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南來文人”是一個從香港地緣出發、追溯知識人自身民族文化淵源的複合名詞。其群體的身分定義寬廣，活動性質多元，向為學術界討論百年中港關係時必定觸及的課題。例如盧瑋鑾教授的《香港文學散步》，便特別挑選了五位在香港留下足跡的文人：蔡元培、魯迅、許地山、戴望舒、蕭紅，以及四個重要地標：孔聖堂、學士台、六國飯店、達德學院，用以串聯一系列的香港文學印象。考究當中的詞意，當包含地域及國族的自我認知，其一是大眾認識此一群體經跨了自北面中國至南面香港的活動轉遷；其二，社會普遍認同活動者承載著中華國粹，在港期間直接或間接播下文化種子。符合此兩種特徵的人，固不止於文學界別，他們大多生活在動盪的晚清至近代中國社會。因應開埠以來相對穩定的政局，香港成為中國文化人可以安身立言之地。在行政領域上，國家與此塊殖民地遙遙相隔，兩地的人文活動卻未嘗斷絕，在他們的字裏行間，往往留下深刻的香港印象，並時刻關注於國家民族的危機。 文人者也，嚴格而言，混合了傳統和現代的意涵，隨時代下移而存在各種身分詮釋。古代的文人，通稱那些接受過儒家經典教育，對孔孟仁義之道、齊家治國平天下等觀念具根本認知，願意以此作為終身抱負的士子。能夠步入仕途的科班子弟，可履行責任的幅度愈大；不入仕宦階層，務能潔身自愛，通過鄉儒、士紳等名目，仍然可以垂範於世。也就是說，文人是維持國族有效運作的文化專業團隊，不因時間與地域的轉變而產生根本的質變。而且，箇中從道德教化發展至服務社稷的價值鎖鏈，在近代化的社會組織之內，派生多元的角色輔助。回顧十九世紀下半葉迄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在外力侵迫之下，政局風起雲湧，政權數度更迭。在這大時代的轉折期間，革命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的言論愈形活躍，休戚與共的國家和民族情懷，溢於各人的著述、日記、詩賦、報刊、書札當中，正好反映上述文人的特徵，是細察其心路歷程的最佳文本。 本書構成的概念，即從人文地域關懷的角度出發，探討晚清至近現代知識人的國族觀念。這種廣涉民族歷史和地緣文化的學理判斷，其產生的背景錯綜複雜，時間的跨度也較漫長。從文本研究來說，至少可發現自覺及不自覺的兩種意識。首先，民族情懷從來就是一種直觀的感情表現，面對家國戰亂、人民流離失所，文人容易藉文字流露出對亂象的感慨。惟此種發乎情的文筆抒泄，往往集中在描述時局的表象與個人的憂憤上，而對於為何會造成此亂局，國家民族再興的機會若何，外國有何可資參考的良方等，均有不少補白的餘地，凡此均促使知識分子逐漸投進更具意識的國族理論建構當中。觀察各個時期的文本，不乏國族意識相對鮮明的人士，他們基於各自教育、際遇與人脈交結的不同，思考國家和民族問題的方法途徑也不一樣。故此，本書以“南來文人”來總歸他們豐富的文化思潮，達致論述紊而不亂，仍帶來不少學理之便。 本書分上、中、下三卷，各卷按時序鋪排，綜述了晚清至近現代文人及其相關社群的香港印象，列舉他們南來以後產生的國族觀感。部分人在歷史之中享負盛名，部分人漸次在史冊中寂寂無聞，把他們置於同一歷史場景之中，當可發現知識分子愛國之情，本來無貴賤之分，惟時遇不同而已。像王韜在太平天國失敗以後，自號“天南遁叟”，隱跡於香江，其所見所聞已入於一種自娛與記趣，見街道整潔、工商蓬勃，自然牽動著對中國混亂的反思，故創辦《循環日報》以啟導民智。至若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將畢生之力投放於改良或革命，無不從中國叢生的弊病出發，省察民族富強之道，他們在港抑或過港的一言一行，足以引導政治思潮，構成深遠的影響。 知識人不以身處安逸為最終生活目的，此一社群在地的道德教化至為堅執，如寨城官員、晚清遺老、文學作家在香港一隅留下的翰墨可見，他們於移風易俗、振興教育、連繫志趣等方面貢獻巨大，保存了國家優良的文化傳統，令薪火得以相傳。類似的思想感染，由個人而眾人，最後結聚為該時代裏至具代表性的文化社群。例如民國以降的學海書樓、二三十年代的清遊會、五六十年代的新亞學人，均可體會時人對國族文化的同德同心。從陳樹人、高劍父、高奇峰的嶺南畫派，到葉恭綽帶領廣東文人參與香港大學主辦的文物展覽及學術盛事，文人思想的發動微妙地由個體表達衍生為群性活動，種種信念由此得以鞏固交流。 中國因素在近現代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文人在港任何國族觀念的反響，源自於其對祖國的多方觀感。