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获“2016中国好书”。


　　1．当代大家讲读历史名著。
　　1）张国刚教授潜心研究《资治通鉴》数十年，以学者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反思力来探讨《资治通鉴》留给后人的历史智慧。
　　2）从原典出发，以学者的史学功力解读传统经典，以士人的经世情怀关照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2.讲解传统文化的新高度：中西文化比较的大视野 + 贯通古今的宏阔思维。
　　1）张国刚教授是著名的中古史研究专家，也是国内中西文化关系研究的先驱大家。中西会通的学术大视野下谈中华传统文化精髓，新意迭出，耳目一新。
　　2）精心选取二十个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点，从战国前期的三家分晋到大唐盛世的终结，通贯历史，联动古今。


　　3.面向大众的通俗讲法，把浩繁的古典原著浓缩为大众乐读的智慧精华。
　　1）以讲故事的形式，用通畅浅近语言，向大众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有学者的高度、思想的力度、面向的广度。
　　2）文本贴近《资治通鉴》原典、解读贴近日常生活的大众历史读本。
　　3）一本书读懂《资治通鉴》的同时，也明白了为什么毛泽东会读十七遍《资治通鉴》，为什么曾国藩会认为《资治通鉴》是一本极好的经世治国之作，为什么历代大学者会认为《资治通鉴》是“必不可无之书”。

　　张国刚教授潜心研读《资治通鉴》数十年，以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宽度、贯通古今的思维高度，精心选取《资治通鉴》中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二十个关键点，以现代思维总结文化精髓，以生动语言讲《资治通鉴》里的经世治国、修身用人之道，历代政治得失、世事兴衰变迁之迹。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从《资治通鉴》的文本出发，以影响家国大政的关键点为关照，生动、简明地讲述了从春秋前期的三家分晋到大唐盛世的终结的中国历史，书中不仅有忠于原典的历史场景再现、人物言行钩沉，更有张国刚教授独到深刻而妙趣横生的分析讲论，令一部体量浩繁的古典文献《资治通鉴》一变而为轻松易读、精辟通达的历史读物。是一部当代大家讲解历史名著的经典之作。

　　张国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为清华大学本科生、学堂在线网络课堂以及社会各界讲授《资治通鉴》，颇受欢迎。2014年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主要著述包括《唐代藩镇研究》《佛学与隋唐社会》《唐代家庭与社会》《中西文化关系史》《文明的对话：中西交流史论》《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等。

导论
第一讲 三家分晋
一 智伯覆亡
二 魏国崛起
三 吴起悲剧
第二讲 商鞅变法
一 去魏投秦
二 立信变法
三 商鞅之死
第三讲 纵横捭阖
一 南取巴蜀
二 远交近攻
三 逐客风波
四 破坏人才
第四讲 千古一帝
一 奇货可居
二 赵姬身世
三 茅焦之谏
四 始皇功过
第五讲 亡秦必楚
一 高祖起兵
二 先入关中
三 鸿门宴
第六讲 楚汉之争
一 汉王拜将
二 陈平献计
三 韩信将兵
四 垓下之围
第七讲 西汉开国
一 汉承秦制
二 兔死狗烹
三 封赏功臣
四 诸吕之乱
五 文景之治
第八讲 汉武大帝
一 金屋藏娇
二 汉家故事
三 武帝功过
四 巫蛊之祸
第九讲 昭宣中兴
一 霍光辅政
二 宣帝继位
三 霍光之死
四 祸萌骖乘
第十讲 王莽始末
一 纯儒起家
二 万人拥戴
三 新莽改革
四 王莽末路
第十一讲 光武中兴
一 少年有志
二 榻下之对
三 刘秀立国
第十二讲 士风矫激
一 宦官专权
二 清议名士
三 党锢之祸
第十三讲 曹操成败
一 机警权变
二 乱世奸雄
三 成败关口
第十四讲 刘备百折
一 江湖声誉
二 困境机遇
三 赫然寂灭
第十五讲 孙权偏霸
一 父兄好汉
二 任才善谋
三 处世用人
第十六讲 曹魏国运
一 曹丕称帝
二 格局有别
三 曹魏之弊
四 明帝托孤
五 司马篡权
第十七讲 西晋乱局
一 三分归晋
二 继位风波
三 八王之乱
第十八讲 隋唐霸业
一 北朝政局
二 杨隋代周
三 罢黜高颎
四 废勇立广
五 二李得失
六 天下归唐
第十九讲 治世明君
一 文武治道
