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说明：购买此电子书，暂无附赠光盘，敬请谅解。

　　

　　《西南联大行思录》是张曼菱十余年来浸润于“西南联大”的成果。其间，作者走访海峡两岸的西南联大老校友，亲身接触、交谈，拍摄出电视纪录片数部，积累案头笔记、文献等一手材料不计其数，甚至不乏所有。作者寻访西南联大老校友，目的在于寻访“西南联大精神”——在中西合璧下，既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人文精神。
　　《西南联大行思录》用文学化的语言进行纪实性的描述，人物访谈时的讲话穿插其中，章法上也化整为零。在一个个小专题内，可见出西南联大人活生生的精神面貌，和对国家、民族的赤诚与担当，更可见出作者对当下文化教育建设的思考与忧虑。从“西南联大”到今天，历史的精神就在“行”与“思”之间跳动，对那激情岁月与美好人格的怀念向往，跃然纸上。

　　张曼菱（manling zhang），女，汉族，1948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独立制片人和导演，职业作家。代表作有《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涛声入梦》等。　　张曼菱是大陆改革开放后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女性。她曾经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交流，以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女性为主题发表公众演讲，反响很大。

序：从“传说”到寻觅
第一章　南迁
散漫北大
敏捷清华
南开校殇
书生应变
父女逃逸
姚家胡同吊
“移栽桢干质”
“气节”说
驻衡湘
留学者归来
教授当家
“祖国的花朵”
“游子身上衣”
少年眼中的祖国
运送设备
步行团
“民气”
花篮佳话
望断云山
第二章　山城
借住校长楼
“陋室”
女生开旅店
“第二故乡”
“蓝帕帕”
山水人情
云南的蓝天
“无取、无求、无损”
云南人的脾气
法官怕教授
《翠堤春晓》的由来
南屏大戏院
“宜结良缘”
巾帼慕英雄
牢实的人们
革命姻缘
潇湘韵事
联大学生办教育
流亡者的家
周家大院与“雷稀饭”
“南渡”忧愤
歌德的精灵
为云南做水利
制冰
新校舍
“吃饭原理”
“煤油箱子大学”
茶馆学风
“三剑客”
记账与放炮
洗床单和刻蜡版
跑警报
“记得少年春衫薄”
杨武之：父训与《群论》
闻一多：“诗化家庭”
朱自清：赶马人的披风
贺麟：总是在争论
杨振宁：黑屋里听故事
赵忠尧：“中和肥皂”
闻一多：制印
费孝通：假奶粉
梅贻琦夫人：“定胜糕”
王力夫人：为“白药大王”织毛衣
芮沐夫人：卖掉家传金器
一个群体的后面
联大学生盖房子
中国乡绅
“最真挚的朋友”
第三章　弦诵：教授“立”校
教授是学术的核心
教授树立学风
教授发现人才并决定培养方式
教授引导学生志向
教授传授学术和对民族的热情
教授关怀社会
教授指导社团
第四章　弦诵：“无为而治”
完善的流程
校园自由
第五章　从军
孔令晟(台湾)：“优秀的都去当兵了”
柴之棣(台湾)：晋升飞快
刘孚坤(台湾)：因争论而从军
李俊清(台湾)：到印度看见泰戈尔
梅祖彦：因从军而没有文凭
钟香驹：“叙永班”的男生们
“义无反顾”：卢少忱
熊秉明(法)：远行与回归
许渊冲：“今我来兮，雨雪霏霏”