此圖像猶如述月之陰晴圓缺，帶有濃厚的主觀判斷。思想趨於保守的文人，所述的國族關係或傾向於同情國家優越一面，主調在瑕不掩瑜；相反而言，被視為進取一派的文人，則大力指陳國家的積弊，凸顯改革有益於瀕危的國族處境。他們雜亂的心緒，無可避免經歷互相指摘的迷思階段，漸而產生涇渭分明的政治立場。但從民族文化的高度考慮，無論郭沫若抑或陳寅恪，胡適還是魯迅，各人都在致力建立自己的國族文化觀，嘗試以學術手段，投入到整理國故、重塑中華的工程。 本書以卷繫章，分篇析述，最後得以付梓成書，全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撥款支持下的研究計劃：“近代南來文人的香港印象與國族意識”/ Modern South-coming Intellectual’s Impression of Hong Kong and Their Nationalist Awareness (RGC Project R6171〔UGC/FDS16/H06/14〕)，才得以系統完成。由於得到該款項的資助，本人在蒐集資料、印刷方面便利不淺，同時可按照計劃中的編書意向，以研究的課題命名此書。自2015年1月至2016年底，為期兩年的研究藍圖進度十分理想，吾人先後聘請香港浸會大學碩士畢業的王金平先生和羅樂然先生，擔任推動整項計劃的研究助理。他們在繁重的教研時間以外，為此計劃付出了巨大心力，筆者必須在此致以衷心謝意，亦慶幸今後在香港史、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上，續有出色的後學接棒。香港三聯書店梁偉基博士教我將較嚴肅的學術研究回歸到中學生可親可讀的教科書種，佩服其專業眼光之餘，更感文教出版事業任重道遠。研究計劃也說明出版以後，將把書本分發至香港各間中學，備作歷史教育的參考圖書。莘莘學子若能感受到上一輩護育中華民族文化的深情，才是本書成功關鍵之始。風雨念香江，但願此書面世，為人所識，為人所認同，則於願足矣！ 趙雨樂教授 謹識於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2016年10月31日
今日回溯看來，十九世紀實為中國裂變的大時代。中國傳統以來之各種體制都受到極大衝擊，既有之知識系統、世界觀念甚至國族信仰都深受震撼。然而如此巨變有其逐步過程，最初只有少數高瞻遠矚、敏於時局變化的人方能覺知刻下動盪的深刻意義。王韜即為其中少有走在時代前沿、先覺世界大勢、呼籲朝野變法的先驅。如同當時中國一般的知識分子，王韜係傳統舊學出身，早年亦以考取科舉功名為志。然而寓居香港令其真切體會到西方的現代文物制度，又藉其在港人脈而得以遊歷歐洲日本，於是眼界大開，繼而籌辦報業，廣結政界朝士，大力鼓動風潮，啟迪日後各維新及革命黨人。王韜在香港，開中國風氣之先，引領知識界由傳統走向現代。 王韜(1828-1897)，初名利賓，又名畹，字蘭瀛。年十八歲考取秀才入縣學之後，為督學張芾(1814-1862)賞識，改名為翰，字懶今，號蘭卿；後逃亡香港，再改名為韜。王氏生於蘇州府長洲縣，祖上為明代巨族，世代士人。父昌桂，字肯堂，又字雲亭，為鄉村學官。有一弟利貞(1834-1860)，字叔亨，讀書但未有功名；後鴉片成癮，年僅二十七歲便早逝。王氏成家族單傳之男丁。 1847年，父親至上海縣設館授徒，翌年王氏亦至上海省親，參觀了倫敦傳道會(The London Missionary)設立之出版社墨海書館，結識了主持教士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 1796-1857)，並受邀在書館從事編校工作，開始參與出版事業。王氏在此留駐工作十三年，期間與教士合作譯出《聖經》及多部西學著作，如《泰西通商事略》、《西國天學源流》、《光學圖說》等等，於中國開埠早期譯介西方知識，貢獻良多。與此同時，又因為與傳教士之機緣，捲入了“太平天國”之亂(1851-1872)。洪秀全以天主為號召，創立拜上帝會，起事反清，引起西方列強及教會關注。書館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等於是前往時為“天國”首府之南京考察，並帶同王韜同行。王氏一度對太平軍甚為欣賞，後更在1862年“天國”攻略江蘇之時，進言獻計攻取上海。其上書未有得到重視，但卻為清軍在攻取太平軍營壘時發現，令王氏旋即成為朝廷通緝之叛黨。王韜於是藉教會安排，在英國駐上海領事保護下，逃亡香港，從此寓港二十年，建立其中國報業及革新先驅的名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