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性格养成绘本•青椒宝宝系列（全4册）》3岁左右的孩子，进入了“社交敏感期”，开始渴望与人交往，与周围的人越来越频繁地进行互动。可是，如果孩子在与人交往时，怕生、害羞、忸怩，不知该如何大方得体地应对，爸爸妈妈应当如何引导呢？
　　快让青椒宝宝来帮忙吧！他呀，有一个神奇的魔法神灯，只要一按神灯，里面飘出的烟雾就会变成一句话，把好办法告诉他。想跟别人交朋友时，该怎么开口？得到了别人的帮助，该如何表达谢意？闯祸了、与小朋友闹别扭了，怎么办？为难的时候，只需要按一下神灯就知道！
　　1.《大声说“谢谢”》：学会道谢和互相帮助
　　扑通！哎呀，怪兽小哥栽到泥巴里了！青椒宝宝和兔宝宝赶紧来帮忙。嗨哟嗨哟！他们使劲儿把怪兽小哥往外拔，可是他太重了，根本拔不出来，怎么办呢？快让大家一起来帮忙吧！得到了别人的帮助，应该说什么呢？快按一下青椒宝宝的魔法神灯吧！
　　2.《大声说“对不起”》：学会道歉和互相谅解
　　青椒宝宝和朋友们一起踢球，可没想到——当！飞出去的球砸坏了小乌龟辛辛苦苦堆出来的沙堡，又撞到了小猪的脑袋。这可怎么办呀？做了让人讨厌的事情，惹别人生气了、跟朋友闹别扭了，应该说什么呢？按一下魔法神灯，就会有答案！
　　3. 《大声说“一起玩吧”》：学会主动大方地与人交往
　　青椒宝宝好孤单呀，他出发去找朋友，可是，商店里不卖朋友，警察叔叔也不知道朋友在哪里，怎么办呢？公园里倒是有好多朋友，可是，该怎么开口说话呢？让魔法神灯来说出答案吧！
　　4.《大声说“吃饭啦”》：养成健康均衡的饮食习惯
　　软软的蛋糕、甜甜的棒棒糖……哇，点心真好吃，青椒宝宝不爱吃饭，只爱吃点心！可是——咚！咚！咚！细菌怪找上了门，青椒宝宝举起拳头，想把细菌怪赶走，却根本使不上劲儿。哎呀，身体好难受……这是怎么回事呀？魔法神灯会有什么好办法呢？

版权信息
序一 我的父亲英若诚
序二 老英，我的良师益友
前言
上部 蹲监狱
第一章 牢狱第一年
从风筝到手铐：我被捕的经过
我的“新家”
第二章 冀县监狱
狱中笔记
监狱里的活动项目和闹剧
为彭真同志工作
释放
中部 家族史及早年教育
第三章 英氏家族
有其父必有其子
从战士到绅士
在温泉度过的夏天
“王先生”
危险的逃离
第四章 王公贵族式的童年
温暖的家
在庆王府的演出和祈祷
出色的逃学者
我自己的“四人帮”
下部 职业生涯：艺术和政治
第五章 我的舞台生涯
清华大学的台柱子
遇上对手
新中国的新剧团
《茶馆》满座
出狱后的务农岁月：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
和于是之同行：一九七四年
惹不起还躲不起？
回剧院
从失望到希望
第六章 文化外交
不速之客
把《推销员之死》带到中国
贝尔多鲁奇的召唤
当文化部副部长的喜与忧
最大的损失
遗弃的孩子
探索新世界
最后的告别
后记
致谢一
致谢二
英若诚年表
参考资料

　　前言
　　康开丽
　　人生中我们偶尔会遇到几位特殊的人，我们希望把他们介绍给我们认识的每个人。和他们在一起的每时每刻都充满愉悦，同时也希望与其他人一起分享他们的存在，我相信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这样的人。
　　我生活中的这个人是英若诚。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及政治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但我希望大家了解他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托尼·雷恩斯(Tony Rayns)在悼文中把英若诚描述为“一位世界性的高级知识分子，极有才能的演员，导演。是中国最后一位二十世纪前期培养出来的对文化发展极有影响的人物”。读者从书中会读到英若诚出生于一个很重要的家庭，继承了家族的传统，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知识和社会动荡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他在舞台、银幕和文化外交上做出至关重要的贡献，建立了自己的声誉。
