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思想者，才有理想国！
　　《西方百年学术经典：乌合之众》是群体心理学的奠基之作。作者在书中以预言家般的洞察力，成功描述了此后一百多年间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众多民主革命或群众运动等几乎所有震荡世界的重大事件。本书还深刻影响了弗洛伊德、荣格、托克维尔等学者以及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等政治人物，至今仍在国际学术界有广泛影响，是群体行为研究者的必读经典。
　　勒庞的《乌合之众》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名著，他极为精致地描述了集体心态。

　　——弗洛伊德

　　《乌合之众》首次出版于1895年，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被誉为大众心理学的开山之作。该书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群体的种种特点及其成因，深入透视了社会服从和过度服从、群众的反叛、大众文化、受别人支配的自我、群众运动、人的自我异化、官僚化过程以及无意识在社会行为中的作用。勒庞认为，现代生活逐渐以群体的聚合为特征，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湮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

　　古斯塔夫·勒庞（1841－1931），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有“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利”之称。著有《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法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 《战争心理学》等一系列社会心理学著作，其中以《乌合之众》为著名，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

版权信息
作者前言
引言 乌合之众的时代
第一卷 大众心理
第一章 大众的总体特征——统一他们精神的心理法则
第二章 大众的情感和品行
1．大众的冲动性、易变性以及易怒性
2．大众具有轻信的倾向并且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
3．大众情感的夸张性以及率直性
4．大众的狭隘性、专制性以及保守性
5．大众的品行
第三章 大众的思考、推理和想象能力
1．大众的思考能力
2．大众的推理能力
3．大众的想象能力
第四章 信仰大众的宗教思维
第二卷 大众的观点和信仰
第一章 影响大众观点和信仰的间接因素
1．种族因素
2．传统因素
3．时间因素
4．政治和社会制度因素
5．习俗和教育因素
第二章 影响大众观点的直接因素
1．想象、文字和规则
2．幻想
3．经验
4．理性
第三章 大众的领导者以及他们的劝说方式
1．大众的领导者
2．领导者的行动方式：主张、重复、传染
3．声望
第四章 大众信仰和观点可变性的局限
1．固定的信仰
2．大众易变的观点
第三卷 不同大众行为的分类和描述
第一章 大众的分类
1．多元的大众
2．一元的大众
第二章 被谓为犯罪人群的大众
第三章 刑事陪审团
第四章 具备选举权的大众
第五章 立法会

　　引言　乌合之众的时代
　　现今时代的演变，或者说文明中出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国民思想变化的结果。国民思想又被誉为现代的大众力量信仰，它改变了欧洲国家的传统政策，并且展示了大众阶级崛起的过程以及大众施展权力的方式，这些都是大众力量发展的必要结果。从这个层面上看，大众的出现绝非破坏的代名词，大众的共同施力作用使得许多衣衫褴褛的民众消失了。因此，大众心理普遍被忽略的这个问题应当被提上议程，让立法者和政治家们对其重要性共同进行探讨和研究。
　　很多时候，大动荡的剧变都是在文明出现剧变之前发生的。譬如罗马帝国的倾覆以及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它们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它们有这样的命运似乎都要归咎于政治改革，外族入侵或者是王朝的瓦解。但是，我们需要多加注意的是，通过对这些事件进行仔细研究，我们发现表面上引起这些事件的原因其实背后还藏着一个更为惊人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往往是最原始和最致命的，那就是民族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真正震撼我们心灵的历史剧变并不是先辈们的丰功伟绩或者暴力制裁。文明复苏中出现的种种影响，唯一的重要改变就是那些影响着大众的思想、观念和信仰的改变。历史当中记载的事件往往都跟人类思想发生的内在改变有关，正是出现了这些内在变化，那些外在的显而易见的改变才会随之而来。这种翻天覆地的改变如此罕见的原因是，一个种族当中没有任何东西会比他们世世代代相传的思想更坚不可摧。
