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1911年是皇帝制度最终崩溃的历史阶段，教育体制发生重大转型，新式学生在中国崛起并逐渐形成影响力。该书选取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的中国浙江一隅，通过历史大转局的理论视角，从学生的学业、革命与前程的视野，来探讨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学生的学习、思想、行动与进入社会等问题，还原其早期教育生活。以“学生——社会——国家”为暗线，通过154人样本库，对清末浙江学生的社会进入进行职业、家庭、地域、教育背景等定量、定性分析，探究近代大转局时期的社会分层与历史变迁，揭示社会结构与国家形态演变的动态进程及内在规律。基于理论和实证相契合的研究框架，尝试构建学生史研究的新范式。

　　刘训华，江苏滨海人。历史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后。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海洋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学者。兼任民盟浙江省委高等教育专门委会副主任等。主要从事教育生活史、教育生活叙事与海洋教育等领域研究。主持或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5项、市厅级10余项。出版有《困厄的美丽——大转局中的近代学生生活（1901—1949）》、《多样的世界：教育生活史研究引论》（合著）、《中国教育活动通史》（第七卷）（合作主编）等，发表论文50余篇。曾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三等奖1项、浙江省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项，其他市厅级奖项3项。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导论
一、清末学生与近代大转局动力源
二、清末浙江学生的研究价值
三、学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78—2016)
四、学生生活史研究的三个维度
第一章 历史大转局下的地方教育秩序
第一节 大转局的开始:西学东进与浙江的开埠
第二节 转局的裂变与清末浙江阶层调整
第三节 西学认知与阶层、文化秩序的转局重构
第二章 教育转型与转局中的新式学生产生
第一节 清末浙江教育体系的形成
第二节 教育之变与清末浙江学生群体的形成
第三节 开明官绅与近代浙江教育体系的构建
第三章 新式学生的学堂生活
第一节 清末浙江学堂的发展规模与师资经费
第二节 浙江中学堂的运作模式
第三节 浙江学堂里的师生关系
第四节 清末学生的学习生活与社会交往
第五节 清末浙江学堂学生名录谈
第四章 学生的革命事件
第一节 科举的废除与清末学生群体的集体左倾
第二节 清末学潮与学生阶层的崛起
第三节 拒俄运动中的浙江学生
第五节 《罪辫文》案与浔溪公学风潮
第五章 留学生的思想与学业
第一节 从浙江到日本:日化的西学东渐
第二节 清末文献中留日学生与蔡钧冲突之管见
第三节 对《浙江潮》编辑群的历史考察
第四节 留日学生看世界:《浙江潮》中的国际认知
第五节 1908—1911年欧美留学生的考录与学习生活
第六章 社会大转局中的学生个体
第一节 浙江三蒋:蒋梦麟、蒋百里、蒋介石
第二节 清末绍兴名流学生:秋瑾、周树人、徐锡麟
第三节 近代浙江政治、知识精英的养成
第四节 浙江学生与浙江籍学生——论近代浙江教育与近代浙江史上的人才
第七章 大转局时代的学生前程与命运
第一节 浙江学生与光复会:书生的革命性书写
第二节 清末学生革命:从文本精英到实践精英
第三节 清末学生的考试生活与历史镜像
第四节 清末浙江毕业生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出路
第五节 清末浙江学生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第六节 清末浙江学生154人样本库
第八章 近代大转局中的学生价值
第一节 艰难的对望:清末学生与政府关系论析
第二节 清末浙江学生与浙江社会变革
第三节 学生是透视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主要参考文献
一、史料类
二、著作类
后记

　　后记
　　从2008年确立博士论文题目开始,这本小书的成书过程前后经历了十个年头,在这期间本书从研究取向到学术理路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总体而言,从博士生阶段的历史学理路,走向博士后阶段的教育学理路,实现了从历史学向教育学的跨越。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过去,求真和求实需要用史料,并透过史料在呈现的问题上进行延展,从而弄清“是什么”的问题。一个具有历史学学术规训的人,始终应保有对历史真实的敬畏和神圣。感谢博士生导师朱子彦教授的耳提面命,他对于学术的精致和朴实,始终让人感到学者对于学术研究应有的虔诚。
　　教育是文明传承的主要形式,本书从学生史研究出发,基于人类文明传递往续的需要,提出“大转局”的历史命题,并从教育活动和教育生活的独特视角,探讨近代社会中的教育变革。感谢博士后合作导师周洪宇教授的学术引领,使得对于教育问题的理解能充分置于恢弘的学术视野之中。
　　感谢国家社科基金对于本书出版的资助。感谢中华书局学术著作编辑室罗华彤主任对于本书出版的支持,感谢中华书局高天编辑在本书校订、出版过程中的辛勤工作。
　　还要感谢这些年来关心、支持我的师长、朋友、同学、学生及我的家人,正是你们的帮助,使我始终在想懈怠的时候而不敢懈怠,努力向前!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做学术应有登堂入室的神圣感,方成始终。这本书承载了个人成长过程中太多的努力、欣喜和希望,与之相伴随的还有这十年间孕育出的两个小生命,以及对于学术和人生的种种奋力!
　　刘训华
　　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2018年4月10日

　　近代浙江教育体系的形成是浙江大转局形成的重要标志,近代浙江学生群体的出现则是浙江转局迅速运转的产物。清末浙江与国内其他省份相比,具有较好的经济与文化基础,加之一批开明官绅的大力推动,浙江近代教育的创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浙江近代教育的雏形缘起于19世纪50、60年代的教会教育,但真正在全省推广开来,则是在1897年后开明官绅大力创办的新学堂。随着新学的创办,学生群体这一新兴的社会群随之产生,由于其具有的知识性与思想性,对区域乃至国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戊戌政变失败后,戊戌期间新创办的学堂处于停滞状态,浙江只有在杭州、宁波、绍兴、温州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初有规模。在压抑了3年后,由于庚子事变而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最高统治者改革强国的神经被空前调动起来。1901年9月上谕:
　　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
　　史载中国在夏商周三代已有学校,春秋战国之后不同时期学校教育存在官学与私学并存的状况。官学系统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个部分,主要为培养各级官员服务。“学而优则仕”是科举时代读书人的最终目标。省级教育系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不一。清代主要有府、州、县学。私学的主要形式有书院、经馆、家塾、私塾、社学等,尤以书院盛行,私塾遍布各地。
　　新学的兴起是以国内学堂的普设为标志。1897年5月21日,杭州知府林启创办的浙江求是书院正式开学,林启兼该院总办,聘请美国人王令赓为总教习,此为浙江创办高等教育之开始,亦即浙江大学之前身,院址在蒲场巷原普济寺旧址。本月,孙诒让与同乡创办瑞安方言馆,讲授英文、日文及外国史地。这年的11月,绍兴徐树兰捐款创办绍兴中西学堂(1899年改为绍兴府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