殷海光(台湾)：自由主义的旗帜
军旅回忆
第六章　学潮
义愤引发“倒孔”运动
纲领性的学潮“一二·一”
复课是终局
大小姐闹革命
第七章　北归
胜利时刻和三峡工程
驻军日本成泡影
立碑与存史
诗人罹难
校歌传神
第八章　两岸
邓稼先：“人杰”与机制
傅斯年：“风骨”的演进
蒋梦麟：阳明山祭
永远的梅校长
最先来往于两岸的人
谒胡适之路
附录
《西南联大启示录》观后感
西南联大课余学术报告会
后记：一本“活书”

　　序：从“传说”到寻觅
　　“西南联大”这四个字，我第一次听到，是从父亲的口中。
　　幼年时，父亲牵着我的小手，来到金马碧鸡坊，先讲这两座牌坊的天文奥妙：
　　据说，每过一个甲子，金马与碧鸡各自倒映的日影与月影就会对峙，方向相反，形成对接之奇观。
　　牌坊下面密布许多铺子：丝绸店、刺绣店、鞋帽店、首饰店、杂货店、小吃店。有小孩子爱吃的叮叮糖，也有耍猴的。街上也不乏衣帽光鲜的行人。
　　虽然有如此精妙的古建筑，也说得上是丰衣足食，人们的生活却十分平庸和闭塞。
　　父亲说，人们注意的中心，不过是有钱人家的争豪斗富：
　　今天这家的小姐在衣襟上绣了一片花出来招摇，明天那家太太一定会穿上满花的旗袍出来，把她比下去。
　　地方四季如春，几无寒暑之虑。没有多少外面的消息。人们失去了生活的方向，没有开阔的眼光，精神非常狭隘。
　　在离昆明不远的大理城，富豪之家还发生过这样荒谬的事情：一家大户把冬天室内取暖用的梨炭买光了，另一家为了压倒对方，居然烧钱取暖。
　　浑浑噩噩，不知何为“国家”、“民族”、“时代”。
　　其实山城也有过惊世之举。袁世凯称帝时，蔡锷秘密赴滇，与云南当政者唐继尧联手，发动“护国起义”，从金马碧鸡坊浩然北伐，扭转乾坤。昆明城中留下了正义路、正义坊和护国桥、护国路。
　　然而除了这偶尔的亮相，昆明靠崇山遮蔽，远离时代风云，基本上是幸而不幸地过着一种封闭、知足的小日子。一切仿佛在瞬间改变了：
　　忽然间，安静的小城里来了一大群人。他们都是从遥远的京城里来的有大学问的人。省主席龙云对他们恭恭敬敬，请客吃饭，礼若上宾。政府到处张罗房子，让他们住下，教书讲课。
　　这是当时全中国最著名的一些学者，他们留过洋，见过大世面。其中有几位，蒋介石见了也得让三分。在京城里，这些大学者住的是洋楼，出门坐黄包车。
　　可是现在国难，因为不当亡国奴，不愿意在小日本手下当差使，要把这几所好学校，这些好学生给我们中国保存着、培养着，他们抛下了安乐的生活，跋山涉水地到我们云南来了。
　　这样的一些人就在昆明的街上走来走去。好像这里就是他们的家乡，好像他们本来就生活在这里，一点儿也不嫌弃。
　　每天，市民都看见他们，夹着一包书，就用本地的土布包着，走着穿过小城去上课，回家。
　　几位先生的蓝布长衫都破了，打着不同颜色的补丁。有位穿皮夹克的先生，夹克穿得很脏也不洗，说要等打败了日本才洗。还有两位先生，胡子很长了也不刮也不修剪，也说
　　要等胜利了，才剃掉。
　　那些太太，很多也是留过洋的。人家就是一袭阴丹布旗袍，拎着菜篮子，自己操持家务，走在街上，对人彬彬有礼，仪态大方，满城的人谁不称道、敬慕？
　　显见出那些珠光宝气、搽脂抹粉的小城女子自感羞愧了。“一下子，那些绫罗绸缎都收起来了，不好意思穿了。国难嘛。”
　　时任省主席的龙云礼贤下士，请联大的教授到家中来，为自己讲课，了解时代与世界形势，请教为政、为人之道。龙公馆经常是高朋满座，客雅茶香。上行下效，城里富裕人家都以请联大的先生来家里做客为荣。就连地方上的乡绅们也争着用轿子来抬西南联大的教授们。
　　将先生接到了家里，自然是全家人都要叫出来与先生见面的。女孩子一扭一扭地出来了。
　　先生一皱眉。说：“怎么还缠足？放掉放掉!”