　　人类的思想在新时代中处于一个临界点，那就是它们正经受着一场变革的洗礼。
　　这场变革起源于两种基本因素。一种是我们文明赖以生存的要素，它们指的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另一种则是在现代科学和工业发明之下出现的那些完全新式的生存和思想环境。
　　过去的思想即使已经有一半遭到破坏，但依然具有威慑力，而代替它们的新思想仍然处于演变进化的过程中，新时代就是代表着一段过渡以及无政府状态的混乱时期。
　　我们很难判断出这种注定混乱不堪的时期会演化出什么。这个时期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会从旧社会中继承到什么样的思想，什么的思想会成为这个新社会的正统思想，等等。目前我们对此一概不知。而如今众所周知的是，无论未来社会依靠何种标准进行组织，它们都将需要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跟现代生存的统治力量一样重要，那就是大众的力量。之前有许多相关的理论被提上议程，这些当权政府的学说都在众多学派的讨论中被一一剔除掉，原因要么是因为今天它们失去了理论的效力而逐步走向衰落或者是惨遭淘汰，要么就是在接二连三的革命当中被废除掉。唯独一种力量——大众的力量历尽沧桑而永葆青春，并且似乎有吞并其他力量的势头。当我们那些古老的信仰正摇摇欲坠并稍纵即逝的时候，当一个社会的古老支柱正让位于其他事物的时候，大众的力量是唯一一种不会受到任何威胁的力量，它也是一种继续声名大噪的力量。实际上，我们将要进入的这个时代就是大众的时代。
　　仅仅一个世纪前，欧洲国家的传统政策以及主权国家的斗争都是引起其他事件的主要因素。当时，大众的看法几乎都被忽略掉，实际上它们很多时候都不会在应用过程中被采纳。如今，那些过去在政治上获利的传统以及统治者个人的看法和斗争都被搁置到一边，相反的是，大众的声音已经成为压倒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的存在，国王的权力才会受到限制和监管，而国王此时需要注意的，就是要时刻记住这种声音的存在。现在，民族的命运都掌握在大众的手里，而不是议会的首脑手里。
　　大众阶级进入政治生活，也就是说，实际上，它们的改革已经取得长足性的进展，它们已经化身为管理阶级，这也是我们这个新时代的过渡时期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曾经有人认为，引入的普选权应该是这种政治权力交接过程当中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但是这种权力经过长期执行后却发现效果微乎其微。首先，大众力量取得长足性的进展是因为某些思想的传播，这些思想后来慢慢地移植到人们的头脑中，而后通过个体之间关系逐步演变为理论的概念。正是通过这样的联系，大众才开始获取与他们利益相关的思想，而倘若这些思想在理论上算不上最公正的话，那它们总是可以得到较为清晰的阐释，这样一来，它们就获得了一种意识上的优势。在当政者一个个屈服之前，大众总是像辛迪加那样的垄断企业一样联合起来；他们也会建立工人联盟，即使所有的经济法律都有限制工人及其薪酬的倾向。他们也会进行政府性质的集会，但那里的代表通常都缺乏主动性和自立性，并且这些政府性的集会一旦选出其委员会的代言人之后，它们都不会进行机构的简化。
　　如今，有关大众力量的理论正一步步得到强化，并且由于现在它已经完全成为摧毁社会存在的一把利器，这时有人提出，这种力量可以追溯到原始的共产主义，因为它是文明曙光来临之前人类全部群体的正常状态。限制劳动的时间，将煤矿、铁路、工厂以及土地国有化，平均分配所有的产品，为了大众阶级的利益而消灭上层阶级的利益等，诸如此类的都是这种理论的组成部分。
　　相反的是，大众在没有大幅度改动这些理论的情况下迅速地作出回应。于是，他们目前的组织以及他们的优势越来越明显。那些新生的教条里面都包含着旧式的教条的力量，也就是说，那些专制和主权力量都已经没有了商量的余地。大众神圣的权力正准备接力国王们的神圣权力。
　　倾向于中产阶级的作者，他们都是自身狭隘意见的最好见证者，他们的观点具有局限性，他们的质疑只停留在表面以及他们有时候会出现过度自大，总之，他们对这些新生的力量架起一种时刻防守的态势。并且，他们自诩正努力扫除面前的阴霾，那就是与人类思想中篡乱的那一部分作斗争。他们采取的斗争方式就是通过教会的道德力量来宣誓他们的主权，而这种力量却让他们的声称如此地狼狈不堪以及备受歧视。他们告知我们科学已经不复存在，嘱咐我们要带着赎罪之心重回罗马，并且时刻提醒我们那些已揭示的真理的教义。这批新的皈依者忘了他们已错过了亡羊补牢的最佳时刻——一切都太迟了。他们在受礼的时候是否真的有被以礼相待呢？我们都知道，如果追随者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即使他们被宗教信仰者以礼相待，他们受到思想影响绝对没有信仰者的程度深刻。大众都在批判现世，而这就是上帝的追随者们批判的昨天以及推波助澜想要毁掉的世界。这里根本没有力量，没有上帝也没有人类，更别提有覆水可收的力量。
