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拉尔森：作家、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学家。2009年她撰写的亨利·威尔康传记《无尽的事物》入围MJA奖和《新科学家》杂志年度十佳图书，并被评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图书。皮特河博物馆是英国超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这里被誉为“人类学家资源始发地”，同时也是考古研究的中心。弗朗西斯·拉尔森毕业后一直在此担任馆长，并进行相关研究工作，这些经历为她撰写这本《人类砍头小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来源。在《人类砍头小史》中，她挖掘了头颅背后的故事以及它所蕴含的历史思考，并回到我们人类自身，在恐怖血腥之外追问人性的踪影。

　　秦传安，当代独立资深译者，江西湖口人，现居北京。“以译书谋稻粱，托刘伶为知己，攀陶令作老乡。”是他的人生宣言。早年投身文学创作的他，曾发表不少诗歌、小说、随笔等作品，并于2013年起担任湖口县文广局主办的《石钟山》文学季刊执行主编。

版权信息
美女馆长与人类头颅的那些事儿
序言 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
导言 诱人的头颅
第一章 干缩人头
第二章 战场上的人头战利品
第三章 欧洲的断头台文化
第四章 人头与艺术再创造
第五章 人类的头颅崇拜史
第六章 用于科研的人类颅骨
第七章 医学院的人头解剖
第八章 人头实验
结论 是别人的头颅还是我们的？
致谢
译后记

　　序言 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
　　约西亚·威尔金森喜欢带着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去赴早餐会。160年前在泰伯恩刑场上洞穿克伦威尔颅骨的那根已经断掉的金属长钉，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把手，让客人们可以抓着这个把手，一边吃着芥末腰子，一边查看这个坚韧的遗物。1822年，他的一位客人写道：“它是一个吓人的骷髅，像其他任何木乃伊一样，被它那张干皱的黄皮所覆盖，连同它那红棕色的头发、睫毛和胡子，全都保存得相当完好。”它是威尔金森视若珍宝的私藏，他把这件宝物保存在一个专门为此定做的橡木盒子里。当朋友们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时，他就指指克伦威尔左眼上方那个与众不同的疣子。
　　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能力赋予他一种力量，威尔金森在聚光灯下得意洋洋，大谈克伦威尔的故事，以及他的头颅自1661年被砍下以来所经历的漫漫长旅，以此款待他的听众。它确实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而且，在一长串利用其魅力赚钱的展览经理人中，威尔金森是很后的一个。他深知，人们总是想更贴近地观看：他们被克伦威尔这颗头颅的恐怖、新奇、恶名、私密和结局所吸引。
　　像所有被砍下的头颅一样，克伦威尔的头也是打算用来展示的。克伦威尔本人1658年9月3日死于热病。两年半后，在复辟王朝政府大肆报复“杀死国王的凶手”期间，这位护国公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陵墓里被挖了出来，放在囚笼里拖着走遍伦敦的大街小巷，随后被吊在泰伯恩刑场的绞刑架上，并被斩首。几天后，他的首级被钉在一根20英尺长的旗杆上，竖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屋顶，好让全伦敦人都能看到。那颗金属长钉在敲进他的脑袋时由于用力过猛，以至穿透了颅骨的顶部，钉子和颅骨从此再也不会分开了：克伦威尔在他去世两年之后回到了公共舞台，变成了国王的傀儡。
　　伊夫林和佩皮斯是那个时代两位很伟大的日报作者，他们都对这一形势的变化感到震惊。佩皮斯写道：“让我心烦意乱的是，一个像他这样大胆无畏的人竟然也要蒙受这样的羞辱，尽管在别的方面，他可能罪有应得。”而伊夫林则惊讶于这一“令人吃惊的、不可理解的上帝的裁决！”成千上万的人目睹了这位先前被葬在“国王们中间”的护国公，如今在泰伯恩刑场“那个重大而耻辱的时刻”，被扔进了一个土坑里。这两位作者并没有亲眼目睹这些事件，但他们看到了克伦威尔的头，因为在接下来的40年里，它一直装饰着威斯敏斯特宫：只是在1681年，屋顶例行维修期间，它才被短暂地取下来过。