　　他是一位非常脚踏实地的人。英语是他的第二语言，他说得游刃有余，他是位极有天赋的叙述者，富有魅力和幽默感。他为人热诚，不摆架子，又有点俏皮。二〇〇四年，在他去世后为他开的追思会上，北京人艺的同事们追忆：他是位充满活力、善良、宽宏大量的人，足智多谋，充满了创造力；他是位有理智的绅士，从不发脾气，面对人生中的艰难和折磨人的疾病，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他是位难得的具有创意、多才多艺的人，能与不同年龄的人沟通；他是位真正高贵的知识分子，从不看轻任何一项任务；他是位不能替代的非凡人物。[1]
　　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被他特殊的号召力和亲和力折服。费里莎·朗德利教授就中西方戏剧与英若诚做了交谈之后，在日记中写道：“他是位杰出的人，他的思想极为深邃。他与皇室成员、国家元首和国际艺术名流亲密交往，但我们之间的谈话就像是老友在壁炉边谈心。”
　　英若诚与各个领域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合作。作为演员，在国外他最知名的是在贝尔多鲁奇的电影《末代皇帝》和《小活佛》中扮演的角色。一九八三年他又因在阿瑟·米勒导演的《推销员之死》中扮演威利·罗曼一角而闻名。这之前几年为鲍勃·霍普在剧院做的精练翻译让人记忆犹新。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〇年，作为文化部副部长，他请来了查尔顿·赫斯顿在北京导演赫尔曼·沃克的《哗变》。查尔顿·赫斯顿评价英若诚是“中国最有名的演员之一，又是位出色的翻译家”。[2]在导演方面的成绩有一九八二年与英国的托比·罗伯森合作的《请君入瓮》，那台演出“在表演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备受赞叹”。《推销员之死》和《请君入瓮》都由英若诚翻译成中文而使中国观众得以欣赏。
　　英若诚并非英家唯一的才子，他的弟妹们各自在学术、艺术和体育等不同的领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在他们眼中，英若诚仍是不同寻常的人才。他的弟弟英若识是位知名的画家，英若识的孪生弟弟英若智是位成功的工程师，另一弟弟英若聪是位有造诣的建筑师，妹妹英若采是出色的女子篮球运动员，另一个妹妹英若娴是兄弟姐妹中唯一在国外工作和生活的，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家。英若诚的女儿英小乐是位画家，住在芝加哥；他的儿子英达是当今中国影视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既是演员、电视制片人、导演，又是访谈节目的主持人。
　　我是一九九一年认识英若诚的，当时他在北京人艺导演由他翻译的萧伯纳的《芭巴拉少校》。我那时是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在为我的硕士论文做实地考察。一九九四年他在英达导演的市场反响十分火爆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客串演出，我又有幸跟他进行了交流。一九九六年和二〇〇〇年他生病时，我去他家里探望他。之后又有殊荣在二〇〇一年、二〇〇二年和二〇〇三年夏天坐在他的病榻边听他讲述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为的是出版他的英文自传，让西方读者能够读到他的故事。在这十几年里，我们每次交谈确实就像“老友在壁炉边谈心”。
　　不同寻常的普通人
　　英若诚出生于名门世家:他的祖母，爱新觉罗·淑仲是中国末代皇族的后裔，他的祖父则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祖父那族满人没有文化没有权势，祖父本人皈依天主教。英若诚有八个兄弟姐妹，其中两个在年轻时得肺病夭折。英若诚的谦恭仁慈和道德观念，都是天主教培养的结果。
