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的政治难题:党争
徽宗刚登上皇位,就为自己定下了一项任务,即改善已使一代人受到影响的残酷的派系斗争。一开始,他对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想得有些天真。从理论上讲,皇帝拥有所有的权力:他可以颁布法律,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任命或罢免官员。但实际上,他必须做通官员的工作,因为他们有各种方法抵制自己不希望实施的举措。同时,每天都要与相互之间强烈不满的官员打交道,徽宗不得不学会如何筛选、评估他们提出的常常相互矛盾的建议。
在徽宗登上皇位之前的三十年,宋朝有三次皇位的更替导致数十位高官员被罢免:次是神宗继位;第二次是小皇帝哲宗继位,高太后摄政;第三次是哲宗在祖母去世后开始亲政。哲宗在世后六年被罢免的官员把徽宗继位视为他们恢复朝官的机会,那些在哲宗后几年支持徽宗继位的官员,也下定决心要坐稳位置。
同其他许多时代和地方一样,宋代的宫廷政治也主要集中在京城。绝大部分官员在京外任职,基本上不会去争夺朝中的影响,而位于中央核心职位上的几百名京官,通常会将出京任职视为流放,是被迫离开实权职位。尽管爬上中央核心职位上的官员大多曾经在地方任职,但他们一旦爬到官僚机构的上层,就几乎都不愿意再回到地方上三百多个府州军监(或二十六路)担任基层管理职务了。
研究宋朝这段时期的政治,有一种方式是从两个主要的政治舞台入手,大致可以定义为朝廷和文人舆论圈。定期拜见皇帝的几十位朝中官员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两府宰辅、谏官和台官,以及朝廷主要机构与部门的负责人—在那些定期向皇帝报告的事情上有着直接的影响力。这些事大部分与人事任命有关,比如应当任命和提拔谁,谁应该被罢免和降职。同时,对从军事行动到税务改革等方面的重要举措,皇帝也要明确授权。朝廷决定的都是一些至关重要的事件,关系到很多人的前程;这些事件可能还会导致重大开销,或影响不同行业的经济命运。毫不奇怪,很多人对朝廷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谁在朝廷有影响抱有极大的兴趣。通过官方公告、口口相传或是书信往来等方式,朝廷的决策往往会快速传播开来。
与朝廷形成主要竞争的另一个权力中心是一个很不具体的群体,被称为“外议”、“公论”、“文人”或“士大夫”。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词语指的是一些受过教育但没在官府任职的人士所谈论的事情。但是这个群体并不限于那些没有官职的人,事实上,“言官”与表达那些外围观点有密切的联系。对于这些担任谏官或台官的人而言,批评的政策、方案和官员行为就是职责所在。谏官和台官的很多奏疏在那些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士中广为流传,而奏疏的作者通常也希望能像影响皇帝及其主要幕僚一样,影响这部分对政治感兴趣的群体,这类奏疏往往都言辞犀利。作者自称具有道德合法性,而他们反对的那些人则被贴上自私、不道德、邪恶和谄媚等标签。他们很少考虑到品德高尚的人对形势的分析也可能会迥然不同,认定某项建议不明智则提出建议的人肯定也人格低劣;如果某个政客品格低下,那无论他提出什么建议都是有害的。这不是在朝廷商议国是时的语言,也未必是文人与亲朋好友谈论政治时的语言,而是作为一类指控书式的奏疏,显然,皇帝读起来也不会很愉悦。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大的政治分歧都在新政的支持派和反对派之间产生。1069年,在徽宗出生的十多年前,神宗与宰相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政。这些政策涉及事务的方方面面,从科举考试制度到平民百姓的差役。新政中争议大的是对农民实施青苗法、将劳务换为税收的募役法,以及征收商业税并使参与贸易的市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