二 治国用人
三 克己纳谏
四 律身“帝范”
第二十讲 开天治乱
一 玄宗其人
二 开元之治
三 盛世危机
四 浪漫天子
五 盛世终结
后记

　　后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认真而系统地阅读的第一部史书就是《资治通鉴》，迄今已经三十七八年了。只是那个时候，读史的眼光，关注的是专业史料。后来在清华大学开设了“《资治通鉴》导读”的课程，2014年又被学校安排上“慕课”（MOOC）课程，即线上课程。这时，阅读《资治通鉴》的眼光自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较关注的是《资治通鉴》作为史著的鉴赏价值，特别是司马光探讨的有关家国兴衰、民生休戚的内容。
　　我总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说，历史犹如棋谱。前贤往哲应对时代挑战，其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留下的记录，犹如那个时代留给后人的棋局。棋谱不就是以往高手留下的种种残局吗？读史使人明智，犹如读谱使人棋高一着！专业历史工作者要研究历史的真相，力求还原史实的细节，如同摄影工作者，要最大化地呈现出事件的面貌。无疑，史实是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但并不是历史学的全部。古代学者对于历史学的经世致用价值多有阐述，而现代社会更加需要历史的经验来启迪人们应对各种关系的智慧。长期不间断的历史书写，国家政权和知识精英对历史的重视和坚持，是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色。因此，怎样在当今的时代通过学习历史事实、了解历史人物，达到启迪智慧的目的，是历史作为文化传承的社会意义；如何让历史在象牙塔之外的世界发挥其原本的作用，亦是史学研究者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
　　《资治通鉴》的“慕课”课程，是我个人在教学科研工作的基础上，向非史学专业的同学们推广历史文化教育的一个尝试。课程初次上线之后，与“财务会计”、“社会心理学”课程，一同成为选课最多前三甲，被评为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实在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中华书局的朋友知道后，邀请我把讲稿编辑成一本书。现在这部书稿就是在“慕课”课程基础上修改而成，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并根据编辑的意见，增补了几篇已经发表的文章。
　　清华大学教务处资助了这门“慕课”课程的开发，并支持本书的编写，我在此表示感谢！诸生中为我讲授“慕课”课程担任助教的有王炳文、李兮、王铭、张景平、管俊玮、任彪；协助我整理和编辑书稿的有刘红星、陈昱良、李兮等。对于他们的辛勤劳动，我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我还要感谢中华书局《月读》杂志（我在那里撰写了《资治通鉴》导读的连载）诸位编辑的帮助，感谢本书责编贾雪飞女士以及余佐赞先生的辛勤付出。我还要特别感谢那些曾经听过我在线上和线下讲授《资治通鉴》课程的同学和学员，正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才有了我的《资治通鉴》课程和现在这部书稿。对于课程及书稿中的错误不当之处，请予以批评指正。
　　张国刚
　　2016年5月25日清华园

　　第三讲 纵横捭阖
　　商鞅变法为秦国奠定了政治的制度基础，包括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制度、郡县制、基层乡里制度、军功爵制度、激励机制，以及各项经济制度。但是尽管如此，制度再好，如果没有高超的对外发展战略，没有切实的发展路径，要以西北一隅之地，单打独斗之力，吞并唇齿相依的山东六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六国合纵抗秦，对于崛起中的秦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怎么化解这些威胁呢？秦国有个外交战略，叫做连横。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合纵连横。合纵，是山东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连横呢，是秦破解合纵的方法。据说著名纵横家张仪，就是连横政策的首创者，他曾经用一些忽悠的手段来欺骗楚怀王，破坏了齐楚之间的结盟。但是连横只能破坏对方的结盟，六国并不会因此就消失，最后还是要靠军事力量来消灭六国。但是，如何选择打击的重点，打击的次序和策略又该怎样设计呢？这是秦国在连横政策之外，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资治通鉴》给我们展现了秦国对外战略的一个发展的路径，即他如何处理跟六国关系，如何选择打击重点等，这个战略有三次大的阶段性变化。
