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学者首部系统解释“消费”的专著，从消费的角度高屋建瓴阐述未来社会，人们的精神何处安放，预测“物欲时代”将被“艺术时代”取代。

　　★郑也夫是知名社会学家，也是畅销书作家。著作《吾国教育病理》《文明是副产品》均入围“文津奖”推荐图书，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观点独特，具有启发性。书中提到人们最终的归宿将是游戏，这一论点在当下来看也具有前瞻性。

　　★解释种种社会现象。“剁手党”的出现，过度消费以及精神空虚，都将在此书中找到原因和解决办法。

　　★全书行文畅达，颇具趣味，可以作为案边启示之书，也可作为枕榻休闲读物。

　　《后物欲时代的来临》是中国本土学者首部系统解释“消费”的著作。书中直指在温饱满足的“后”物欲时代，当空虚和无聊袭来，我们的精神该何处安放？是用“买买买”的过度消费来充填物欲；还是寻求其他刺激，酗酒或是吸毒。郑也夫独辟蹊径从消费的角度入手，完整而富有逻辑地对消费机制和消费心理进行了分析，提出未来社会人们新的生活方式，物质炫耀已走到尽头，人类可以用游戏代替“无休止的过度消费”，让人在“游戏”中实现自我。

　　《后物欲时代的来临》视角独特，行文畅达，兼具解释、批判与建构三重功能。或许一部书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多少有助于人们在精神上获得解放。

　　郑也夫，祖籍不可考。1950年生于北京。1963年考入北京八中，1968年7月离校赴北大荒。

　　在校时曾任班长，此乃一生中的*高职务，以后近40年中始终是标准“布衣”，未担任过任何一级正式与非正式的官职。

　　在北大荒务农、造砖、伐木、采石、教书，逾八年。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读书。1979年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1982年获哲学硕士。1985－1986年在美国丹福大学社会学系读书，获社会学硕士。

　　因不满时下学术空气，不断跳槽，先后在北京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供职，唯社会学专业至今不綴。曾任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主持人，“实话实说”总策划，不堪各级“婆婆”的审查管束，终于金盆洗手。

　　曾作自我素描：懒散，不整衣冠，精神上却有洁癖，若游戏规则不公正宁可不参加。青年时代思想步入异端，再难返回正统。微染自虐症，少时习中长跑，年近五十患冬泳症。以争辩为快事，虽对事不对人，却也常常得理不让人。

版权信息
序言
再版序 偶作预言家，不信理想国
第一章 快乐哲学批判与人性之再认识
一、人生观权威制定者的淡出
二、快乐哲学批判
三、人的三种追求
四、现代消费误区的根源
参考书目
第二章 消费：解释、批判与辩护
一、定义
二、消费的演进
三、现代消费的特征
四、对消费主义产生的两种解释
五、对消费的辩护与批判
参考书目
第三章 广告
一、广告与宣传
二、广告经营额
三、广告：商业怪兽的老巢——批判者说
四、减少焦虑——商家做广告的直接动因
五、孩子和保健品——广告的有效领地
六、广告人的自白
七、小结
参考书目
第四章 消费的门槛
一、香烟的故事
二、麦当劳的故事
三、降低门槛
四、机器与手艺
五、省时和方便为了什么
参考书目
第五章 商人的操控
一、多食的危害
二、商人的游说和收买
三、政府倾向厂商
四、“政府即厂商”
五、官商转换
六、小结
参考书目
第六章 物质崇拜与身份证明
一、物对人类思维的影响
二、例证：金玉与青铜
三、拜物教与商品拜物教
四、用物品证明身份
五、地位性商品
六、能否走出物质的束缚
参考书目
第七章 非物质化与虚拟空间
一、社会统计中的黑洞
二、食与恩格尔系数
三、穿的消费
四、住房消费
五、通信与交通
六、光盘与纸张
七、主要消费项目的对比
八、虚拟空间
九、性
十、刺激品
十一、戏
十二、小结
参考书目
第八章 时尚
一、时尚及其产生
二、兼顾普遍性与特殊性
三、嗜新症
四、“酷”的案例：阶级解释面临的挑战
五、布波族案例：非物质化的曙光
参考书目
第九章 收入、消费与幸福
一、门槛前后的收入与幸福
二、物质消费上的过犹不及
三、适应与期待
四、消费方式与经济增长
五、小结
参考书目
第十章 消费、工作与休闲
一、休闲与现代工作
二、富足中的时间短缺
三、生产的解决，工作的终结
四、对持续增长的否定
五、失业与不快乐的关系
六、面对失业
参考书目
第十一章 贵族文化与大众文化
一、生命之轻的首当其冲者
二、古典教育与现代教育
三、良性刺激与恶性犯罪
四、暴发户与老贵族
五、贵族文化与大众文化
参考书目
第十二章 走向游戏的时代
一、性质与特征
二、产生与发展
三、功能与副产品
四、上瘾与依赖
参考书目
参考书目