　　也许是这种大气与朴素，睿智和与生俱来的判断力并存，使英若诚和阿瑟·米勒在一九七八年结识后便成了至交，并在一九八三年合作推出了《推销员之死》。米勒在中国第一次导演自己的剧本，英若诚扮演威利·罗曼这个角色。威利·罗曼是美国戏剧中一个典型人物，米勒把这个悲剧人物塑造成普通人。米勒认为英若诚是位“天才”，不仅仅是因为英若诚在翻译、处理各种关系及表演方面的技能，同时也因为从未有任何一位演员像英若诚那样把威利·罗曼演得如此淋漓尽致。英若诚达到了完全忘我的境界，沉浸于角色，在这个过程中超越了自己。米勒称英若诚是“一个行家，但同时又是一位充满理智情感的人，随时能接受挑战”。又评价英若诚“有完全的控制能力，让人联想到奥利维埃——他的表演很直接，呼之即来”。米勒又赞叹英若诚的翻译才能，说“英若诚的翻译即时，口语化，有他在边上为我翻译，我都忘了我不懂中文。他的翻译出口迅速，毫不迟疑”。
　　这种敬佩是相互的。英若诚在本书第六章叙述了他与米勒的合作。英若诚的意愿是让米勒为他的自传写前言，米勒很善意地答应了，但他在兑现承诺之前不幸去世了。
　　英家的世纪
　　英若诚的父亲英千里出生于二十世纪初的一九〇〇年，英千里的父亲英敛之对这个新的世纪的到来起到了推动的作用。英敛之于一八六六年出生在一个目不识丁的满洲武士家族，后来却成了一位有名望的天主教知识分子。他的成就包括：于清朝末年在天津创办《大公报》，在北京创办了辅仁大学。在当时不安定的形势下，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提倡“新文化”，包括通过说方言白话让不懂文言文的普通大众接触文化，利用文学艺术来探讨当时的社会问题。受“五四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把西方的话剧引进中国（西方话剧已被介绍到日本，经由日本传到中国）。英若诚一生都致力于发展中国的现代戏剧并以戏剧来促进国家间的交流和理解。
　　如果说英敛之在世时中国的前景显得渺茫，在他儿子的时代中国的前程则颠簸不定。英千里加入国民党，通过地下工作抗日，他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两次被日本人抓进监狱。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准备撤退到台湾，英千里就被带到台湾。英若诚当时读大学三年级，就再也没见到他父亲。英千里在台湾延续他父亲在大陆创立的传统，为台湾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但英若诚直到他父亲去世后十多年，才了解到他父亲的成就。英千里在台湾收养了一位邻居的女儿韩拱辰做义女，她在英若诚一九八〇年访美时设法与英若诚联络上。正是英千里的这位养女提供了英千里的许多珍贵资料和照片，为英家填补了家史中的这一章节。
　　当英家第三代成人受教育时，中国的时事不仅渺茫，动荡不安，而且不可预测。英若诚就读于几所中外教会学校，又经历过一系列政治运动。英若诚的自传是一面透视镜，通过它可以观察了解到一个满族天主教家族独特的生活，以及北京监狱的情况、中国主要话剧团的前五十年以及不断发展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情况。通过他“文化大使”的活动，影响了最高领导人对外国人的认识和了解。可以说英若诚是一位前所未有的中国公民。
　　合作自传
　　作为英若诚的“自传合作者”，在英若诚在世时，我完全遵循他的意愿，他去世后我按照他的意愿，用自己最准确的判断来编辑这本书。
　　二〇〇〇年我们开始这个合作时，我马上就把这个过程设想为“合作自传”。其实这种形式并不真正地存在。当然传记、自传、回忆录、口述史这些形式的作品不计其数，而“合作自传”的定义介于这些已有的形式之间，又带有其独特的条件，特别是合作者之间的关系。