　　乡绅说：“已经订婚了。”
　　“还小还小。”
　　于是请教，怎么办？
　　先生说：“上学上学。”
　　许多女孩因此得了一双“解放脚”，即先缠后放的脚，
　　她们也穿了一袭阴丹布的旗袍，夹着书包走入学堂。
　　云南地方州县上，历来有宴请读书人的习俗。大户人摆宴，席间一定要有几位儒雅之士坐在首位，这宴席才算是有场面。人们也听一番高谈鸿论，得些启蒙。
　　就这样，一席饭解放了一个家庭，一大批青年从此转变了他们的命运。
　　城里城外，随处可见那些穿着木板鞋，背着斗笠的青年学生。他们打工助学，高谈阔论。而令人兴奋的是：每到周末下午，就看见老板叫伙计上门板，关铺面。主
　　人和雇员都要赶往省师礼堂去听西南联大的先生们演讲。那些专门为昆明市民举办的演讲，有的讲时事，有的讲经史，讲文学，也讲优生学。
　　闻一多讲诗，刘文典讲《红楼梦》，潘光旦讲优生学，吴晗讲形势。讲到山河之痛，国破家亡，台上痛哭失声，台下群情激奋，昆明市民与北来的师生们，同仇敌忾，意气相逢。淳朴的心田向着精神的导师敞开。
　　那种争富夸豪的小家子风气为之一扫。好学、忧国、知天下、求进步，渐成潮流。
　　这是一座古城苏醒的故事。
　　我父母的青年时代，正逢抗日战争，大批北方文化团体和大学转移来云南。昆明也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父亲把那段了不起的历史，化为了一个孩子能够听懂和记住的故事。
　　父亲当时是富滇银行的年轻职员，满怀着富国强民的热望，做了西南联大的一名门外弟子。这是他一生中最罕有的阳光雨露，滋养着他，不畏后来坎坷之路。
　　父亲经常去联大听教授们讲课。他亲眼看见，在联大的篮球场上，潘光旦先生拄着拐杖打篮球。独腿的潘先生说，别人能做的我也能做。
　　他很敬慕闻一多先生贴在门上的一联：“鸟兽不可以同行，吾非斯人之人，与而谁与？”
　　父亲性格孤直，终身不渝。在他最孤单的时候，这警世之联支撑着他。他甚至要我也学闻一多，将此联写在门楣上。为的是让那些找上门来又不是同类的人自觉地走开。
　　刘文典跑警报的名言，也是父亲所乐道的。
　　我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你跑是为了什么呢？
　　言下之意，当人珍惜自己的生命时，要明白自己有什么价值。这警句，自我知道后，就成为终生考问自己的题目。
　　城北黑龙潭，有忠义节烈的薛尔望墓。他举家赴池，而不臣服于清朝。黑龙潭水因此分为两端。就义之池永泛清波，另一端则为浊水。可见昆明人喜清恶浊，性情鲜明。
　　联大校歌的词作者罗庸先生曾专门撰文写过黑龙潭。强虏威逼，在联大人心中激起了共鸣。
　　昆明还有一个莲花池，传说陈圆圆投水自尽于此，也有说是出家为尼了。陈圆圆墓碑不见联大人所考与撰，想来时局与文人处境，都没有了注意乱世红颜的心情。战争令文化简约，不似太平时的枝枝蔓蔓。
　　我曾经从家中翻出一本旧而黄的小书，封面上印着火炬，一只伸出的手，怒吼的声音仿佛隔世可闻。一打开就有两句话，令我非常喜欢：“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那是当年“一二·一”运动时候印制的《荣哀录》，父亲一直珍藏。
　　我母亲当年还在市女中上学，联大的学生来给她们上课。
　　她说：“老师是东三省的流亡学生，生活很苦，鞋子的帮和底是分离的，用麻线绑在一起。讲到日寇侵占国土，在课堂上声泪俱下。所以女中在‘一二·一’时参加游行的人最多。”