　　上帝已死，天道隐遁。物欲横流的世人，正沉溺在消费主义的狂欢节里。也夫却已经开始构思“后物欲时代”了。本书嵬罗宏富，分析细密，行文畅达，颇饶趣味，兼具解释、批判与建构三重功能。引入了生物学的视角，使该书的分析更擅胜场。一部书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多少有助于人们在精神上获得解放。

　　——王焱（《读书》）前主编）

　　我由衷赞叹的是也夫超前的嗅觉和想象力，学者的专业精神，和公知的勇敢与良知。一如也夫的许多宏论，他的后物欲时代的叙述，不能不说带有强烈郑氏色彩，但这也正是也夫学问的魅力所在。此外，我们在享受也夫论辩之美的同时，还品尝到篇幅上极简约主义、而修辞文采却堪为楷模的思想文字大餐。

　　——刘苏里（万圣书园经理）

　　正是对非物欲时代的信心，驱使也夫以非凡的激情对人类物质与非物欲的满足方式进行了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探求。

　　——薛涌（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教师）

　　独辟蹊径的是，郑也夫认为“游戏”可以代替“无休止的过度消费”来满足人们在获得舒适后对牛逼和刺激的需求。让人在“游戏”中实现自我，也在“游戏”中实现社会，更在“游戏”中解除焦虑。这的确是郑也夫先生在本书中的极大创见。

　　——羽良（媒体评论家）

　　我想要鼓吹的是郑也夫道出这些秘密的语言之美。这种美来自旁观者的喃喃自语，来自边缘人审视这个世界时道破天机的疯狂快感。而旁观者的身份再次重申了社会学大师布迪厄所言重的一个常识：社会学即使是仅仅道出事实，也让权力者惊恐不已。

　　——曾念长（文学博士）

　　郑也夫先生是我一向敬重的学者，因为他从不人云亦云，总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且持之以恒，言之有理。

