，乃至中学生的论文，都得使用这些方法。
　　只要你想讲“理”，你就得尊重科学方法。
　　但是中国传统的“文科”套路，虽然号称就是专门讲理用的，却未从根本上讲求科学方法。我们的语文教科书讲写议论文的所谓“四大论证方法”，有举例论证、道理论证、对比论证和比喻论证，这些不但不是科学方法，而且几乎是科学方法的反面。
　　一个传统文人完全可以通过举几个身边亲友的例子、引用几句先贤的名言、把现代白领和古代名士的生活做一番对比、再来几个生动的比喻，去论证“金钱并不能使人快乐”——可是这样的议论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一文不值了。
　　如果你仔细考察一下发达国家科学、严谨的文章或论文，你会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写的。想要说明金钱跟快乐的关系，你必须引用科学研究结果才行。通常这样的研究必须针对不同经济条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进行大规模统计。更高水平的研究，还可能要搞主动的随机分组实验。
　　想说一句有关真实世界的判断，你就得有这么硬的支持。
　　这不是写作水平的差距，而是思维方式的差异。
　　而你一旦使用科学方法去探索，就很可能会发现真实世界的情况跟你原来设想的非常不一样。我们日常的观察、固有的观念常常都是错的。
　　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叫“万万没想到”。

　　“反常识”思维
　　芦山地震时，有人批评媒体的报道过于煽情。记者们有意刻画了太多哭泣和死者的画面，他们竟试图采访一个还在被废墟压着的人，甚至还想直播帐篷里正在进行的手术。你这是报道灾情呢，还是拍电视剧呢？
　　但煽情是文人的膝跳反应。人们普遍觉得日本NHK的灾难报道非常的理性和专业，然而对绝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煽情是他们最能听懂的语言。不煽情就没有高收视率。也许更重要的是，煽情可以获得更多的捐款。
　　在200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1]，几个美国研究者以做调查为名招募了若干受试者，并在调查结束的时候发给每个受试者5美元作为报酬。不过研究者的真正目的是搞一个决策实验。这个实验的“机关”在于，随着5美元一同发到受试者手里的还有一封呼吁给非洲儿童捐款的募捐信。而这封信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列举了一些翔实的统计数字：马拉维有300万名儿童面临食物短缺；安哥拉2/3的人口，也就是400万人，被迫远离家园，等等。
　　第二个版本说你的全部捐款会给一个叫诺奇亚（Rokia）的7岁女孩。她生活在马里，家里很穷，时常挨饿，你的钱会让她生活得更好一点，也许你的捐款能帮助她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卫生条件。
　　研究者问受试者愿不愿意把一部分报酬捐给非洲。结果收到第一个版本募捐信的人平均捐了1.14美元，而收到第二个版本募捐信的人平均捐了2.38美元。
　　据说是斯大林说的，“杀死一个人是悲剧，杀死一万个人是统计数字”。这个捐款实验证明，统计数字的力量远远比不上一个人，一个具体的人。受试者对远在天边的国家的抽象数字没有多大兴趣，而他们对一个具体人物—— 哪怕仅仅听说了她的名字和最简单的背景——则更乐于出手相助。
　　在石器时代里，甚至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一直到进入现代社会之前，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具体的”世界中。我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自己所属的小部落或者小村庄，很多人一生去过的地方也不会超过一天的路程。我们熟悉每一个有可能与之打交道的人，而这些人的总数加起来也不是很多。这种生活模式对大脑的演化有巨大的影响。据英国人类学家邓巴估计，我们至今能够维持紧密人际关系的人数上限，也只有150个而已[2]。当我们需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具体的事、具体的人和他们具体的表情。在这些具体例子的训练下，我们的潜意识早就学会了快速判断人的真诚程度和事件的紧急程度：我们不会把钱借给一个嬉皮笑脸且名声不好的坏人，但我们愿意把钱借给一个窘迫不安且众所周知的好人。进化的本能使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通过观察人脸和对方的情绪对一个人做出判断。婴儿刚出生几天就能分辨不同的面部表情[3]，6个月就能识别不同的人脸[4]，我们只需要1/4秒的时间就能以相当高的准确度从两个政客的照片中找出更有能力的那个[5]。
　　这种“具体思维”做各种选择的首要标准，是道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世代定居的传统中国社区的本质是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做事不是靠商业和法治，而是靠道德和礼治。在这个体系中出了案子，首先关乎的是名声和面子，而不是利益。乡绅会“先照例认为这是件全村的丑事”：“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费孝通说乡土中国的最高理想是“无讼”，就好像足球比赛中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双方的规则，而犯规的代价不单是被罚，更是整个球队和教练的耻辱。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的首要技能不是数学计算能力，而是分辨善恶美丑。也许这就是文人思维的起源：针对每个特定动作的美学评价。有时候他们管这种评价叫“价值观”，但所谓价值观无非就是给人和事贴或好或坏的标签。文人把弘扬真善美和鞭挞假恶丑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