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儒家十三经之一。《左传》既是古代中国史学名著，也是文学名著。《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根据鲁国国史《春秋》编成，记叙范围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本次出版的《左传》，系由中华书局“三全本”《左传》译注作者郭丹教授等根据新丛书体例选篇改版而成，注释简明扼要，译文流畅清晰。

　　郭丹，福建龙岩人， 1987年7月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到福建师大工作，现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专业硕士生导师。

前言
郑伯克段于鄢 隐公元年
周郑交质 隐公三年
石碏谏宠州吁 隐公三年
郑庄公戒饬守臣 隐公十一年
臧哀伯谏纳郜鼎 桓公二年
季梁论民为神主 桓公六年
曹刿论战 庄公十年
齐伐楚盟于召陵 僖公四年
宫之奇谏假道 僖公五年
秦晋韩之战 僖公十五年
泓之战 僖公二十二年
晋公子重耳之亡 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
晋楚城濮之战 僖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
烛之武退秦师 僖公三十年
秦晋殽之战 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
楚太子商臣享江芈 文公元年
郑败宋师获华元 宣公二年
晋灵公不君 宣公二年
王孙满对楚子 宣公三年
晋楚邲之战 宣公十二年
宋及楚人平 宣公十四、十五年
齐晋鞌之战 成公二年
楚归知罃于晋 成公三年
晋归锺仪 成公九年
晋侯梦大厉 成公十年
吕相绝秦 成公十三年
晋楚鄢陵之战 成公十六年
魏绛戮扬干 襄公三年
魏绛论和戎 襄公四年
驹支不屈于晋 襄公十四年
崔杼弑齐庄公 襄公二十五年
弭兵之会 襄公二十七年
吴公子季札观乐 襄公二十九年
郑子产相国 襄公三十、三十一年
郑徐吾犯之妹美 昭公元年
楚灵王乾谿之难 昭公十二、十三年
伍员奔吴 昭公十九、二十年
王子朝告诸侯书 昭公二十六年
…设诸刺吴王僚 昭公二十七年
费无极谮杀郤宛 昭公二十七年
吴楚柏举之战 定公四年、五年
齐鲁清之战 哀公十一年
楚白公之难 哀公十六年

　　前言
　　《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大概成书于战国中前期。西汉时期，《左传》曾立为学官，后几经废立，成为“十三经”中的一部。作为儒家经典中的一部，过去常把它看成是经书。它记载了春秋时期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又是一部重要的史书。经书也好，史书也好，《左传》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承载着传统文化中众多价值观的经典
　　《左传》所记载的春秋时期，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也是思想大解放的时代。许多先进思想和价值观，在《左传》里面得以体现。民本思想，《左传》中最为鲜明。《尚书》已有“敬天保民”的思想，强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周书》）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全盛于殷商、西周时代的天道观已经动摇，人们对“天”“人”关系作出新的解释，从重视天道转而重视人事，以民为本的思想越来越突出。桓公六年随国大夫季梁说的“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就是突出的代表。虽然还有一个“神”在，但季梁提出“敬神保民”，实质是借“敬神”来表达他的“保民”理论。敬神告神，都离不开民力、民和、民心；只有民力普存、民和年丰、民心无违，才能取信于神，也才能取得神的福祐。民心向背、得民与否也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曹刿论战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春秋中期以后，有关“保民”、“爱民”、“得民”、“恤民”、“成民”、“抚民”、“利民”的论述越来越多，哀公元年认为“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都说明民本思想越来越为统治者和进步思想家所重视，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念。今天我们提倡“以人为本”，正是对以民为本传统思想极好的弘扬。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了晏子论“和同”的一段话。晏子所论之“和”“同”，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是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一对范畴。晏子认为，“和”与“同”异。“和”是指众多相异事物的相成相济，即集合许多不同的对立因素而成的统一，譬如调羹：“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汲，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同”是指同一事物的简单相加，简单的同一。所以“和”是对立统一，“同”则是单一。“和”就是要适中，要和谐。各种相异的对立的东西相成相济，达到适中，才能和谐统一。晏子论“和”“同”，体现了对事物一与多、单纯性与丰富性多样性的统一认识。“和”“同”思想的提出，对于建构和谐社会，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左传》还记载了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即所谓的“三不朽”说（襄公二十四年）。此说首先是崇尚道德，把道德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其次倡导建功立业，为国家做出贡献。再次是建言立说。