　　——易中天（作家）

　　序言
　　这是一本努力解释消费的理论著作。解释和批判是两种不同的智力活动。批判意在阐述被批判者如何不对。辩护正好相反，要论说它没什么不对的。解释不同于批判，也不同于辩护，重点探讨该对象如何运转，如何定型，对错之判断还在其次。笔者虽然在本书中取向解释，但在长期生活中早就形成了对待消费的批判态度。任凭怎样努力，在着手解释的时候，批判态度殊难避席。于是解释和批判相撞。不是我想熔于一炉，这里更想做的是解释，二者熔于一炉却是实际上发生的。解释和批判是什么关系呢？解释通常无伤批判，甚至还可以使批判更具力度。当然如果解释过于学究气，将妨碍其批判檄文的流传范围。批判的态度似乎更有可能伤害解释，批判往往比解释偏激，偏激的风格因为满足了俗人追求刺激的需求，常常有助于批判话语的传播；但偏激极易走向片面，而这是解释之大忌。但应该说此种伤害也非必然。一方面，企图没心没肺、没脾气、没意见地进入一个是非之地——如果全无是非为什么还要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人活一口气，佛受一炷香”嘛。“进场”是需要动力的。动力不是必然与某种情绪结合，智力上的兴趣也是动因，但是动力往往离不开情绪。另一方面，既然“来者不善”，研究者事先就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态度和气性，或批判或辩护，所谓“价值中立”便只能取决于入局后，而非入局前。这也正是韦伯的意思。我以为，解释的中立依赖于三项素质。其一，对智力生活的热爱，不弱于对社会正义的关怀；其二，意识到批判的锋芒会毁伤解释，入局后善于角色转换，自觉约束成见；其三，具有高超的理性能力。我自忖热爱智力生活。意识也有，自束的程度就不敢说了。至于理性能力如何，乃至我的批判态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毁伤了本书中的解释，自己更没有发言权，只好由别人判断。
　　本书第一章重点在指出问题。应该说，生活在今天社会中的几代人堪称“躬逢盛饯”，我们遭遇的既有旧时代的难题，也有新时代的困惑。两重问题其实都是费解难缠的。旧时代的问题依然存在：在物质的层面仍然有大面积的贫困人口；在制度和文化的层面上，蜕变远未完成，路径匪夷所思。其结局大约不会给叛逆者们留下多少颜面，我们最终享受不到破解那些问题的荣耀。因为那些问题大约不会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戏剧性地终结，极可能是随着新问题层出不穷，以及新生代对旧问题的冷淡与麻木而销蚀和解构。历史的吝啬与吊诡，可见一斑。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历史的列车行进太快，上轮牌局中一方已露颓势，一桌新开张的牌局却将全体新人和半数老者吸引。当然也还有不舍旧牌局之胜负者。我算是能够与时俱进的，步入新局，不识时务处在于：任凭对象更换，批判本性不改。新时代同样问题丛生，其中最大者，我以为是合二而一的这样一对问题。
　　一方面，温饱即将全面解决，这在生物的历史上是，于是空虚、无聊必然发生。另一方面，物质的供应仍以加速度、疯狂地推进，乃至商人成了最强的社会势力，消费成了最大的社会运动，追求快乐成了与之配套的、俘获众多男女的生活哲学。但是它没有解决，相反却造就出新时代的最大问题和荒诞，即本书的主题：所谓消费。本章还批判了快乐哲学，并阐述了我关于人类三种追求的理论：舒适、牛逼、刺激。
　　第二章主要是简述消费的演进，简介对消费的两大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消费是厂商造就的。第二种解释认为，消费者的积极参与是消费产生和继续的基础，其动机是炫耀自己、证明身份。这一章中还简介了对消费批判与辩护的主要观点。
　　在以上两章的基础上，笔者开始建立本书的解释系统，其基础是对消费机制的解释。消费机制由五种行为或心理构成：广告，降低消费门槛，商人通过买通官员和专家而操控社会，人们物质崇拜的心理，时尚。先后有五章分别讨论它们。这是本书的“中段”。下面的图形可以直观地显示这一解释系统的结构：
　　广告、降低消费门槛、买通官员和专家，三者均为厂商的行为。广告造就了消费世界的影响和氛围；买通官员和专家消除了对倾销某一商品的社会制衡；降低门槛消除了消费者的价格约束。这三个手段中，降低门槛是最正当的，尽管其社会效果也并非单向。物质崇拜是人类，当然也是普通消费者的心理，它的流行版本就是以物品证明身份。时尚是商人打造的“候选”中蒙受大众青睐的商品、风格、消费方式，因此可以说它是厂商和顾客的“共谋”。以上五者，构成了现代社会中的消费机制。
　　第七章讨论的完全不是消费机制中的成分，而是现今社会中已经和即将出现的趋势，笔者预计它是“后消费时代”中人们生活的主要构成。这一章所以插入到消费机制的五个章节中，主要是因为它同第六章有过于紧密的逻辑关系，兼及还可以为第八章论及的时尚之非物质化做些铺垫。于是原本严谨的消费机制的论述中打进了一支楔子。这一章的“非物质化”讨论，从物质消费的一大功能——满足人们的炫耀心理上，质疑其可持续性。
　　第九章继续第七章的怀疑逻辑，分析消费、收入与幸福的关系。
　　第十章是在质疑工业时代中与消费观互为表里的工作观，深入阐述自凯恩斯以来不断光大的一个观点：生产问题解决了，工作将不是未来生活中的最主要内容。失业和半失业将成为未来社会中多数人的常态。
　　第十一章指出，近现代教育是服务于生产，教人们如何工作的；而古典教育是服务于贵族，教他们过艺术化的生活。因为全民即将如古代贵族一般解决温饱，因为工作的重要性丧失，未来的教育显然要融合生产本领和生活艺术。
　　第十二章论述了，温饱解决后，物质不再是满足炫耀与刺激的有力手段，游戏才是人类的归宿。
　　当年绝对想不到，因为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自己最终沦为扶手椅上的学者。多年来已经极少做实地与田野调查。进入大学后，写作同教学结下姻缘。我近年的多部著作——《信任论》、《城市社会学》、《都市的角落》（编）、《阅读生物学札记》都是在教学相长中完成。从2002年开始教授“消费与快乐研究”课程。讲过两轮后，对消费和快乐的阅读积累不断增长，愈感一门课程包容不下两大主题。于是送走“快乐”，专侍“消费”。这门课从2002年讲至2005年底，从人大到北大，从北京到深圳，先后讲了六轮，这在我来说是破纪录的。我的课程一般讲满三轮，就完稿成书，该课就此罢休，转而准备新课。这次的延宕，有中途患眼疾的原因，还有智力过程中一些说不清的东西，令我总感不充实、不饱满，达不到执笔的状态。
　　我的写作动机从来都是源自个人生存中的感受，生存之地自然是本土。可是一个一直令我惭愧的事实，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更强烈感觉到，即我的著作中来自本土的材料总是很少。我阅读的理论著述基本上是洋人的著作或译本，引用的本土经验调查也很少。我知道，一个面向本土而又不亲自搞调查的社会学理论家应该高度重视和借鉴本土的经验研究，但是我找不到关于本土消费问题的优秀的经验研究成果。这么想，不是说我想贴上“本土”的标签。一个从来不在意冠冕的人，会自插标签吗？我真的以为，没有本土的经验研究作基础，我的理论思考是难于深入的。我的研究的初衷和出发点是本土，舍此竟甚少本土的东西。
　　上面说到，我的写作和授课是同步进行的。我的课程要求，选课者围绕中国社会中某个消费现象写一篇文章，且必须以经验调查为基础。六轮课讲下来，我的写作完工。与此同时，选修这门课程的同学们的优秀文章也集腋成裘，冠名为“消费的秘密”。与这本书成姊妹篇，将一同出版。它们或可安慰我远离经验研究后不无遗憾的心境。
　　本书稿付梓前的读者均为我现在和昔日的学生。北大深圳研究生分院的学生阅读了本书的九章。我过去的学生、现在的朋友陈心想、田方萌、高永平、郭茂灿，阅读了全部书稿，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意见。戴碧漪帮助制作了本书中的全部图示。一并致谢。
　　郑也夫
　　丙戌年元月
　　海淀板井村寓所

