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其他遗址的发掘和区域性考古调查的资料，综合运用考古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遗迹和遗物特征的分析，从各类遗迹的年代关系、遗迹单元的形成与演变、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社会分化、社会权力的特征及来源等多个方面入手，探讨以牛河梁遗址遗存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特征和社会组织方式。

　　郭明，1978年生。2000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获管理学学士学位；200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9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与研究。发表《崧泽墓地分区研究》《试析红山文化的勾云形玉器》《大南沟遗址的社会结构和相关问题探讨》《浅析红山文化玉器的修复与再利用》等学术论文20余篇。

版权信息
前折页
文前彩插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序
绪论
一 遗址概况
二 遗址的考古发现
三 国内外研究概况
四 研究目的与方法
五 篇章结构
第一章 牛河梁遗址的分期与年代
第一节 出土遗物的类型学分析
第二节 各遗迹地点的相对年代
第三节 牛河梁遗址年代的初步判断
小结
第二章 遗迹的形成和使用过程
第一节 积石冢的建造和使用过程
第二节 积石冢的特征及分布
小结
第三章 社会分化的特征与演变
第一节 第二期的社会分化
第二节 第四期的人群内部分化
第三节 第四期的社会群体关系
第四节 社会分化的加剧与社会凝聚力的增强
小结
第四章 社会分工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玉器生产的专业化
第二节 陶器生产的专业化
第三节 手工业生产专业化与复杂社会的形成
小结
第五章 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形态
第一节 牛河梁遗址社会的特征
第二节 其他遗址所显示的社会特征
第三节 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形态
小结
第六章 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构成
第一节 社会公共设施与礼仪活动
第二节 特殊物品的生产与再分配
第三节 红山文化晚期的“神权”社会
小结
结语
一 研究成果及主要收获
二 存在问题与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附表
附图
索引
后记
后折页