“立言”之不朽，应该在“立德”、“立功”的基础之上，“立言”与其时代价值和社会功利是紧密相连的。“立言”之不朽，显示了人们对于言论和思想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此外，还有如“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宣公十二年）、“多行不义必自毙”（隐公元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襄十一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宣公二年）、“骄奢淫逸，所自邪也”（隐公三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庄公二十四年）、“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昭公五年）、“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僖公二十四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昭公四年）等等，无不体现出传统文化中影响深远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追求与崇高的精神原动力。
　　开创了宏大历史叙事的先河
　　朱自清说：“《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经典常谈·春秋三传第六》）“史学的权威”，在于《左传》开创了宏大历史叙事的先河。
　　首先，《左传》是一部“言事相兼”（刘知几语）的史著。《汉书·艺文志》说，古代“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尚书》重在记言，《春秋》专于记事，单一的记言或记事，共同的缺陷就是忽视了历史发展的主体——人。而《左传》却摈弃了单一的记言或记事的“古法”，博考旧史，广采佚闻，集记言记事于一身，以“言事相兼”的崭新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历史是人的社会实践留下的轨迹。人是历史实践的主体，也是历史认识的主体。《左传》有意识地集中写出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上至天子诸侯、王公卿相，下至行人商贾、皂隶仆役，共有三千多个，写得特别出色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有春秋五霸、吴王阖闾、楚灵王等诸侯君王，赵盾、子产、晏婴、伍员等臣子，还有许多妇女人物和下层人物。《左传》作者不但详细地写出这些人物的活动，而且揭示他们在春秋时期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赋予人物鲜明的历史意义。《左传》全方位的写人，它相对于“言事分纪”的《尚书》和《春秋》，在史学方法论上是一个质的飞跃。梁启超称赞说“左丘可谓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也，又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中国历史研究法》）在认识论上，它还可以给人们一个启示，即文学是人学，史学也是人学。
　　我们说《左传》开创了宏大历史叙事的先河，还在于它全方位的展现了历史。它把春秋时期从王纲解纽、诸侯蜂起，到大夫专权、陪臣执国命，直至家臣篡夺的整个过程都详细描述出来。春秋初年的郑庄公小霸，敢与周王争锋，宣告周天子王权下落、王纲解纽的开始。其后齐桓公尊王攘夷，晋文公一战而霸，秦穆公独霸西戎，显示出诸侯霸权的迭兴。而后“三桓”擅权鲁国，四分公室，却不料阳虎崛起，一个下人家臣击碎了季孙氏篡权的美梦。从西周沿续下来的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冲击和挑战，意识形态里传统的宗法思想和君臣观念遭到了普遍的冲击。《左传》揭示了春秋时期权力下移思想观念急剧变化的详细过程。
　　春秋时期是诸侯争霸的时代，因此战争不断。《左传》全书中共记录了四百九十二起战争，写得较详细的大战有十四次，如韩原之战、泓之战、城濮之战、殽之战、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柏举之战等，详细叙写了战争中的奇计与谋略，这些奇计与谋略，可以成为孙子兵法的实践注脚，有的在今天也有启发意义。
　　《左传》还展现了春秋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从《左传》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周王室到诸侯宫廷中的日常生活、宫闱斗争，甚至夫妻密谈、床笫之语。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外交频繁，《左传》对盟会制度，包括礼乐制度，外交中的赋诗用诗，都记载得详细而生动有趣。此外，像妇女生活，宗法制度，典章文物制度，皂隶制度，坐贾行商，无不应有尽有。
　　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左传》是一部儒家经典。《春秋》三传之中，《左传》开创了以史实解经的先河。《春秋》三传，指的是《左传》、《公羊传》与《穀梁传》。《公》《穀》二传，通篇设为问答体，着重开发《春秋》经文中的微言大义，不注重叙述史实。《左传》解释《春秋》，以叙事为主，通过历史事实的记述，让人们理解《春秋》的内涵。这种以史实说话的解经方式，对于理解孔子《春秋》的微言大义，更有说服力。对后世的经学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如南宋的吕祖谦，其研读《左传》，虽还恪守先经后史的原则，却是更重视《左传》中的史学价值。
　　文学的权威
　　说《左传》是文学的权威，是说它同时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左传》的文学价值，得到了多少后人的击节赞赏。严复、夏曾佑曾说：“书之纪人事者谓之史。”就此而言，文学和史学找到了它们的契合点。