　　我们生活的目标，简而言之我们的人生观，是谁提供的？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政治家都曾经是人生观的权威制定者。尽管在西方有一点小小的不同，就是宗教的权威一直在与政治权威分庭抗礼，与政治家争夺人生观的话语权。但是中世纪东西方的这一点点差别不是我们当下讨论的问题。我们当下要谈论的是，在近现代的世界上，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政治家们都先后从为人们提供人生观的这种角色中淡出，其殊途同归的原因是什么？
　　这淡出在西方社会中昭然若揭。1972年美国社会学家埃文在其著作《意识的首领》中自问自答：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中谁是意识的首领？不是政治家，不是无冕之王——新闻记者们；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中没有第二个意识形态，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消费；而它的首领不是政治家，不是记者，而是商人（Ewen，1976）。1984年日本作家山崎正和这样描述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社会：
　　国家对于国民已经不是有趣的存在——已不是给日常生活带来刺激，而激励个人人生的存在。她不再是为大目的而行动的战斗集团，她已转化为抱持无数的小课题，而谋求期间微调的日常性技术集团。换言之，国家已经不是祭典的场所，而已化为务实的世界。（山崎正和，1984：28）
　　对这一描述，今日的中国读者应有似曾相识之感。步西方与日本之后，我们的政府在近十余年间也正在从一个“为大目的行动的战斗集团”变为“日常性技术集团”。
　　而中国社会中这一变换的端倪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在第四届人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提出“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目标。它代表了中国一些高层政治家的含蓄的语码转换，将重心从阶级斗争、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人类，转移到生产和生活上。周恩来的这份政治遗嘱给自己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并为日后的改革做了铺垫。但是这位务实的政治家始料不及的是——他举起的是一把双刃剑。剑的一边指向的是悖离人心的政治乌托邦，而剑的另一边——他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的立场——也为自身社会角色的淡出埋下了伏笔。毕竟，它们是因为一种政治理想主义而登上历史舞台的。要强调物质吗？要讲生产和生活吗？那就有更胜任的角色——商人。要政治家来鼓吹物质主义，鼓吹好生活，只能是大而化之。只有商人才可以具体而微、活灵活现地展示好生活。他们可以告诉你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子，告诉你“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所以说，如果把好生活作为人生观来鼓吹的话，商人必将成为这话语的最终垄断者。
　　政治转向始料不及的后果，是中国政治家从制定人生观的角色中淡出，并被商人取代的直接原因，但也只是浅层原因。它下面还有一个深层原因。正是这一深层原因导致了社会制度截然不同的东西方政治家统统从人生观制定者的角色中淡出。深层原因就是这个世界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发生了一个从古至今整个一部人类进化史上都不曾发生过的变化。李鸿章在19世纪中叶说：我们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套用这个句式，我们可以说，人类眼下遭遇的是两百万年未有之变局。
　　这个变化首先发生在北部世界，接着也开始降临在南部世界。什么变化？就是温饱大体解决了，温饱在北方的世界已经基本解决，在南部世界也开始解决。这事今天说起来很轻松，却是亘古未有。从20世纪中叶往前推，全部的人类历史都是为生存而挣扎的历史。人类各个民族曾经提出过的几乎所有的主导人生观，都是建立在人类历史的这一基调之上的，都折射出此种生存状况的基本氛围：生存是严酷而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