　　作为英若诚自传的合作者，尽管我的参与很深入全面，但我既不是代笔人（又称“黑笔杆”、“写作操刀者”），也不是书的唯一作者。这本书的合作意向始于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我与英若诚的谈话。结果是在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三年之间录下了四十一盘录像录音带，为时一百多个小时，我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整理、编辑，同时又进行了七年的研究。[3]从一开始，我们的共同目的就是要让英若诚用自己的话、用英语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让全球的读者能读到。除了英若诚叙述自己一生中的事件，我们还录下了对书的目的和结构进行的讨论、对各种材料的取舍，以及出版的过程。我意识到我的作用变得相当复杂，远远超出了我最初天真的设想，认为自己仅仅是个笔录者，或者是代言者，只是替代英若诚做了他健在时自己能做的事。从未听说过英若诚的人或是熟悉他的人通过这本书怎样看待他的一生，我负有最终的责任。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合作是跨文化、跨性别、跨年龄的，尽管看似不太可能，却有其特有的动力。
　　熟悉了他的成就、他继承的传统、他的吸引力和叙事才能，我的目标是让他在世时讲述他一生的故事。他的目的是要完成他几年前开始的一项任务（我们交谈后，他给我看了大约二十页用英文写的材料，是有关他一九六八年四月被捕，在监狱的第一天的描述。他希望有一天能把它写成回忆录。这二十几页内容都被编入第一章）。但他同意与我合作的目的超出了他最初的意图。作为美国人，我想让更多国家的读者读到他的故事。我们商定他用英语讲述故事给我听。他很乐意每天都能讲英文。我是研究中国现代历史、文学、戏剧的学者，能吸取他复杂的人生经历，帮他为未知的读者群体整理编辑成书。最后一个原因是我们一起合作写书这几年，每年夏天我都在北京至少一个月，他每天都有我做伴。英若诚生病期间不是躺在家里就是在医院里，除了家佣和护士，我是他每天见到的人。
　　合作写自传不仅有益于英若诚，也有益于我。听他讲家史，他本人在中国二十世纪的经历，丰富了我对中国政治事件的了解和认识。每天都有机会与这样一位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感激不尽。
　　在我们合作写他的自传之前，英若诚和我的关系是友善的熟人，到二〇〇三年我最后见到他时，我们已是密友。对写书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我有准备，但坐在一位走向死亡的人边上却让我难以忍受。对我来说最难的是在这本自传里读到他在我们最后几天见面对我所作的叙述。
　　这本书不是对英若诚一生的完整记录，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记。这是他希望别人听到的有关他一生的回忆录。将来的人们会从这本书中了解这位对自己的国家、对国际戏剧交流做出如此重大贡献的人。英若诚作为目击者和参与者，对重大事件进行了记载，有选择性、代表性，目的不在详尽。在叙述自己人生故事的同时，英若诚又扩大了叙述的范围——从他祖父的童年、自己的青壮年至他临近生命尽头之时——但他有选择地对某些阶段进行了详尽描述（用两个章节来描述三年的监狱生活），对某些则进行了浓缩（用一个章节来叙述其杰出五十年的职业艺术生涯）。回忆过去，英若诚选择“不从人生的起始为开始”，而从他认为一生中对他最有影响的阶段——“文革”中被囚禁开始。他对监狱生活的叙述用了大量的事件，但不是事无巨细，有意想不到的风趣。英若诚的自传超越了通常的回忆录，努力让读者对他一生、对家庭传统的继承有全面的了解。
　　翻过这一页，我的前言结束，英若诚的叙述开始。他先带你去了解“文革”高潮期间他在监狱的三年，然后是他祖父的过去，接着是他自己的童年，他受教育的一系列不凡经历，在戏剧、电影界的职业生涯，以及在文化外交上的贡献。
　　英若诚除了有个好记性，还有一个独特的优点就是他对生活永远保持乐观态度。他鄙视绝望，拥抱希望，在最没有幽默感、没有尊严的情况下找到幽默感和尊严——无论是在监狱的铁栏杆后，还是中国现代最动荡不安的政治历史的后台上。
　　[1]英若诚去世后两个星期，北京人艺于二〇〇四年一月九日举行了追思会。对英若诚的这些描述都是追思会上同事们的发言。被引述的人有濮存昕、苏民、朱旭、米铁增、胡宗温、林兆华、覃赞耀、杨立新、徐帆和谢延宁。
