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们说“每一个人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称呼”,十分复杂,十分麻烦,这绝非夸大其词,而确是事实。关于这一点,早就有人叫苦不迭了。如宋人黄彻在《䂬溪诗话》中就读《左传》时深感人名变化之繁杂而有这样的感慨:“千变万状,有一人而称目至数次异者:族氏、名字、爵邑、号谥,皆密布其中。”其实,一个人有多种称呼,不仅古人如此,就是今人亦同样如此,只是平时都不大注意就是了。为了让大家对于称谓的复杂性有一个比较形象的认识,我们先举今人为例。例如,眼前有位女性教师,虽然在户口登记簿上,只有一个“姓名”,可是小时有“乳名”,发表文章可能有“笔名”;学生叫她“老师”“先生”;按职称,又叫她“教授”;按行政职务,又叫她“副校长”;按党内任职,又叫她“副书记”;如果校内有几个兼职,还会有“工会主席”“学报主编”,以及各种“委员”;如果参加了几个学术组织,又少不了几个“副会长”“理事”“秘书长”;如果出席人大,又会有“代表”“常委”等名义;如果组团出访,又会是“副团长”;如果有家室,丈夫称她为“妻子”,为“爱人”,为“老伴”;孩子称她为“妈妈”,为“母亲”;父母可能仍叫她“小毛”“三妞”“老三”;各位亲属则可能叫她“姐”“妹”“姨”“婶”“姑妈”“舅母”“嫂子”“侄媳妇”“表嫂”“岳母”“婆婆”“奶奶”“舅婆”等;旁人会叫她“小姐”“女士”“夫人”“太太”“大嫂”“大婶”“大娘”“老太婆”;还有今天无往而不用的“读者”“师傅”;如果老同学见面,还会叫她当年的绰号如“肉蛋”“皇后”之类;如果是被骂,还可以被叫作“冰块”“母老虎”之类。当然,还可以举出许多。一句话,对每一个人的称呼都会是各种各样、花样百出的。只不过,今天这些称呼,大家都懂(或虽然说不清楚,但不会误解),无须研究,不用翻辞典。但是到了千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在这些花样百出而且不断翻新的称呼面前,必然会发出种种疑问,必然会有人去做一番清理与考证,写出几本诸如《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称谓研究》,编出几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称谓辞典》之类的书来。这里我可以为他们预先推荐以下一些研究题目,如:《“师傅”一词衍变之过程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读者”考》《“委员”初探》《论“爱人”一词何以成为不分性别、无论婚否、囊括老中青、覆盖中国四分之三人口之通称》《关于“书记”一词之产生及其流变的历史考察》《各种“主席”称呼的分类研究》《“小皇帝”辨》《关于某某一生中所用称呼综考》《某甲与某乙乃一人之异称考》……我相信,千年以后的学者,若能将这些问题搞清楚,准可以得到博士学位。
话说回来,我们今天对古人的种种称呼,也不正是有的清楚,有的不清楚,有的还正在研究、考证、争论之中吗?且不说古人,就是对辞世不久,大家相当熟悉的鲁迅、瞿秋白、王任叔等人,他们一生中到底用过哪些笔名与化名,不是至今还在继续研究之中吗?所以,关于古人的称谓问题,是我们任何一个学习与研究中国文化问题的人都应当十分重视的问题,可以认为是一种基础知识,是基本功。前辈学者称目录、年代、职官、地理等基础知识为学习中国古代文化的四把钥匙。其实,称谓也是这类基础知识之一。为什么必须如此重视关于古人称谓的各种知识呢?这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古人的称谓太复杂,远较今天复杂。我们现在从文献材料中所见到的绝大多数古代人物的称呼都不止一个,而是几个,
甚至几十个,大体上因为不同人物经历的繁简、社会关系的广狭、文化程度的高低等各种差异而有所不同。我们可以随便举出几个大家所熟悉的人物为例:
周代的姜尚,又叫吕尚、姜牙、姜子牙、姜太公、太公望、吕渭。
晋代的大诗人陶潜,又叫陶渊明、陶元亮、陶彭泽、靖节征士、五柳先生。
唐代的大诗人杜甫,又叫杜子美、杜陵、杜少陵、少陵野老、杜拾遗、杜二拾遗、杜工部、老杜。
宋代的大政治家王安石,又叫王介甫、王临川、王荆公、王文公。
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又叫王守仁、王伯安、王余姚、王新伯、王文成。
这些还算是最常见的。我们再举一个不太常见的例子,如被称为最能相马的伯乐,据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的考证,实际上是二人同名,即有秦之伯乐,有赵之伯乐,不明者往往误解。就以赵之伯乐而论,在先秦不同的文献中就有伯乐、王良、邮良、孙明、孙阳、邮无䘏、邮无正、孙无政、王子期、王子于期,是一人十名。有些古人虽然人们都很熟悉,但是其众多的各种称呼,却不是人人都知道的。例如苏轼,可谓尽人皆知,他一生中使用过多少称呼呢?据几位学者的研究,他的称呼有好几十个:苏轼、苏子瞻、苏子平、苏和仲、苏同文、大苏、苏二、大苏公、苏长公、眉山公、苏眉州、峨眉先生、苏贤良、苏太史、苏使君、东坡居士、苏东坡、雪堂、苏副使、狂副使、老农夫、雪浪翁、长帽翁、苏尚书、苏礼部、苏学士、苏翰林、苏内翰、苏端明、苏徐州、苏惠州、大坡、老坡、谪仙人、东坡翁、坡翁、东坡道人、坡仙、坡公、东坡老人、东坡病叟、坡老、苏公、苏仙、苏子、西湖长、秃鬓翁、白发兄、香案吏、玉堂仙、老泉山人、铁冠道人、思无邪斋、笠履翁、苏玉局、玉局翁、德有邻室、白鹤新居、毗陵先生、髯苏、髯公、髯翁、文星、奎宿、妙喜老人、苏文忠公、苏文忠……