　　第一个阶段是秦惠文王时期，采取避重就轻，攻灭巴蜀的策略，巩固好战略后方，不事张扬地发展自己的势力。
　　第二个阶段是秦昭襄王时期，实行远交近攻，不断地蚕食诸侯的策略。
　　第三个阶段就是秦王政了，即后世的秦始皇，他用收买、暗杀、离间等手段破坏六国人才，然后再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
　　一 南取巴蜀
　　我们先讲第一个阶段：避重就轻，因势制宜。
　　这个策略是在秦孝公死后，太子驷即位，即秦惠文王时期实行的。周显王三十一年（前338），秦孝公去世，年仅十九岁的太子驷即位，史称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在其老师公子虔等的煽动下，车裂商鞅，但是商鞅的变法依然继续推行。之前我们讨论过，在秦国人看来，这个变法不是商鞅创始的，而是秦献公、秦孝公以来一贯的政策，商鞅只是一个具有创新性的践行者。所以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继续推行对内修明政治，对外蚕食诸侯的发展路径。秦惠文王用魏国人张仪为相、司马错为将（司马错是司马迁的八世祖），连连攻打魏国、韩国，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秦国咄咄逼人，使六国陷入恐慌。
　　周慎靓王三年（前318），韩、魏、赵、燕、楚五国合纵伐秦，齐没有参加，它实际上是躲在了背后。齐是那个时期山东六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史籍上是这么记载的：“巴蜀相攻击，俱告急于秦。”巴蜀就是今天的成都平原附近，如果具体说，就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重庆这一带地方，巴是巴国，蜀是蜀国。这两个都是很古老的国家，但
　　是由于偏远，中原的华夏诸族把他们称为夷狄——但是他们是夷狄之长。不但巴蜀打起来，蜀国国王还和他兄弟内讧。我们知道，秦这时候是离他们比较近的一个大国，他们都向秦告状，争取秦的支持。于是秦国内部就出现一个争论：是不是趁机把巴蜀给拿下来。司马错的想法是趁机拿下。张仪主张不如伐韩。到底是东向继续在中原攻伐韩、周（周王室在洛阳），还是往西南方向去打巴蜀，张仪和司马错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不是两个人的意气之争，而是秦国的发展战略问题。所以秦王说，你们谈谈你们各自的理由。
　　张仪陈述的理由如下：秦国在外交上应该这么来做，亲魏，善楚，下兵三川。三川是指韩国内郡，以该地有黄河、洛水、伊水三大水域而得名。亲魏、善楚，什么意思呢？就是跟魏搞好关系，跟楚搞好关系，来打韩国，攻它的新城宜阳这个地方，“以临二周之郊”。“二周”，就是西周、东周在洛阳这个地方有两个被分封的周王室，一个是西周公，一个是东周公。巴掌大的地方，却还把它分封了，叫二周。二周是周天子所在，有九鼎。九鼎是指天子的权力象征，兵临周室，就可以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不敢不听。张仪认为“此王业也”。就是说外交上，要跟魏、楚连横，在军事上要攻打韩国的心脏地带，政治上威胁周王室，这样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王者大业。他认为这种大动作，是秦国发展应该采取的战略。
　　张仪认为“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就是说，如果你要想有名，你要在哪儿争呢？你要在朝堂上争。你在小偏旮旯里的巴蜀那里争，也不会出名。你要是争利呢，就要在市场上竞争。现在韩国的三川，周室所在的洛阳，就是天下之朝，天下之市，要争就争这里，而不是去争夷狄之地，“去王业远也”，去那里争，离开王者事业更远了。