　　这里不曾存在科学已经丧失的事实，并且在当今的知识无政府状态当中，科学根本无用武之地，更别提要这种混乱时期要把它运用到新力量崛起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当中去。科学曾承诺会带给我们真理之光，或者是赋予人类智力可以接受的科学相关知识，可是，它从未许诺会给我们带来和平以及幸福。于是，我们对主权漠不关心，我们也未曾因为失去它而悲恸。事实上，我们都应该为科学而奋斗终身，因为幻想一旦摧毁之后，任何事物都无法对其施展还魂的妙手回春之力。
　　在所有的民族当中，那些显而易见的普遍特征已经向人类展示了大众力量的迅速崛起之势，同时它也在与人类的一种猜想进行着不懈的抗争，那就是，这个民族注定早日走向衰亡。而对于人类而言，无论上天为我们安排什么样的命运，我们都要接受。任何反抗它的理由到头来都只是一派胡言。当然，大众力量的出现可能是西方文明进程的最后阶段之一，因为这个过程完全见证了那些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而这种状态通常似乎都是一个新社会诞生之前的景象。但是，这种结果是可以避免的吗？
　　到目前为止，一个摇摇欲坠即将崩塌的文明必然伴随着全面性的破坏，而这就是其留给大众的最亟待解决的任务。实际上，解决这一遗留任务的眼光决不能只停留在今天。历史告诫我们，从一个文明失去它赖以生存的道德力量那一刻起，它在瓦解的最终阶段总会伴随着一些无意识和残暴的群众活动，而对于这种活动，我们总有足够的理由称之为野蛮人的行为。然而，文明通常都是由一小群知识性的贵族创造和引导的，而非大众所为。大众所具有的只是强大的破坏力量。他们自设的规则往往跟野蛮这个阶段脱不了干系。一个文明总是会伴随着规则和纪律的修正，这个过程就是见证着大众从自觉到理性的状态的转变，一个对未来的展望的转变，一个文化程度的提高，这些在大众身上体现出来的转变都切切实实地证明一个事实——大众一直都不具备意识的能力。因此，从大众身上具备的力量来看，这种力量本质上就是一种纯破坏性的存在，它们就像腐烂或死亡的尸体身上的细菌一样，整个尸体溶解的过程它们都是推动死亡的主力军。当一个文明的架构摇摇欲坠的时候，往往是大众把它推向垮台的边缘。也正是在这样的交接时刻，大众身上肩负的重任才得以被显现出来，但是之后，它很快就会被当作一种数量的哲学，而这种哲学似乎就是历史哲学中的唯一种类。
　　是否我们的文明都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呢？很多人都害怕这个会成为事实，我们却还不能理直气壮地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然而，这的确会演变出一个肯定的答案。因为我们现在都有信任大众统治的倾向，并把自身托付给大众，但他们把面前所有抑制着他们的阻碍都扫除掉，恰好这一事实见证大众缺乏远见的能力。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言论将大众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学习心理学的学生都对大众避而不及，对他们采取一种无视的态度。而且，最近他们对犯罪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到大众的身上，他们认为大众就是引起犯罪的唯一原因。毋庸置疑的是，社会上肯定会存在着犯罪的大众，但是也会存在正直和见义勇为的大众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大众。犯罪的大众仅仅是心理学当中的一个特定的组成部分。大众的心理状态不单只是可以通过犯罪的案件来加以研究，因为犯罪的个案有时候仅仅是个体的邪恶一面的展示，它并不能代替整体。
　　然而事实上，在当今这个世界，所有的大师、宗教或帝国的缔造者、信仰的传道者、声名显赫的政治家，或者把范围缩小一点，仅仅是小众族群里面的酋长，他们往往都是无意识的心理学家，他们往往都拥有过人的自主性，对大众的性格了解甚多。正是因为他们对这些性格有着确切的认知，他们才能轻而易举地建立自己的统治地位。拿破仑（Napoleon）就是一位拥有洞穿大众心理能力的君主，正是这种过人的能力才使他后来得以统治整个伟大的法兰西帝国。然而，有时候他却会完全误解其他民族的大众心理；正是因为他误解了大众的心理，后来他才做出了挥军进攻西班牙和俄罗斯的决定。这些行为不仅让他臭名昭著，而且在双方对抗的过程中，他的势力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这也使得拿破仑的神话帝国很快遭到倾覆进而成为昙花一现。时至今日，能否修好大众心理学的这门课程已经成了评判政治家们政绩的标准，虽然政治家们都不希望管治大众群体，因为管治他们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政治家们却希望大众的震慑力不要过大，因为如果大众的震慑力过大，那么他们就会反过来管治当权的政治家们了。