　　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东山嘴、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和“燕山南北地区考古”课题的提出，红山文化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相对于同时代其他地区的考古文化而言，仍有很多薄弱环节，如分期和地域文化类型划分等基础性研究。这种情况随着牛河梁遗址发掘和研究的进展，特别是2012年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的发表，逐渐有所改善，但仍有不少差距。郭明同志选择牛河梁遗址为重点做红山文化晚期社会构成方面的研究，并已拿出系列成果，自然应引起关注。
　　分期一直是红山文化研究中一个未完全解决且仍有较大难度的课题，这同红山文化遗址普遍堆积较薄而大面积发掘甚少、缺少系统发掘资料有关。牛河梁遗址资料虽相对完整，但遗存的地层（如石砌遗迹和相应的文化堆积）和遗物（玉器和非实用陶器）有诸多前所未遇的特殊性，尤其是墓葬多只葬玉器，基本无陶器随葬，这些都迫使我们在墓葬分期方面不得不另辟蹊径。在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中将有明确地层关系和陶器对应变化的遗存从总体上分为三期，主要是下、上层积石冢的区分，成为当时解开牛河梁遗址诸多问题如遗址群形成的一把钥匙，至于各地点间、每个地点诸积石冢间、诸冢中墓葬间的时间早晚关系，受材料所限，未做进一步探讨，只尽量提供了原始资料。郭明同志在运用类型学方法进行分期研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在发掘报告分期的基础上，对以筒形器为主的陶器做了进一步的型与式的划分，将A、B型都做了分式，B型还细分了亚型。以此为前提将下层积石冢分为两段，上层积石冢分为五段，从而使牛河梁遗址的分期有所推进。
　　不仅如此，郭明同志还将类型学运用于对积石冢的分析中，将积石冢各自结构上的差别做了细致的排比，依据地层关系对包括外界墙、内界墙、冢台和冢内诸墓间关系的判断；圆形冢与方形冢的分类比较；墓葬结构结合头向的不同对各冢内墓葬及与冢体的早晚关系的比较；头向和墓葬顶底板的有无对应的分段研究；等等。在此基础上将积石冢从建造、使用到废弃过程分别加以分析，这对下一步积石冢的发掘和研究都会有所启示。
　　社会形态研究作为本书的重点，作者不仅把诸多积石冢及其结构细部的区别与社会形态的变化紧密结合，更坚持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如聚落的共时性与历时性；从陶器和玉器制作分工看神权社会中社会管理方式及变化，生产组织方式及权力来源；酋邦社会在中国的适应和名称使用问题；随葬特殊玉器和多数量玉器的一致与区别看富与贵的一致和区别；等等。这些都增加了本项研究的深度。
　　读郭明同志的论著，也引起我对牛河梁遗址一些问题的回顾和思考。
　　2012年底牛河梁遗址报告正式出版，报告虽然是对30多年发掘工作的总汇，但也只是阶段性成果。这是因为除了牛河梁遗址区内多数遗址点尚未发掘以外，在报告编写过程中，又不断有新的课题提出。
　　提到目前牛河梁遗址用于包括分期在内的材料的局限性，我的体会是，出土量最大的B型筒形器，通体复原者甚少，大量的口部和大量的底部，彼此无法对应，这就使从体型上进行分析比较受到很大限制，也对准确划分型式造成困难；A、B型筒形器与下、上层积石冢的划分，虽然已可定论，但由于都为下、上层积石冢的叠压关系，如N2Z4、N5Z2，N16的1979年发掘部分，而上层积石冢都规模较大，高平低垫，使直接叠压在下面的下层积石冢几乎全被严重扰动而很不完整，所以对下层积石冢的了解十分有限。郭明在行文中已注意到这些不利因素。下一步的工作需在牛河梁已有资料和提出问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从牛河梁以往调查材料看，筒形陶器仍然是分期主要依据。除最多见的B型筒形器以外，需选择较单纯的下层积石冢即只出A型筒形器的积石冢进行系统发掘，还有出折领筒形器或A型筒形器和折领筒形器共出的遗存也应引起注意。这在调查材料中已有些线索。例如凌源市区附近有只出A型筒形器的遗存，又如目前只见于第一地点的折领型筒形器（本书划为C型），也见于未经发掘的N9地点。本书提供的2014年调查材料也有可喜线索，如N8、N36只采集到A型，南营子东梁，为A型与折领筒形器共出。这些都应列为今后工作的重点。
　　至于对牛河梁遗址进行社会形态方面的研究，这是从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初就已开始的课题，也是对牛河梁遗址关注的焦点所在，虽然这项研究是从多方面展开的，但社会结构无疑是其中的核心内容。牛河梁作为红山文化级别最高的一处中心聚落，在反映社会结构方面当然更具典型性，同时遗存保存相对较好，不仅各地点之间都独占山头，每个地点的诸冢之间也都保存了包括冢的界限在内的地上部分，这就使各个地点和各地点诸积石冢及它们所代表的不同层次的社会单元，可以有比较明确的区分。冢内则有中心大墓与同冢中其他墓葬不仅在规模上而且也在位置上的明显区分。这些都显示出牛河梁遗址在探讨社会结构方面独有的优势。
　　不过，对红山文化进行社会变革的研究，需要把握的最大特点也是切入点，是神权至上。本书对这一重要特点也有较为准确的认识和把握。神权社会自有其发展规律和进程，就我们目前所能认识到的，如在物质条件不足的前提下，精神领域得到超前发展；与此相应的是，对非实用的具精神内含的因素如玉器及非实用的陶器，在自身发展演变、传统的延续和文化交流中的活跃程度的估计，这些与以往与生产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因素有所不同的新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个摸索适应过程和与通常考古研究方法相衔接的新的研究方法。对此要有充分估计。本书对这些方面也都做了有益的探索
　　规模宏大的牛河梁遗址群，历经5000年风雨沧桑，却从地下、地上遗存到周围环境，无论单体还是组合，都能得以基本保存，少有晚期扰动，这是极为难得的。应作为一个整体，做出独立的长期考古规划，在以往工作经验包括教训的前提下，及时提出新课题，有针对性开展工作，坚持年年有成果，不断积累，一定会对牛河梁遗址和以它为代表的中华5000年文明起源的自身发展道路、特点及其在中国乃至东亚和世界的地位，有更全面的揭示。郭明同志对牛河梁遗址的研究成果，也一定会在其中起到积极作用。
　　郭大顺
　　2018年3月于海南东方市汇艺蓝海湾

　　红山文化是辽西地区[1]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其遗址较为集中地分布在燕山以北的大凌河和西辽河上游地区[2]（图0-1）。多数遗址仅见于调查材料，经过正式发掘并有材料发表者仍相对较少，经过发掘的魏家窝铺、西台等大型聚落址的材料尚未发表。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红山文化研究的深入。零星发表的材料和调查资料虽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但对其有效地利用仍依赖对科学发掘材料的系统分析。
　　位于红山文化区南部的牛河梁遗址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遗址群，由多个积石冢地点和其他功能建筑遗迹组成，根据遗址点的分布范围所确定的保护核心区面积约50平方公里。《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以下简称《牛河梁》）详尽地发表了牛河梁遗址近20年的考古发现情况，是目前发表资料最为完整的红山文化遗址。因此，本书选取牛河梁遗址作为切入点，通过对牛河梁遗址系统发掘材料的分析，借助其他零散发表材料及调查资料，探讨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社会的社会形态及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