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夏”为国号
义熙三年（407年），勃勃建立政权，自谓夏后氏之苗裔，故称大夏天王、大单于，建元“龙升”，国号“大夏”。
铁弗匈奴建立政权之前，内迁民族在北方地区建立的政权已经有十四个：汉、凉（前凉、南凉、后凉、北凉、西凉）、燕（前燕、后燕、南燕）、秦（前秦、后秦、西秦）、赵（前赵、后赵）等。这些政权的建立，从各个方面为铁弗匈奴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如国号及年号的选择。
夏国之前建立的政权国号大多都与前代中原王朝的国号有关，这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当权者无所用意，信手拈来，而是经过审慎的选择，靳润成认为大致说来有二个原则：“首先，在统治中心和统治地域大体一致的前堤下，继承前代中原王朝的国号（包括政区名称）。依据这一原则而择定的国号，在十六国时期占绝大多数。”，如石勒称赵、三燕、五凉（凉国号与中原王朝在此地区设置过的凉州有继承关系）、前、后、西秦国号的继承关系更是不言而喻；第二条原则是“尽量与前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攀附关系，即汉、夏。”但是靳润成只分析了各政权国号与地域的关系，对选择这些国号的用意及原因并没有进行分析。
魏晋时期，北方民族大规模的内迁和相互间的不断融合，为其挑战“华夏正统”提供了基础和前堤，西晋的“八王之乱”也为内迁民族建立政权提供了机遇和可能。因此，在秦汉以来封建王朝作为改朝换代理论依据的五德终始学说和西汉末年以来盛行的图讖的铺垫与配合之下，内迁民族纷纷建立政权，打破了长城以南一直是华夏农耕民族政治舞台的传统，开创了游牧民族建立政权的新局面。
但是，内迁民族在内地建立政权毕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面对边疆民族政权对“华夏正统”的冲击，汉族士大夫的抵触情绪是十分强烈的，江统的《徙戎论》就是一个代表。虽然江统的主张难以实现，但是这一认识却真实地反映着汉族对边疆民族政权争夺“华夏正统”的态度，华夏正统观念不但深入汉族人心，而且也左右着内迁民族：
刘琨劝石勒时曾说：“自古以来诚无戎狄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313年，石勒起事时，因“勒本小胡，出于戎裔”，“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斋珍宝，奉表推浚为天子”当王浚对此行为表示怀疑时，属下王子春说：“且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石将军非所以恶帝王而让明公也，顾取之不为天人之所许耳。”。
在儒家传统思想的“内中华外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观念的歧视与压迫下，内迁民族统治者对于君临长城以南地区忐忑不安，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卑怯心理：
刘渊称帝时，一方面否定帝王正统：“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另一方面又顾虑“晋人末必同我”，所以不得不抬出“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的血缘关系作为称帝的依据；石勒找不到这样有利的依据，迟迟不敢称帝，直到起兵17年之后，才制造出一些祥符，登上皇帝宝座，但仍“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箓”；鲜卑慕容氏长期以晋臣自居：“吾本幽漠射猎之乡，被发左衽之俗，历数之簶，宁有分邪”；太兴元年（318年），靳准自号大将军、汉天王，但纠结于“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而欲将攻破洛阳之时所得晋传国玺，托胡嵩带回东晋。
因此，为了适应统治的需要，内迁民族不得不屈服于汉族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下，故刘元海称“汉王”时，追尊蜀汉刘禅为孝怀皇帝，祭汉高祖等，以汉王朝后继者的身份出现，其他内迁民族建立政权时也仿效刘渊，在历史中寻找依据，国号的选择就是最好的证明。
勃勃建立政权时，已经是十六国后期，内迁民族建立政权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史书中虽有不少汉族士大夫赞美或追随边疆民族政权的记载，但是“内中华而外夷狄”的传统观念，仍是排斥内迁民族统治的有力武器，“华夷之分”的民族心理也是内迁民族统治的障碍。一个政权是否成为“华夏正统”并不是自己认为是就是，必须得到中原汉族（华夏）的承认才成。
在政权建设中，国号承载了太多的含义，因此国号的选择非常重要，在这方面，前人给勃勃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但前人选择国号时所遵循的地域原则对于偏居一隅的铁弗匈奴来说根本无法效仿，勃勃只能另寻出路，而汉族的传统史籍《史记》“模糊、开放”华夏与非华夏边界的记载正好提供了绝好的依据，在这种历史依据的引导下，“夏”成为他的最终选择。
将含义本为“胡父鲜母”铁弗氏归宗于华夏始祖之一的夏后氏名下，便将铁弗匈奴的族属一变而为华夏支脉，为其拥有华夏正统身份找到了血缘和文化上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