　　只有在洞穿大众心理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明白用法律和体制来规范他们所得的效果是如此卑微，我们才能明白他们自身的观点而非强加给他们的观点是如此无力，我们才能明白应该寻找对大众有震慑力和引诱力的东西而不是那些纯粹公平的理论规律，因为前者才是引导他们向前的事物。譬如，一个希望强制征收新税的立法者是否会选择那种理论上最公平的法规呢？绝对不会。实际上，最不公平的法规也许对大众而言恰恰是最好的。与此同时，那种最不起眼以及看上去负担最少的法规也许会是最能让人容忍的。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原因，所以对于一种间接的税收，无论它是多么不合情理，大众往往能够接受。因为它采取的收费方式是通过分散的手段获得的，也就是消费者每天花钱买的一小样消费品当中，其实它们都已经是间接扣了税。这种收费方式并不会影响消费者的购物习惯，而且它也是在大众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我们是在薪酬或者收入这些与消费者利益直接挂钩的事物上进行等量征税，也就是说消费者一次性要付够所有的税款，那么即使这种新的征税方法在理论上能比前面所说的间接征税所要承受的负担少十倍，大众也还是异口同声地反对这种征税方式。在这当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事实，那就是数量相对大的事物看上去总是会比分散的不起眼的小量事物的总量要大，并且前者比后者更容易触动人的联想能力。这种新的征税唯有通过一个个小部分的收取才能得以实现，但是这种经济的推进里面包含了许多大众无法具备的洞悉能力。
　　刚刚我举的那个例子是最容易理解的一个例子。它的适用性也很容易得到理解。它没有规避像拿破仑那样鼎鼎有名的心理学家们的注意，但是我们现代的立法者却一如这些著名的心理学家们，完全将大众的特征置之不理，根本找不到管理大众的方法。从这个层面上看，他们所获得的经验还不足够多，因此他们绝不能在一些纯粹理性的教义的基础上来开展行动。
　　许多实用性的应用也许是在研究大众心理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这类科学的知识会对卷帙浩繁的历史和社会现象进行阐释，而它给人最鲜明的印象是，这些现象在脱离这类科学知识之后会让人无法理解。我有必要在这里说明一下，为什么那个声名显赫的当代历史学家泰纳（Taine）偶尔会无法理解法国大革命当中发生的历史大事件，那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研究大众的智慧。在研究这段复杂的历史时期的时候，泰纳只是把博物学家们所采纳的描述性方法作为整个研究过程的指导方针，而完全忽略了道德的力量，这种力量恰恰是博物学家要去分析研究的一种现象。可是，这些因素正好是历史的真正动机的组成部分。
　　因此，单单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研究大众心理已经是一项有社会意义的活动。而如果是从它所引发的纯粹性好奇心的本质来看，它也是一项值得研究的活动。它本身具有的趣味性就跟确认一种矿石或者植物的特征一样，通过解码人类活动的目的我们也可以了解人类的特征。我们这次有关大众智慧的研究也许仅仅是一个简要的设想，或者是我们观察之后得出的一个简单的结论，这个简单的结论里面最多的是带有一些启示性的观点。除此之外，我不会强加其他言论。有关的研究工作还会继续进行，以便能够给读者带来更加翔实的观点和言论。而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起程。
　　 而且，拿破仑的那些最具洞察力的谏政者也不太了解心理学。外交大臣塔列朗（Talleyrand）曾经写信给拿破仑，他在信中提到：“西班牙把它的士兵都视为解放者。”实际上，西班牙把它的士兵视为捕获野兽的猎物。如果心理学家来自西班牙种族，那么他就很容易洞穿这种事实，因为他的骨子里就带有这个种族的心理。

　　第一章大众的总体特征——统一他们精神的心理法则
　　一般来说，形成大众的通常是庞大的个体组合。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这种解释却不尽合理，相反，它认为形成大众的是具有特殊心理特征的人群。这类人群在形成的过程中会有思想和情感上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们在形成的过程中通常会抛开被禁锢的一切，他们的个性会逐渐被磨灭掉。从这个层面出发，大众往往会受到无意识行为的影响，这个过程他们也许会停止思考以及丧失一切思考能力。如果站在形成大众的个体的对立面思考，这种情感转变有好的一面，但也有坏的一面。所以，大众的形成要么会诞生英雄，要么会滋生犯罪。
　　大众这个词，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个体的集合，而这种个体是不分种族、职业、性别以及召唤他们前来的目的的。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大众这个词则有另外一层意义。在特定的环境下，或者是那些集聚着新特征人群的场合中，大众往往跟组成个体的群体是不一样的，心理学研究的是前者。在这种情况下，带有新特征的大众往往会有行为一致的做法或是有一致的想法，而他们身上原有的意识性个性就逐渐褪去直至不复存在。毋庸置疑，他们达成一致想法的过程也许很短暂，但是他们展示了非常鲜明的特征。在找到另一个更好的表达方式之前，请允许我用组织大众这个词语来描述这样的个体集合，或者是心理大众这个词语，如果你更喜欢后者的话。它组成了一个生命体，并且受大众心智归一法则的支配。