　　司马错断然反对，他讲出另外一番道理：“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什么意思呢？要富国，则要扩张土地；要强兵，则要富裕百姓；要统治天下，则广布恩德。三者俱备，那自然就是王了。可是你现在呢，土地小，势力弱，你要先从容易的事做起，不要急于去中原核心地带，搞出那么多响动。相反，攻打巴蜀不一样，巴蜀虽然僻居一隅，戎狄之中却是老大，它现在君昏政乱，兄弟相争，以秦国的力量去攻打，就像豺狼到羊群里去一样，很轻易就能得到。得到了这块土地，足以扩大我们的版图，足以富裕我们的人民。把它打下了，我们不需要费多大劲，不需要用多大兵力，这是何等的好事呢？攻打下一个国家，天下不觉得你贪，不觉得你残暴。相反，如果说是去打韩国，去问周鼎之轻重，弄得响动很大，不仅恶名远扬，还得不到实际好处。而且你打的地方，是天下不愿意看到的，谁愿意看到你去吞并韩国，甚至去吞并宗周呢。周是什么？周是天下的宗室，齐是韩国的盟友。如果周室和韩国知道要丢掉自己的版图，他们会通过齐、赵来跟楚、魏讲和，你不是想跟楚、魏来搞好外交关系吗，但这样反而促进他们六国之间合作，这就危险了。
　　我们发现司马错讲的道理，其实就是闷着头发财，就是在你势力还不够强大的时候，你要避免成为众矢之的，你不宜攻击那个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你看，这不是两种发展路径吗？张仪的道理是，我们要成就王业，要抓关键的地方，宗周地区很关键。司马错的理由是，我们现在实力还不够，去打这么关键的地方，弄得响动很大，还得不到什么好处，但巴蜀不一样，我们拿下它还不招人嫉恨，能得到很大的实惠。
　　比较两个人的方案，从秦国当时的情况来说，司马错的方针是对的。
　　这使我想起中国古代一些讲谋略的书。特别是唐朝有个四川人叫赵蕤，是李白的朋友，他有本书叫《长短经》。他特别强调，一个道理、一个方案，没有什么对不对的，关键是看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我们平常说“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有道理吧？我们平时还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宜将剩勇追穷寇”，也有道理吧？那么到底是“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呢，还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宜将剩勇追穷寇”呢？这就必须根据具体的实施条件来确定了。
　　秦国在发展过程当中，到底是直取宗周，问二周之郊？还只是闷头发财，先把巴蜀拿下？显然司马错的方案，更切合当时秦国的实际情况。
　　《资治通鉴》是这么写的：“王从错计。”错，就是司马错。秦王听从了司马错的这个主意，在周慎靓王五年（前316），就派人去打巴蜀了。不过带兵将领里除了司马错，还有张仪，他们拿下了巴蜀。巴蜀属秦以后，秦国就更加强大了。吞并巴蜀巩固了秦国的战略后方，富庶了秦国的国力，拓展了秦国的疆土，使秦国的国势，更上了一个台阶。
　　二 远交近攻
　　第二个阶段：远交近攻，各个击破。
　　提出这个策略的，是秦昭襄王时候的范睢。继惠文王继位的秦武王（前329—前307），是个有神力的人，有一次，他与著名大力士孟贲，跑到二周之郊去搞举重比赛，问鼎之轻重。他去举那个鼎，虽然举起来了，但鼎太沉，他举着举着就举不动了，跌倒被鼎砸伤了腿，回家不久就死了。死时年仅二十三岁，武王没有儿子，秦国的王位空虚，几个兄弟就争起来。
　　这时候赵武灵王用计把当时秦国在燕国做人质的公子嬴稷接回来，通过赵国送回秦国去。公子嬴稷就是秦昭襄王，继位时年十八岁。嬴稷的母后是宣太后，她本来是秦惠文王的妾妃。秦惠文王的王后支持别的公子，被昭襄王的支持者打败了。
　　昭襄王的支持人是谁呢？就是他母后同父异母的弟弟魏冉。魏冉当时在秦国掌兵权。魏冉辅政期间，推荐并重用了名将白起。白起是战国的第一名将，东征六国，颇建功勋。秦国的国事蒸蒸日上，接连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史学家吕思勉在《先秦史》上说：“秦之灭六国，盖始于魏冉。”司马迁在《史记》卷七十二《穰侯列传》里也说：秦之所以能够东向扩张，削弱诸侯，甚至曾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穰侯，就是魏冉。
　　范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登场的。魏冉主持秦国的国政长达三十六年，此时秦昭襄王年逾五十了，可国政还掌握在母后宣太后和舅舅魏冉等手里，所以尽管魏冉功劳很大，秦王心里也不是滋味。范睢抓住了这个机会。