以上,是同一位古人有着好几十个不同称呼的例子。这些众多的称呼很可能使我们产生误解,张冠李戴,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麻烦是,古人有很多普遍使用的称呼,在古代文献中很常见,可是今天均已不用,这些众多的称呼各自是何含义?相互间如何区别?今天也不容易搞清楚,而且很容易引起误解或混淆。我们仅以称“人”者为例,古代就有:宜人、才人、贵人、夫人、孺人、硕人、淑人、令人、恭人、山人、道人、散人、闲人、野人、舍人、寡人、余一人、鄙人……这其中,多数今天已经不用,如果不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真不知会生出几多误解和混淆。为什么古人会有如此繁复的称呼?这主要是因为:
一、古人在自己对自己的称呼,即所谓“自称”方面,有较多的讲究,小时有名、有小名,成年有字,读书人一般都有别号、室名(即书斋名)。而且,字、号、室名有时还不止一个。
二、古人讲礼,对别人用尊称,对自己用谦称。仅在对对方的尊称中,除了可以在不同人之间通用的若干尊称之外,还因为对方所任官职、所封爵位、出生或任官地点、学识高低、与自己的关系等等不同,而从不同侧面去尊称对方。
三、古代社会等级森严,不同人有不同的称呼,特别是统治阶级中的人物,往往有若干种特有的表示其身份等级的称呼,有若干本可直截了当却偏要绕弯倒拐的代称。
以上三方面所提到的各种情况,下文中都要加以讨论并举出大量的例子,故这里不再举例。正因为有这些情况,就使我们在阅读古文献,了解古人身世时,会出现种种困难。对于平时未学过这方面知识的人来讲,可能遇到的困难就更多。下面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
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十三《称谓》载:北齐时“宫中呼嫡母为家家,乳母为姊姊,呼妇为妹妹”;唐末,“宫中称天子为宅家,亦称大家,亦称官家,唐初称天家”;“西汉臣子称朝廷为县官,东汉称天子为国家,北朝称家家,唐称圣人,亦称大家、天家,宋称官家,辽金称郎主”;“唐时宰相呼曰堂老,两省曰阁老,尚书曰院长,御史曰端公”;“金之官长皆称勃极烈,元之官长皆称达鲁花赤”。于慎行是明代嘉靖(1522—1566)、万历(1573—1620)年间人,他对上述称谓已感到颇为特别,故搜集而为当时的读书人列述之。我们生活在于慎行四百年后,而且又经过了社会大变革,对这些称谓当然更会感到陌生。
“文革”大乱之初,北京出了一桩著名的“称谓大案”。有一些青年人在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发现一枚陈列着的印章,上面刻着“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他们十分惊异,立即上报。康生佯装不知此事(其实他既知印章来历,也懂印章内容),定性为“反动印章”,砸碎印章,焚毁材料,对有关同志加以迫害,并通告全国。其实,康生此举是既将铁拳砸向无辜群众,又将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原来,这枚印章是周总理在1963 年指示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并陈列出来的,目的是为了纪念印章的主人柳亚子先生。柳亚子先生是我国现代史上杰出的诗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自辛亥革命起就在文化界长期奋斗的政治家与学者,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有着深厚的友谊。抗日战争后期的1945 年,他日渐认识到蒋介石政权没有讲民主的可能,对当时共产国际的领袖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崇敬与期望。所以他在当时国民党政权的心脏重庆,请著名篆刻家曹立庵为他刻了上述的印章。当时一次刻了两方印章,一方即为所陈列者,还有一方刻着“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在此之前柳亚子还刻了一方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前身陶彭泽,后事韦苏州。”这里的“大儿”“小儿”并非詈骂之语,而是汉代称谓中的一种特殊用语,是对杰出男子的一种尊称。《后汉书• 祢衡传》载,“祢衡字正平,平原般(地名,在今山东)人也。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对这些贤士大夫,祢衡一个个加以评论,都看不起,“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融亦深爱其才。衡始弱冠2 而融年四十,遂与为交友,上疏荐之”。这里讲得很清楚,比祢衡年长十六岁的孔融被祢衡称为“大儿”,十分高兴,遂与之交友,还大力向曹操推荐这位年轻有为的人才。当时,“大儿”“小儿”有如今言“丈夫”“好男儿”“好儿郎”,是夸奖,是尊称,故而邓艾称姜维为“雄儿”,桓温称王敦为“可儿”。汉以后也有仿之者,如苏轼在《书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一诗中就有“大儿汾阳中令君,小儿天台坐忘真”之句。在柳亚子的另一方印中的“兄事”“弟畜”也是古人用语,见《史记• 季布栾布列传》:“长事袁丝,弟畜灌夫。”柳亚子所以用“大儿”“小儿”来尊称斯大林与毛泽东,很可能是受了生长于重庆的辛亥革命前著名青年英雄、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的影响。因为邹容在著名的《革命军》一书第一章就有“大儿华盛顿”“小儿拿破仑”之语。如果不懂这种古人的较为特殊的称呼,就会造成极大的误解。此外,柳亚子印章上的“陶彭泽”“韦苏州”也涉及古人称谓中的“官称”问题。诸如这类绝不能以现代白话去理解古人称谓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