　　我们能明显地注意到，并不是一大群个体偶尔发现他们集合在一起他们就符合组织大众这种特征。打个比方，如果一千个人在没有任何共同目的的情况下，偶尔发现他人与自己共处一个公共场合，如果用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事实，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绝对不是组织大众。如果要获取这样一个群体的特征，我们必须首先确定这种群体某些可控因素的本质，而后才进一步分析这些本质带来的某些必要影响，以上所提到的都是非常必要的步骤。
　　在这种大众行为中，意识个性的消失及其情感和思想的一致转变构成了组织大众的最初的特征，而这些往往不包括同时出现在同一公共场合的一大群个体。在无意识以及情感和思想一致作祟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独立个体可能会受到某些激进情感的影响，譬如，一个伟大民族运动的兴起，这个事实往往能体现一个心理大众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大众的集合纯属偶然，但是我们可以就这个群体的行为表现立刻进行猜想，并且分析它们带有的全部特征。然而，在特定情况当中，即使一个群体只有几个人，他们依然可以形成心理大众，而并非一定要几百个或几千个个体偶尔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合这种概念才能成立。另外，即使一个民族的人数很少，但是如果获得某种行为的影响，他们也有形成心理大众的可能。
　　心理大众一旦形成，它就会获得某种可追本溯源的共同特征，虽然这些特征也许只是暂时的。说到这些共同的特征，它们会根据环境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这就导致了这些特征在形成心理大众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相似的表现，或者它们也许会改变大众的精神素质。这样一来，大众就会有出现级别不同的倾向。如果我们能充分认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一个群体会出现不同个体的现象了，换句话说，一个群体的形成会伴随着不同的因素，那就是同一群体当中个体所表现出来的某种特征。譬如说，一个群体里面的个体或多或少在宗派、社会地位以及社会阶级上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相同的，而这些个体身上又同时兼有某种自有的特征，这样一来，这个群体里面的个体就会出现两种级别的分化。
　　然而，在我们开始深入探讨大众的不同种类之前，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他们共有的特性。众所周知，博物学家在开始探讨个体自有的特性之前，都是先描述其族系的共有特征。通过这种方式，博物学家可以将一个族系的种类和属性划分开来，我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效仿的探讨方法。
　　我们很难准确地描述大众的思想，因为思想的组成不仅会因为人种及其构成的不同而不断发生变化，而且还会因为爆发不同程度的大众活动的导火线而有所不同，因为这些导火线的本质和强度在产生之时是不同的。然而，这种研究的困难性同样会在研究个体心理学上表现出来。只有在小说当中，人的一生才具有任意穿越时空而特性依然保持不变的能力。只有环境保持不变，我们才能创造出特性明显一致的人物。我曾经在其他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一切精神素质都含有不同特性的可能性，这些性格兴许会在突变的环境中显示出来。这一点可以解释如何在法国国民大会那些最野蛮的人当中找出那些不会触犯人的议员，而后让他们在和平时期担任温顺的公证人或者是正直的裁判官。等到混乱的时期过后，他们就会重新当回温和的遵守法律的公民，这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他们性格当中最正常不过的一面。拿破仑就是利用这种方法在议会当中寻找那些最容易管教的官员的。
　　然而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一一研究大众组织所有按部就班的程序，但是我们尤其应该牢记的是，如今大众已经进入了组织非常完善的阶段。从这个层面出发，我们可以预测大众未来的形态，而不是他们变化多端的一个形态。唯有在这个组织非常完善的阶段，某些新的特征才会在种族固有的占优势的特性上重叠显现出来，而后这些特征都已在同一个方向上发生转变，并且显示出集体思想和感情的变化。与此同时，唯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上面提到的大众心智归一法则才会有付诸实践的可能性。