　　范睢，本是魏国人，曾经跟随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非常器重他，甚至想留下他做客卿，但被他拒绝了。须贾作为一个使者，不受重视，但他的随从反被齐国国王器重，他心里不痛快，怀疑范睢出卖了军情机密，要不然齐国怎么对他那么好呢？所以回去跟魏国相魏齐说这件事。魏齐也小肚鸡肠，他想：你出使齐国，齐王觉得你是国士，那你在魏国将来不就威胁我的相位吗？所以把范睢打得半死，扔到厕所里。范睢假装死去，收买了看守他的人得以逃走。秦昭襄王三十六年，范睢化名张禄，在好友郑安平的帮助下，随秦国使节王稽入秦，到了咸阳。
　　范睢到咸阳以后，发现穰侯魏冉正在筹划着派兵打齐国的刚、寿。刚，是今天山东泰安市的宁阳县；寿，在今天山东省聊城市下面的阳谷县。秦国在陕西，齐国在山东，中间还隔着楚、魏、赵、韩等国。跑那么远去打齐国，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扩大魏冉的封邑——陶邑。魏冉的封邑在今天的山东定陶，这颇有以国家的名义去出兵自肥之嫌。
　　所以范睢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上书秦昭襄王求见。求见途中，遇到了秦王的车马，秦昭襄当时要去永巷。永巷是一个僻静的通道，是宫女犯罪所囚禁的地方，是离宫的禁苑，是不能随意进入的。范睢故意往那去，永巷的人跟范睢说：“秦王马上来了，你赶紧避开。”范睢说：“秦国只有穰侯，只有太后，哪有什么秦王？”这话击中秦昭襄王的要害，所以范睢就被召入了离宫。
　　我们看得出来，范睢其实是通过故作惊人之语引起秦王重视。后来从司马迁对这件事的评价，看出司马迁对此颇有点不以为然。
　　范睢跟秦昭襄王讲，穰侯越过韩、魏，去打齐国的刚、寿地区，这不是什么好主意。你看看当初齐闵王，南攻楚，破军杀将，辟地千里，得不到尺寸之地。为什么呢？太远了，鞭长莫及。范睢接着讲，当初齐国去打楚，楚离他很远，最后得不到楚，而肥了韩、魏。你今天去打齐国的刚、寿，拿下来又怎么样？那么远，能得到吗？所以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是相国有私心。“今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得一寸，有一寸，得一尺，有一尺，这样地蚕食各国，秦国就会一天天地壮大。以秦国现在的实力，六国没有能抗衡的，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都没什么进步呢？
　　就是因为战略有问题。如果远而交之，近而攻之，我们就能逐渐地蚕食中原地区，因为韩、魏就处在天下的中心，你要想霸有天下，必须首先控制天下的中枢，就是韩、魏。然后呢，楚国强，我们就以赵来对付楚；赵国强，我们就以楚来对付赵。楚、赵都掌控了，齐就一定在我们掌握之中。齐被掌握，那么韩、魏还有什么机会呢？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吞并了。
　　这其实是个交替的战略：把近处控制住，然后威胁远处；远处受到威胁不敢援助，近处就被吞并了。对付近和远，在手法上是互相交替的。秦昭王说：“善。”以范睢为客卿，让他来参与掌兵事，这是公元前271年的事。这个时候穰侯逐渐被排挤出去了，不久就郁闷而死。
　　我们要指出的是，仔细研究一下《资治通鉴》对魏冉主政这三十多年的记载，仔细看看《史记》的《穰侯列传》，就会发现，其实魏冉主持秦国国政的时候，他的东扩政策，并不是完全没有章法的，所以司马迁在《穰侯列传》中说“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有点儿同情他。
　　范睢提出的远交近攻政策，在魏冉主政时期，也在不同程度地践行着。魏冉主政三十多年，即秦昭襄王执政的前面三十多年，是秦国东扩非常有成效的三十多年。范睢利用魏冉主政强霸，秦昭襄王对他专政不满，用离间计取代了魏冉。然后把远交近攻的策略更明晰化。而魏冉只是在践行同样的策略时，忽视了秦昭襄王的感受。
　　总之，范睢的策略，是交替运用刚柔两手，交替制服远近邻国，近的韩、魏，远的燕、赵、齐、楚。分三步走。
　　第一步，蚕食三晋，控制魏、韩。这不仅壮大了秦国的声势，而且解决了东扩的基地问题，解决了后顾之忧。赵、楚，这个时候已经跟秦接壤了，赵在北边，楚在南边。真正不跟秦接壤的，是燕和齐。可以这样讲，韩、魏最近，赵、楚次之，燕、齐最远，而且齐是最强大的，也是最远的。
　　范睢说，我们先掌控了韩、魏，就为进一步制服赵、楚提供了跳板。就以韩、魏为基地，联赵击楚，联楚击赵，控制了秦和齐之间广袤的土地，为进一步对付齐，这个最强大、也最遥远的国家创造条件，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制服齐国，使之对秦的蚕食行动不敢介入，再反过来巩固对韩、魏及赵、楚的蚕食结果，乃至最后把他们消灭，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