　　对于这样一种公开展示来说，威斯敏斯特宫倒是一个堪称完美的场所。皇家高等法院曾在威斯敏斯特宫里三次开庭，许多个世纪以来，它为加冕典礼、国葬和礼仪性的致辞提供了场所。威斯敏斯特宫象征着权力的合法转移，君主和议会的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盟在内战之后出现的致命的脆弱性。查理一世1649年被带到威斯敏斯特大厅接受审判；四年后，克伦威尔就是在这里端坐于市长大人面前，接受护国公的头衔。1657年，因为授职仪式，他再次走进这座大厅，国王的全部荣耀都出现在他的加冕礼上。如今，他那颗阒然无声、残缺不全的头颅茫然地注视着宾客们纷至沓来。出席国王查理二世的加冕盛宴，那是在1661年4月；现在它将继续俯瞰国王政府的活动几十年。克伦威尔，这个终极叛国者，在死后遭到了罢黜。他那颗被砍下的头颅，就像他的共和理想一样空洞，一样已然死去。只要它依旧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屋顶上扮演它作为傀儡的角色，就不会有一个人把它遗忘。
　　据说，在17世纪末的一个夜里，一场暴风雨把克伦威尔的头颅刮了下来。不久之后，它出现在一家博物馆的陈列柜里。在18世纪，它开始在私人之间流通，成了一件古董、一件珍贵的遗物和一个商机。
　　各种不同的人都会把克伦威尔的头颅拿出来展示。很早是瑞士印花布商克劳迪亚斯·迪皮伊，他在自己的伦敦博物馆里展示了这颗头颅，摆在旁边的是外国药草和珍稀钱币。1710年，一位德国参观者看后惊叹不已：“这颗可恶的头颅对英国人来说依然是如此珍贵而有价值。”接下来的有塞缪尔·拉塞尔，此人是一个常喝醉酒的演员，他把这颗头颅挂在克莱尔集市一家屠夫摊位的摇摇摇摇的挂肉钩上，以此娱乐公众。他总是把这颗头交给顾客，好让他们更贴近地观看。后来，拉塞尔把这颗头卖给了詹姆斯·科克斯，他也拥有一家经营得不错的博物馆，并且他一眼就能认出一件纪念品是否有价值。科克斯私下里向那些经过挑选的客人展示这颗头颅，并且赚取一笔相当可观的利润。12年后，科克斯决定把它卖给休兄弟，正是他们使得这颗头颅成了他们在老邦德街上开设的克伦威尔博物馆里吸人眼球的明星展品。
　　整个18世纪，克伦威尔的头颅在不同展览经理人的手里流转，每一次都能赚钱。的问题是损耗。在某个时刻，大概早在泰伯恩刑场的那个日子，克伦威尔就丢失了一只耳朵和几颗牙齿。他的鼻子被压碎了，他的头发越来越稀疏，他的肉已经脱水并收缩，他的皮成了黄褐色，并被拉伸，变得十分坚韧。这个又干又硬的物体那很不协调的外表使得它成为一件有效的死亡警示物（拉丁语：memento mori），因为凡是把玩过克伦威尔这颗头颅的人，很少有不思考自己终有一死的宿命的。这就是死亡看上去的样子。克伦威尔，这位伟大的指挥官，如今也不过是一块物质，听凭付了钱的公众任意摆布，还容易受到自然环境的伤害。
　　乔治国王时代的科学人士断定，这颗头颅不过是一件古董，对有些人来说，它明显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人工制品。约瑟夫·班克斯是一位杰出的博物学家，曾参加过詹姆斯·库克船长的澳洲发现之旅，他在1813年被邀请来观看这颗头颅，但他以政治理由拒绝了。他说，他不可能下决心去观看“这个邪恶的老共和分子”的遗骸，“提到他的名字就让我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威廉·布洛克是个古董收藏家，他的收藏在皮卡迪利大街的埃及馆展出，同一年，他考虑为自己的博物馆弄到这颗人头，以作为“一件纯粹的古董”，但首相非正式地对他提出忠告——他认为向付费公众展示人的遗骸很不得体。
　　这个结论发出了改变的信号。当约西亚·威尔金森在1814年买下它的时候，克伦威尔的头颅便转到了私人手里。如今，它被专门保留给那些更高级的观众，只有这些人才能在受到控制的条件下对它评头品足。威尔金森可能忍不住在餐桌上向兴高采烈的客人展示他的这件著名遗物，但它再也不会流落到伦敦的街市上了。
　　当围绕这颗人头的过去产生了大量的故事时，便有人对它的真实性提出疑问。比如大量的人头开始流通：另一颗克伦威尔的头颅在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展出。威尔金森确信，他手里的这颗头才是真的，但别人并不这样肯定。比方说作家兼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他的著作《奥利弗·克伦威尔书信演说集》（Oliver Cromwell's Letters and Speeches）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就掀起了新一轮的克伦威尔热。卡莱尔认为，威尔金森的这件古董是“欺骗性的臆想”，并拒绝亲自对它进行查验。
　　如今这是一个难题，需要科学的方法来找到证据。我了解过一份专业学者的长名单，他们都检查过这颗发黄的人头：一位徽章专家、大英博物馆的一位钱币专家、颅相学学会的一位重要成员、一位著名雕塑家、牛津大学一位生理学家、皇家考古学会的若干成员，以及两位医学统计学家。他们都把自己接受过的专业训练用于克伦威尔的头颅中，如今所有人都表示支持威尔金森的主张。