　　在大众所具有的心理特征中，有一些也许是独立个体本身所带有的，而有一些则只能在大众的活动中才会表现出来，或者只有在集体活动的过程当中才会产生。在这个研究报告当中，为了凸显后者的重要性，于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把它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
　　心理大众所表现的最与众不同的特性是：无论什么样的个体都可以成为它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不管这些个体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者智力相近或者不相近，他们都可以组成心理大众。而当这些个体转化为心理大众时，他们往往拥有同样的思考、感知以及表现能力，这种一致的集体思维跟他们作为个体时或处于孤立时所表现的行为是完全不一致的。也就是说，有很多想法和感觉在这些个体集合成大众之后才会形成。众多不同的因素会在一瞬间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心理大众的形成变为一种暂时的现象。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是，如果对一个有生命个体中的所有细胞进行重组的话，它就会变为另一个新的个体，后者所表现出来的特性跟单个细胞所拥有的特性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英国著名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曾经激烈地反对以上的观点，并且提出了一个让人感到极为震惊的犀利观点。他说形成群体的所有个体当中，没有哪种因素是可以用来做出总结性的概论或者描述出这个群体带有的比较普遍的特征的。他认为当新的特征出现之后，随之而来的才是集合体。就好像化学品含有的某些特定元素一样，当它们被用于对比组并添加酸类物质之后，譬如要加到一块去形成一个拥有新性能的个体时，这个新形成的个体跟原来那些组成元素控制下的个体又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可以很容易证明组成群体的个体跟孤立的个体所产生的不同表现，但是我们却比较难去找出它们之间有区别的缘由。
　　无论如何，为了能够在这个研究报告当中获得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首先我们必须牢记的是现代心理学所揭示的事实——那些无意识的现象不仅在有机生命中占据统治的地位，而且在智力的表现当中也是遥遥领先者。思维的有意识活动跟无意识活动相比，前者的作用性比不上后者。譬如，最敏感的分析家和最细心的观察家们很少会在发明领域有所建树，原因是他们很少会怀有无意识的动机，而这种无意识的动机却往往会对他的行为产生决定性的作用。由于遗传因素的作用，我们思维当中产生的无意识动机往往能够带来有意识的表现，或者说后者的产生主要是由前者促成的。作为行为的基石，无意识的表现中包含了不胜枚举的共同特征，而这些特征是通过祖先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这一切也构成了一个种族的智慧来源。我们往往会承诺去做某些行为，而我们非常确定的是，这些行为的导火线中隐藏了很多我们本身就会忽略的秘密。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的表现都是这种所谓隐藏动机的表现结果，因为它们就默默地隐藏在我们意识不到的地方使我们无从察觉。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一个种族智慧的组成都离不开无意识的因素，这个种族的所有个体都有相似之处，然而，他们身上具有的特性却主要是通过意识性的因素在起作用。知识教育的获取以及各种不同的特殊遗传条件都是致使该种族个体产生差异的原因。虽然个体之间的智力有很大差异，但是他们拥有相似的本能、激情以及感知能力。如果牵扯到情绪方面的因素，譬如宗教、政治、伦理、感情以及憎恶等，即使是最声名显赫的伟人也跟最普通的民众一样，他们在情绪方面与普通民众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不存在与生俱来的优势。如果考虑智力因素的话，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靴匠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如果考虑两者的特性，那么两者之间差异就非常小，或者可以说不存在任何差异。
　　准确地说，个体的这些总体特征所受到的推动力都是在人类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它表现在一个种族的大多数人身上，并且不会因为个体差异而有太大的不同。在我看来，正是因为个体特性当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特征，它才会成为大众的共同特性。这样一来，如果可以站在集体的角度进行思考，那种认为个体的智力和天赋存在差异才导致个体差异性的看法就不会如此地具有说服力。一旦不同的事物之间获得同质化，那么无意识的特性就会占上风。