　　《左传》是以人物、情节与细节来解释历史的。《左传》作者记载历史，非常注重情节。一个情节常常是一则有趣生动的小故事，众多的情节构成了历史事件，犹如花团锦簇，琳琅满目，读之趣味盎然。如晋文公重耳流亡这一春秋中前期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由奔狄、季隗待子、乞食野人、醉遣、观裸、过郑、答楚、谢罪怀嬴、河边誓舅、寺人披进见、介之推不言禄等一系列的情节构成。（《左传》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尽管许多情节的叙述非常简略，但是情节的链条却非常清晰。这一连串的情节，还为日后晋文公的称霸诸侯以及所采取的内政外交政策埋下伏笔。这些情节又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少的一环。于是情节成为解释历史运动过程的工具。
　　《左传》写战争，也是以情节取胜的，由众多的情节组成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并且写出人在战争中的活动。这就使战争描写更具有小说意味。托尔斯泰在谈他写《战争与和平》时说：艺术家要写战争，就应“描写千万个人的动作”。《左传》作者正是这样的艺术家。
　　《左传》叙事写人的文学手法，可谓应有尽有。如文学手法中的细节描写，桓公二年，华父督路遇孔父之妻，作者用“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来表现华父督对孔父之妻的贪色丑态；用“染指于鼎，尝之而出”的细节，写公子宋未能吃到鼋羹的羞怒；用“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等动作写楚庄王狂怒之状，都是以细节写人的精彩之笔。此外，善于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叙事写人，白描手法，人物心理描写，对比烘托，皆臻善境。《左传》作为史传文学中杰出的一部作品，直接影响到后世的小说创作。钱锺书称赞的“纯乎小说笔法”（《管锥编》第一册）在《左传》中比比皆是，像昭公元年的“郑徐吾犯之妹美”的描写，简直是最早的三角恋爱小说。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历来被人们所称道，刘知几说它是“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史通·申左》）又说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史通·杂说上》）。《左传》行人辞令之变化机巧，闳丽钜衍，如修辞艺术中之委婉蕴藉，折之以理，惧之以势，服之以巧，针锋相对，绵里藏针，乃至排比对偶，虚构夸张，铺张扬厉，至战国皆为纵横之士所袭用，且有更大的发展。
　　清人章学诚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多种文章体裁的萌芽，可以在《左传》中看到。据笔者统计，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二十篇，“原始以表末”，追溯各体文章之始，举《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之例者多达四十余处，涉及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谐、史传、诸子、论说、檄移、章表、议对、书记各体。其中举《左传》之例为最多。这些文体的萌芽，为后代文章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书的选编，主要选取《左传》中所记载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具有很强文学性的篇章，以窥见《左传》文章的特点。选文和注译一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郭丹
　　2015年10月

　　本文记述了春秋前期小霸郑庄公平定家族内乱的一段史实。春秋初期，王纲解纽，诸侯争霸，郑国率先崛起，与此同时郑国内部也发生了争夺权利之斗争，庄公之弟共叔段联合其母姜氏欲篡位夺权。郑庄公得知此事后，处心积虑，欲擒故纵，最终一举挫败共叔段的政变。本文叙述层次清晰、繁略得当，详细地描写了郑庄公兄弟、母子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并成功地塑造了虚伪老辣的郑庄公、狂妄贪婪的共叔段以及机智聪颖的颍考叔等形象，体现了《左传》长于叙事的特征，其中遣词用字的含蕴及精准，尤显作者之匠心。
　　初，郑武公娶于申1，曰武姜2，生庄公及共叔段3。庄公寤生4，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5。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注释】
　　(1)郑武公：姬姓，名掘突。申:申国，姜姓，故城在今河南南阳。
　　(2)武姜：武公妻姜氏。
　　(3)共（gōng）叔段：郑庄公弟，名段；兄弟间年岁小，故称“叔段”。段后出奔共地，又称“共叔段”。共，本为国名，在河南辉县。
　　(4)寤（wù）生：难产，指胎儿倒着生出来，寤，同“牾”。
　　(5)恶（wù）：厌恶。之：此指郑庄公。
　　【译文】
　　当初，郑武公娶了申国的女子，名叫武姜。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庄公是难产生的，使姜氏受了惊吓，所以取名为“寤生”，姜氏因此讨厌他。姜氏喜欢共叔段，想立他为太子。她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没答应。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1。公曰：“制，岩邑也2，虢叔死焉3。佗邑唯命4。”请京5，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6。
　　【注释】
　　(1)制：地名，又名虎牢关，在今河南荥阳。
　　(2)岩邑：险要的城邑。
　　(3)虢（guó）叔：虢仲之后。虢，有东虢和西虢，此指东虢。
　　(4)佗：同“他”。唯命：惟命是从。
　　(5)京：地名，故城在今河南荥阳东南。
　　(6)大：同“太”。
　　【译文】
　　到了庄公即位，姜氏为共叔段请求制这个地方作为封地。庄公说：“制，可是个险要的地方，虢叔就死在那里。其他的地方任他挑选吧。”姜氏就替他请求京地，并让共叔段住在那里，大家都称他“京城太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