　　到1930年代，数不清的测径器测量过它，大量的显微镜聚焦过它，关于克伦威尔的头颅，人们撰写过成百上千页的文章。这个“有点令人厌恶”的物体上每一个肿块、每一个针脚、每一道擦痕，都得到过检查和描述。然而，研究过克伦威尔头颅的科学家们也被它迷住了，他们紧张热烈的凝视，反映了这个正在朽烂的人工制品在落入私人之手200年后依然拥有的魔力。如今，威尔金森家族拥有这颗头颅已历四代，他们更愿意回避公众的关注，却三番四次被记者们拉回到聚光灯下。这些记者偶然听说了克伦威尔头颅的故事，打算写写它那非同寻常的过去。
　　在20世纪中叶，约西亚的重孙霍勒斯·威尔金森博士开始觉得，照料这颗臭名昭著的人头的负担太过繁重。他决定，应该让克伦威尔入土为安。因此，在1960年一个小规模的私人仪式上，克伦威尔的头颅被装进了古老的橡木盒子，埋在了剑桥大学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教堂门厅地板下的某个地方。剑桥大学对确切的位置守口如瓶。头颅入土时有一块牌匾，上面是这样写的：“1960年3月25日，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邦的护国公、本学院1616～1917年的校友奥利弗·克伦威尔被葬于此地附近。”
　　再也不会有法医鉴定和DNA测试了：在奥利弗·克伦威尔头颅的故事上，科学并没有得到一锤定音的很终决定权。当然，这并不能阻止观光客来亲眼看看这个地方。克伦威尔的头颅或许终于长眠地下，但它依旧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群。

　　干缩人头是牛津大学皮特河博物馆的“重头戏”，是人们注意力的中心。这些干缩人头帮助我们打破成见，挑战人们关于所谓原始习俗的假设，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数百年来与南美文化接触中的错综复杂性。
　　当我孤身独处，当我去皮特河博物馆观看那些干缩人头（tsantsa）时，便琢磨着写这本书。我的孤独给我提供了沉思的时刻。那些人头吊在玻璃柜的绳子上：它们的面容是凝固的，它们的眼睛紧闭着，它们的头发长长地垂下来，一直披到头的下面。在那里必须安静。它们拒绝透露它们的秘密。凝视它们就像是一次粗暴的打扰。但我依旧凝视着。我试着让它们血腥的过去和它们没有生命的存在在我的面前协调一致。
　　参观者在我身边来来去去，当他们跟家人和朋友一起站在展示柜前的时候，我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反应。孩子们公然地说，这些人头“很吓人”，“很酷”；而很多成人则说，它们“令人作呕”、“十分可怕”。每个人都想知道：它们是不是真的？它们是怎么做成的？我们所有人都在试着去理解这些人工制品是如何产生的。任何物品，如果无视其自身创造的实用性，都会获得一点点魔力，而正是能把人变成物的这一特性，让我们为之着迷。
　　皮特河博物馆里的干缩人头是舒阿尔人大约一百年前制作的，他们生活在安第斯山脉的热带丛林里和厄瓜多尔及秘鲁的亚马逊低地地区。舒阿尔人制作干缩人头的方法是：先把颅骨及所有脂肪和肌肉组织与皮分离开来，然后反复填充滚烫的卵石和沙子，直至它只比人的拳头大那么一点点。对舒阿尔人来说，这些人头的实用性就是为了利用受害人的灵魂那异乎寻常的力量，这是持续多年的复杂仪式的组成部分，但对那些如今在牛津大学面对玻璃柜里的干缩人头的参观者来说，这些实用性常常就是故事本身的结尾。
　　探访牛津的游客看到了这些干缩人头，悬挂在一家致力于收藏世界各地人们制作和使用的各种物品的博物馆里。周围的环境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它们的物质性上，但当它们被制作出来的时候，其物质性却是它们很不重要的特征之一。舒阿尔人一旦成功利用了干缩人头中的威力，服务于他们自己的社群后，人头本身可能就被埋起来，被扔掉，或者被卖给商人。如今，它们在牛津，也不可能被扔掉。事实上恰恰相反——它们成了注意力的中心。
　　干缩人头从很有礼仪感的刀子、悬锤和环锯工具当中产生出来，它们对博物馆的参观者发挥了比其他任何展览都要大的吸引力。我在那里的时候，展厅的一名服务生自豪地说服一个茫然不知所措的女人，告诉她：“这是博物馆里很迷人的人工制品之一。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观看干缩人头。”在媒体上，皮特河博物馆索性被称作“干缩人头博物馆”，博物馆的新闻官费了很大的劲，来阻止每个参观的摄影者冲向那些干缩人头拍一张吸引眼球的照片，同时还要制止诸如“令人憎恶的”、“异国情调的”和“离奇怪诞的”之类的形容词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报纸上，这些报纸“周末何处去”的特写总是提到这家博物馆。
　　因为展示人体部件而名扬八方，这把皮特河博物馆置于很尴尬的境地，关于如何对待这些干缩人头，工作人员中有过持续不断的讨论。有人认为，应当把它们从展览中撤下来，因为，把人头当作古董对待，让陌生人直勾勾地盯着看，这很是无礼。尽管标签上解释了它们如何制作，以及为什么制作，但无济于事，参观者还是经常用“怪诞”和“野蛮”这些词来描述这些干缩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