　　大众拥有共同的普通特性恰好阐释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表现从来都不能用高智商来形容。因此，在触及共同利益的事物上，所有的决定都要让不同的人过目。但是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各行各业的专家在作决定的时候也会有不明智的时候，那就是，他们偶尔作的决定会跟一群低智商的人所作的是一致的。事实是，他们在自己可控制的范围内总是避免不了会使用那些平庸的品质，而这些特性是每个普通人与生俱来的。而在大众当中，可以留存下来的只是愚蠢而非天生的才能。正如我们整天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并不是整个世界的智慧都来源于伏尔泰（Voltaire），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用大众来代替整个世界，那么伏尔泰的智慧一定比整个世界的还要浩瀚。
　　如果一个群体中的个体只把自己禁锢在他们共有的那些普通特性上，那么除了成为一个平庸的人之外，他们别无选择，因为这种做法根本无法孕育出新特性。那么这些新特性究竟是怎样孕育出来的？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重点问题。
　　这些特性只有在大众中才能显现出来，孤立的个体当中根本找不到它们的存在痕迹，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引发这些特性的源头有所差异。首先要意识到，仅考虑数量问题，个体是群体的必要组成部分。倘若一个人独处，他的多愁善感就会油然而生，这股强大的力量就会让他的本性显露，而通常这种本性平时都是受到抑制的。而在本性受到抑制时，人通常都不会想到是自身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当他与其他人共处一个集体办事时，他会表现得畏首畏尾而无法做到尽忠职守，那种让人肩负重任的情感也完全在这个人身上得不到表现。
　　第二点要注意的是群体的仿效性，也称传染效应。它往往会对大众独有特征的表现造成影响，与此同时，它还对群体未来的共同行动有干预性。如今，大众仿效性已不再是什么稀奇的现象，但是我们很难去阐释它。这种现象最明显的特征是，整个群体的状态看上去像被催眠了一样，而它也是在我们接下来的章节会进行研究的一种现象。在群体当中，所有的情感和行为都具有仿效性，并且这种蔓延性的行为让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随时都准备牺牲自身利益来换取集体利益。可以说，这是一个人天性中的对立面，如果不是处在群体中，这种特征无法在个体身上彰显出来。
　　目前为止，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对大众的独有特征造成的影响往往跟孤立的个体身上偶尔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完全相反。并且，我刚刚在上文中指出，仿效性行为中带有的教唆性最多只是一种效应，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如果要有效地理解大众这种行为，我们必须将现今一些特定的生理发现牢记于心。众所周知，如今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催眠一个人，而一旦处于被催眠的状态，人就会完全丧失自我意识，完全听从催眠师的指示，并且做出与自己性格和习惯完全相反的事情。经仔细观察发现，当一个人长期处于群体中时，他会发现自己像是被一个高超的催眠师催眠了一般，自己所有的行为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而这种行为要么是群体这个大磁场影响的结果，要么就是我们平时不以为然的某些原因造成的。这种催眠状态会让人丧失思考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人往往会成为无意识行为的奴隶，这时他的所有表现都是催眠师任意摆布的结果。换句话说，他所表现出的情感和思想都是催眠师决定的。
　　形成心理大众的个体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跟上面提到的被催眠状态大致相似，也就是说，心理大众当中的个体所进行的行为都是无意识的。在个体被催眠的同时，他身上原有的某些特性也会遭到破坏，他整个人都会被带入一种高度狂热的状态。这时，如果有人给他一点暗示，他就会产生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以致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行为。同样是受到暗示的情况，处于群体当中的个体受到的影响比他在催眠状态下所获得的爆发力要强得多。当处于群体中时，很少有人可以抵制群体的暗示力量，更别提会有人站出来公开声讨这种力量。如果非要削弱因群体暗示而产生的冲动性，处于群体中的个体能够做的最多就是接收各种不同的暗示。唯有这样，大众偶尔爆发的那些惊骇世人的血腥行为才能得到制止。譬如我们要在大众中宣传幸福的概念，那么展示给他们的现象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他们的幸福感。