　　在“四烈士”遇难后，母亲她们曾经化了浓妆，去宪兵的鼻子下面散发传单。后来展出的“一二·一”运动纪念，有张老照片上面，穿花旗袍的那个女生就是我母亲。
　　母亲说，当时闻一多先生就走在她们的前面。
　　一个人的青年时代在怎样的环境中度过，决定他一生应对逆境的姿态。我父母一生中屡遭厄运，而自强不息。一种与黑暗抗争的精神永远支撑着他们。
　　边地知识分子生活在一种近乎“原生态”的质朴中，他们是靠信仰，而不是靠潮流多变的“信息”来支持自己的精神生活的。朴素的公理、是非观念和纯净的语言，一直保存在我的家乡故土中，就像群山中的野杜鹃，不会被那些“中心地区”传来的倒行逆施所铲除。边地生活始终给人一股“春风吹又生”的力量。
　　当西南联大的史实记录一度在大陆社会生活中绝迹时，它的传说却保留在我父亲这类人的口口相授中，而化为了我的童年梦境，伏下了我追溯历史的渊源。
　　在命运的冥冥驱使下，1978年我考入北京大学。那是一个令中国社会充满希望的时代。
　　我们这一批因恢复高考而进入北大的学生，与那一代经历过“五四”启蒙的老先生们幸运相遇了。跨过半个世纪，他们等来了薪火传人，我们则找回了历史前进的起点。在风云际会的北大校园里，年同祖孙的“隔代亲”，结成思想与个性的同盟。而中年的教师们亦如兄长，提醒我们那些挫折与教训。
　　这一代大龄学子，带着历史的伤痕和时代之重负，将求学当作了寻求“报国之路”的历程。
　　那个时代，国家领导人正从华国锋转换到胡耀邦。北大那时候的当政者韩天石、马石江正好是抗战时期“一二·九”学潮的领袖人物。这两位领导对青年学生的理解和信任，尤为突出，难能可贵。
　　上下同心，老少联盟，打造出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学生活。民主与改革的风在校园劲吹。我就读时的北京大学，也可以称得上是“内树学术自由之风气，外来‘民主堡垒’之美誉”。
　　沉睡和失落已久的北大精神、“五四”风范、“兼容并包”的校训重现历史身影。我们77届、78届学子捐资为蔡元培校长铸就铜像，屹立于未名湖畔。
　　在那段时间里，活跃而宽容的校园精神使得新生事物仿佛雨后春笋，使校园美不胜收，使未来充满进取。我终于找到了自己梦想中的生活。就在这座校园里，我和同学们创造了第一次民主竞选，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世纪最强音。
　　凡是度过了那一段大学生活的人，是不会愿意苟安于重返混沌和倒退的。北大是一代人的精神圣地，在我读书的岁月里，这座校园与“五四”相衔接。我们的灵魂在这里得到沐浴和提升。
　　然而毕业之后，在我们身后的校园却一天天地变得令人难以辨认和匪夷所思。我常常不愿意听到人们提起北大的现状，许多事情似乎是对这座神圣学府的挖苦和讽刺。只有那些没有忘记北大传统的人，才被我称为“导师”和“学友”。
　　我们这批北大学子，曾经自以为是“继往开来”，可是在这个转向的时代中，却成了“末代人”。令人忧心如焚的，不只是一个北大的现状，中国大陆整个高等教育在迷失。
　　一百年之前，那些苦心引进国际大学机制，打造了北大、清华和诸多大学的先人，他们为什么要在一个封建顽固的中国办起现代大学？
　　为了引进世界新潮，为了给这个腐败的社会注入活力与新风，为了鲁迅所呐喊的：“救救孩子!”
