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亚洲报》1913年刊上册451至461页 伯希和 撰 1251年至1259年的大汗,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也就是他的第三个嗣位的人。鲁不鲁乞(Guillaume de Rubrouck)在1254年居留哈剌和林(Karakorum)之时,曾名此汗曰Mangu。1246年普兰迦儿宾(Jean de Plan Carpin)也有记录,将此汗名写作Mengu。蒙古史家撒难薛禅(Sanang Setsen)在《蒙古源流》中写作Müngkä(或Möngkä)。伊斯兰教的著作家则有术外尼(Juwaini)的Mangu,同剌失德丁(Rachid ed-Din)的Mungka,阿剌伯(arabe)语字母只能使人知道韵母的性质,可未能详其音调。如此看来,Mangu也可以作Mängü。至若Mungka,也可以作Möngkä或Müngkä。我对于此点后别有说明。两种写法。中国载籍的旧译名则作蒙哥。案照蒙古时代惯用的译写方法,“蒙”字代表的对音是mun•或mon•,“哥”字代表的对音是ka或kä,抑是ga或gä。布洛赛(Blochet)在他的《蒙古史绪言》(270页中)见此两种写法之互用,以为:“在13世纪末年时,韵母同声母的调和虽然业经开始感觉有之,可是尚未存在。”这种结论与前提不合,而且对于我们现在所研究的问题毫无了解。我以为如果就此Mangu或Mungka名称的本意上考究去,其解说实在是很简单。 多桑(d'Ohsson)在他的《蒙古史》(第2册333页)说到蒙哥(Mangou)豪施重赏时,附注有云:“蒙哥在蒙古语中犹言银。同一名称在突厥语中则训作长生。蒙古人亦作同一之训,可是从未用作人名。”其实在蒙古“文”中,蒙古语训作银的字是münggü或mün-ggün(无论如何在第一缀音中用唇舌韵母),而不是mangou。如此看来,在这个未来的大汗初生之时,或幼年时,就预先给他一个后来表示豪施重赏的名称,实不可解。至若古突厥语训为长生之字固是mängü(斡儿寒Orkhon河碑文上作bän•gü同män•gü),可是13世纪蒙古语相对的写法,必是mo•n•ka,在蒙古文中必是müngkä或möngkä。Mängü是突厥语正例的写法,完全已有证明,与古突厥语声韵调合规律皆合。这种在蒙古文中所见的调合,曾经19世纪欧洲的蒙古语学家,作有系统之适用。可是对于此说,或者要加入若干变例,近代蒙古方言之研究,曾使我们芬兰同俄国的同僚Ramstedt、Rudnev等诸人,对于史密德(Schmidt)同继续他的学说的人所持之说之绝对价值,发生怀疑的态度。我以为研究古籍文,好像也可止于同一态度,我们所有使我们能够断言蒙古语的写法自1600年以来未曾变更的蒙古文件,为数很少。我们字典中所用的,皆是这个现代或现代化的蒙古文。在17世纪时,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字,在《蒙古源流》中所用的韵母是ü或ö。史密德曾读作möngkä。又若Kovalevskiï的字典,则写作müngk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