　　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丧失意识的能力，无意识行为此时就会占上风。与此同时，各种暗示的力量和仿效性行为当中产生的情感和念头也会逐渐显露出来，这甚至会迫使一个人立即采取行动，把那些潜藏在意识深处的念头付诸行动。我们认为，这些都是个体在组成群体的过程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个体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任人摆布的机器人，他所有的行为都不是自发的。
　　而且，如果仅仅考虑个体是群体的构成部分这个事实，人类文明进程当中的每个部分都与个体的表现息息相关。某人在脱离大众时也许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但一旦融入大众这个集体，他就可能摇身变为一个野蛮人。这样说的理由是，这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是随性而为，根本就看不出他有思考的能力。他行为中所体现的自发性、侵向性、残暴性、狂热性以及无畏性都跟原始人一样，甚至他还会有受文字和想象的影响的倾向，这些特性无疑都在展现，处于群体中的个体会出现无限接近原始人的可能。虽然这些特性在孤立的个体身上找不到任何痕迹，但是它们能够轻易地让处于群体中的个体做出跟自身最攸关的利益以及最声名远播的美德不一致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群体中的个体就像沙堆中的一粒沙，它无法控制自己，唯有在风的摆布下形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基于这种原因，对于每个陪审员而言，陪审团所提交的裁定都将是他们不予以同意的，并且立法会实施的法律和措施也是立法委员们个人私底下会反对的。如果我们可以对每个个体进行设身处地的考虑，那么立法大会上的领导者作决定时产生的灵感都与渴望和平相处的公民所产生的念头息息相关。而一旦处于群体中，他们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固守那些最无理的提议，以及终止辩论一致认为个体才是最无知的，而且还会牺牲掉自身攸关的利益，放弃宣布个体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做出毁灭自身的行为。
　　如果个体想要在群体当中保持自身的独特性，他自身的行为不仅仅是唯一的判断标准。即便在他完全失去自主能力之前，他本身所具有的想法和感觉都会经历翻天覆地的转变，这种深刻的转变足以使一个守财奴变为一个挥霍无度的花花公子，使一个怀疑论者变为一个虔诚的宗教信仰者，使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变为一个奸淫掳掠的犯罪分子，甚至一个胆小懦弱者也会转变为勇敢无畏的英雄。1789年8月4日，在法国宣布废除封建制度的那个狂欢的夜晚，所有人都为投票通过废除贵族专有权利的行为而感到欣喜若狂，而事实上，如果单单让贵族成员参与投票，这种结果是肯定不会得到认可的。
　　以上所述中可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跟孤立的个体相比，大众作决定时往往显得不够理智，但是如果从情感以及情感激发的行为方面进行思考，大众也许会因为环境的不同而比个体单独行动时表现得要优秀或者要差劲。而决定大众表现得优秀或者差劲的原因则在于，他们群体的暗示力量。这一点通常都遭到全盘误解以及扭曲，因为很多时候，作家都只是站在犯罪的角度去研究大众行为。我们不可否认，大众集合之处通常都无法避免犯罪事件，但是大众聚集的时候也会爆发英雄式的无畏行为。许多事实表明，愿意牺牲自己去捍卫一种信念或者一种思想的往往是大众而非孤立的个体。譬如在十字军东征的年代，那些为了捍卫自身宗教信仰的群众，在饥寒交迫当中愿意赤手空拳地与敌人展开斗争，支撑他们勇往向前的热忱则是夺回耶路撒冷时的那份荣耀。为此，这些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们苦苦地秉承着“拯救圣地”的信念，在收复失地的过程中屡屡将天主教这些异教分子送入死亡的坟墓，而这种捍卫祖国领地的行为持续了将近两百年。这种无畏式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看来似是无意识的行为，但恰恰是这种无畏的意识造就了今日的历史。倘若每个民族都是本着蓄意和残忍之心来开展这些惊心动魄的伟大斗争，那他们绝不会名垂千史，彪炳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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