　　[2]参见查尔顿·赫斯顿的《北京日记》第十九页。《哗变》于一九八八年十月十八日在北京首演，十二月一日、二日到上海演出。又于一九八九年一月和二月在北京重演，五月二日、三日又加演两场。
　　[3]除了他直接跟我讲的录到录音录像带上的内容，英若诚还授权我可以把任何他以前出版或有记载的英文素材或是英文的采访，用到传记中。

　　我对那种从头写到尾的自传有点儿看烦了，所以决定我的传记从我人生的中段开始。我一生中最离奇的是一九六八年被捕蹲了三年大狱。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摧毁力的社会动荡。我妻子和我在这期间被抓进监狱，原因是我们被怀疑为外国间谍。我的家妻离子散，十六岁的女儿被送去内蒙古插队，我儿子当时年仅七岁，只能去跟着我母亲，靠她微薄的退休金生活。我们多次被不同派别的红卫兵抄家。不过，在监狱的这段时间让我对中国当时情形的了解比我一辈子学的还多，这一点值得欣慰。
　　在这三年中我被转了好几个监狱。我天生不安分，在狱中以帮助其他犯人为己任，我心里很清楚至少有百分之九十被关起来的人都是冤枉的，压根儿不该进监狱。我亲眼看见很多犯人自杀，有的疯了，下决心自己绝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我决定要利用在监狱的日子尽量从其他犯人的背景、经历中吸收有用的东西，靠自己的智慧和幽默感生存下来。监狱成了人类学的一道智力题，一种让人思考的有趣的游戏。
　　我写这部传记如果有更深一层的目的，那就是要告诉人们，我的一生看似充满了曲折和不幸，人们也许会为此感到不平，但我的自身体验完全不是那样。人本能地追随积极向上的东西。洞穴时代的原始人还发明了游戏自娱自乐，我也是那么做的。如果这部传记值得读，值得写，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证明我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环境中怎样主动积极地度过在监狱里的日子，权当一本“坐牢手册”吧。
　　我的监禁生活是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晚开始的。那时“文革”已进行了两年，我们北京人艺的演员也组织了自己所谓的战斗队。在当时的形势下，那是抵挡来自各方攻击的最好的自保方式。我参加的战斗队名为“丛中笑”，典出毛泽东的词《卜算子·咏梅》。我们战斗队由十几位“硬里子”演员组成，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这些演员从未特别出名，但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们是剧团的台柱子，如果没有他们，剧院的保留剧目一个也上演不了。其中一位年轻人的家庭背景有问题，因为他的父亲在日本。我的父亲所在的地方更差——台湾，所以我们都属于“特嫌”——被怀疑是间谍。自从“文革”开始，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这个问题变得特别重要。所以我们都很小心，处事低调。没想到这样做倒使我们这群人得了个新的外号“老运动员”。
　　这个外号不是什么好词儿。“运动”这个词在当年不仅指“体育”，也可意味着“政治”。所以“老运动员”确切的含义是不管来什么运动，我们这帮人都逃不了是被“运动”的对象，也意味着我们精于分析政治动向，能轻易避开政治麻烦。
　　一九六八年春天，我们所有这些“老运动员”对当时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的评估是一致的：按过去的规律判断，这场运动该差不离了。对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场运动结束的迹象都在那儿明摆着。当时几份大报的社论在过去几个月指出了方向，阐明我们不该把每个干部都打成“走资派”，他们当中有些人可以“惩前毖后”，继续革命。“文革”主要的目标是整“走资派”，社论中对这些“走资派”改了调子只能说明前方见亮儿了。谁也没料到“文革”还要继续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