　　总之，这不是简单的远而交之近而攻之，而是用交替的两手，就是说既打又拉，各个击破。这个策略在秦王嬴政时期，在李斯的辅佐下，又有了新的发展。李斯提出了一个收买对方、离间对方的管理团队、领导团队，破坏对方的人才的策略，这实际上是对范睢策略的进一步提升。
　　三 逐客风波
　　我们知道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去世时已七十五岁，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国君之一。可以这样讲，在康熙之前没有人在位时间超过他。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秦孝文王，正式即位只有三天就死了，因为他父亲在位的时间实在太长了。秦孝文王的儿子，秦庄襄王（前281—前247），就是秦王嬴政的父亲，主政三年也去世了。三年以后，秦王嬴政继位就在秦王嬴政即位的那一年，李斯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咸阳。李斯是楚国人，年轻时在地方做基层小吏，觉得生活清苦，工作压力很大，又没什么油水，就想换工作。他念过书，所以就跑到齐国稷下学宫，向荀子学帝王之术。他的同学中有著名的韩非。他学成以后不想回楚国了，因为他觉得楚王很昏庸，而其他国家呢，没什么机会，只有秦国有发展，于是就到秦国去了。
　　我们看看前面的商鞅，本来什么也不是，去了秦国，封为上卿；范睢，一介平民，到了秦国，成为国相。李斯也去了。李斯去的时候，是秦庄襄王三年（前247）。他先投奔吕不韦门下，不久，秦王嬴政即位了。李斯刚开始在吕不韦门下当门客，后来吕不韦觉得这个人很有本事，李斯也处处表现自己，就慢慢地提升为客卿，当过郎官，当过长史。这时候秦国的大权掌握在吕不韦手里。这时嬴政已二十多岁了，为了不让他掌权，赵太后和吕不韦一直拖着不给他行冠礼。
　　始皇九年（前238），22岁的嬴政终于加冠亲政。他首先拿掉了嫪毐，清除了嫪毐势力。嫪毐是秦王母后的情人。然后除掉吕不韦，逼迫他的母后赵太后放下了权力。嬴政掌实权了。
　　秦王嬴政即位后不久，曾发生了一件事。韩国的一个水利工程师，名叫郑国，被发现是个间谍。韩国离秦国最近，秦国老去攻打它，每次韩国被攻打后就割让土地。韩国受不了了，有人就给韩桓惠王出了个馊主意，派一个水利工程师郑国，到咸阳去游说：“秦国的关中水利条件这么好，但是还经常有旱灾、水灾，就是缺乏水利设施。你要兴修水利，我就是水利专家，我可以帮你修渠。”秦国当初拿下巴蜀以后，曾经兴修了都江堰工程。都江堰工程使成都平原成为粮仓，是世界水利史上的著名工程，是秦国的蜀郡守李冰父子主持的。那么这个好处，秦国人是知道的，所以就在关中修渠，这是嬴政刚即位的次年。每年发动数以十万的民夫修渠，因为修水利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拖住了秦国东进的步伐。修了几年后，郑国的真实目的最终被发现了，原来这个家伙借兴修水利之名，行“疲秦”之计，意在阻止秦国东征六国，所以他是一个间谍，秦国上下一片哗然。
　　这件间谍案被闹出来，好像是偶然的，其实也有其必然性。为什么呢？因为秦国这个时候，已经是非常强大了。秦国的强大离不开客卿贡献，过去这些人确实有本事，也带来秦国的发展和辉煌，现在秦国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好像这些人的重要性，也就不那么显著了。加上外来人才对秦国本土的官员的利益有挤压作用，双方矛盾就更尖锐了。
　　秦王虽然容许了郑国继续修渠，可是这件事对于秦国对外来人才的政策不能没有影响，因此，在吕不韦退休，秦王嬴政主持朝政后，大约是在本土官员的强烈要求下，嬴政发布了一个《逐客令》，解去所有在秦国任职的六国客卿的职务，驱逐出境，李斯也在其列。在这个情况下，李斯就写了著名的《谏逐客书》。
　　《谏逐客书》是非常有名的一篇文章，他历数秦穆公以来秦国重用客卿的成就，特别是秦孝公以来，商鞅、张仪、范睢等辅佐秦君，变法图强的历史经验。认为“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这不是把人才往敌国推吗不是让这些客卿，到敌国那去就业吗？对秦国有什么好处呢？这就像授敌以兵器，资盗贼以粮物吗？秦王嬴政读到这篇《谏逐客书》，他幡然醒悟，马上召回李斯，取消《逐客令》。
　　秦王嬴政审时度势，知错就改，收回成命，很有领导风范，李斯也由此得到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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