　　就在辛亥革命前后，代表新教育新思想的中学和小学也在全国各地涌现。封建科举随着王朝逝去，私塾时代结束，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了下一代。中国早期的大学，其实就是“五四”精神的载体：“科学与民主”是大学的普遍精神。
　　大学的本质是启蒙，而不是愚昧；大学的灵魂是思想，而不是驯服。
　　但大学的光荣与骄傲、职责与使命，今天已经被人们忘却。
　　“大学”的普遍意义，在当今似乎只剩下那张一纸文凭。
　　中国有这样的传统意识：国家有“国脉”，学校有“学脉”。精神的力量与思想的火花，不会一挫而止，还会不断地再生于新的时代。那些最富于生命力和进步性的东西，都是一定要东山再起的。
　　在沉寂中，我问自己：我们从哪儿来？又会向何处去？
　　有一个召唤，将我的童年、故乡、家庭和我的大学时代贯穿一气。这就是远逝的那座学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这段历史与我们77届、78届的北大生活、理想是相通的，它也与我的家训、父母的生命相通。
　　我渴望从历史中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
　　1998年我回到云南，并得到了家乡相关部门的支持，开始寻访西南联大学人。
　　从此，我结识一批见地非凡、人品卓越的校友。他们厚朴正直、讲人格、求正义，可谓是“历尽苦难，痴心不改”。这些学长们成为我的老师和挚友。
　　我父母所景仰的那一代校长和导师们已经仙逝，能够讲述早期联大事的亲历者已经稀少，早期学生几为凤毛麟角；许多重要的过程缺失亲历者，有的只能靠子女一辈的来回顾。
　　著名哲学史家任继愈先生可谓是西南联大历史的见证人。他对我叹道：“这一工程启动迟了几年。”“今天能够提供信息的见证人，都属于西南联大第二代。”
　　2001年在清华大学六十周年校庆期间，我采访从台湾来的联大校友姚秀彦女士。从她那里，我开始知道西南联大师生为台湾岛的开发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2009年秋天，我登上台湾岛，一一地寻访和祭扫了梅贻琦校长、蒋梦麟校长、胡适校长、傅斯年校长的陵墓，终于可以向他们献上一束年深月久的秋花了。
　　岛上那些健在的西南联大校友，弥补了联大口述史在台湾方面的空白。老学长们坦诚而热切；那段被隔离的历史，对我是一个新的视野。
　　前后十余年来，我采访联大校友计约一百二十位，俱作了录音录像。
　　西南联大前后招生八千余人，毕业者两千多，很多人因为贫穷和战争辍学、流失了。十多年来，直到跨越两岸，我所寻访到不过百余人；而实际整理出来问世的，又只是采访量的十分之一。
　　2003年电视片《西南联大启示录》播出和出版。任继愈先生曾经撰文，说它是“集腋成裘，蔚为大观”。
　　2007年《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近九百分钟的光盘成品问世。
　　2010年《西南联大启示录》在三联书店重版。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云南教育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的支持下，我终于对这些正在消逝的活人史料完成了一个数字化、网络化的过程，使之得以保存和传播了。
　　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坏的东西积累太多，好的东西若隐若现。
　　我是在做父亲曾经做过的事情——把西南联大这段历史，用故事的方式，讲给我们的后人。
　　从我开始踏入这个领域，就受到校友聂震宁的关注与支持。他不断敦促我“抓紧出书”。
　　书，是对我这个寻觅过程的总结和交代。
　　《西南联大行思录》的书名是任继愈先生2004年为我题写的。当时我正患眼疾，受到先生的勉慰。今终于完成。幸甚!
　　2012年7月15日　　昆明　滇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