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林恩·亨特是新文化史运动的领军人物，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本书是其代表作之一，被誉为重写法国大革命史的经典之作。
（2）本书出版于1984年，斩获美国历史学会太平洋海岸分会1984—1985年轻学人杰出著作奖。
（3）畅销30余年，近10个语言版本，备受国际学术界的赞誉。
（4）中文本全新修订再版，译自英文本20周年版，译文典雅流畅，经典升级。作者林恩·亨特专为中文修订本撰写新序，对近数十年的相关学术成果与研究趋势做出精彩总结。
（5）图文并茂，21幅插图、10张表格、2幅地图，涉及服饰、印章、节庆场景等，以视觉资料生动呈现法国大革命史的趣味细节。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是改写法国大革命史的典范之作。不同于过往对大革命因果的探讨，林恩·亨特转而关注大革命的过程和经验，尽力挖掘革命者的意图及其行动逻辑。
　　法国革命者极力与过去决裂，建立新的民族共同体，由此催生了大量新言词和新意象，构建起一种影响至今的政治文化。动荡的革命十年里，密谋与公开的张力，在政治宣传中若隐若现；服饰、历法、节庆等广泛动员民众，使政治权力渗入日常生活；自由女神玛丽安娜与男性巨人赫拉克勒斯作为意象，不断竞争谁更能代表国民……亨特认为，语言、意象、仪式等象征实践隐含着某种逻辑，不仅表达了革命者自身的利益、价值和期望，更重新构建了社会和政治关系。
　　亨特还考察了法国各地对革命的不同接受态度，以及革命者的社会身份。她指出，新政治阶级在政治事务上是新手，相对年轻，社会构成多元化，又是相对的局外人，大多在旧制度下处于边缘而备受排挤。这一阶级与新政治文化同时产生，它对新思想和新象征的回应也塑造了其自身。

　　林恩·亨特（Lynn Hunt），美国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新文化史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导者之一。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教授，也是美国人文与科学院成员、美国哲学学会成员，2002年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法国大革命、文化史、性别史以及史学史等。她的著述颇丰，先后被翻译成14种语言，代表作有《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人权的发明：一部历史》等。
　　汪珍珠，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译著有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的《法国人民：四个世纪、五个地区的历史》等。

　　一部里程碑式的力作。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

　　在整整一代专注于前因后果, 却甚少涉及其中内涵的学者后，我们终于迎来了林恩·亨特，一位能对法国大革命自身的组织与经过细心钻研的大家。该书博采一众前人之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独到的理论框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份研究必将长期居于学界讨论的焦点，并引领一时学术之潮流。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

　　林恩·亨特试图揭示革命文化中政治行为的规则，她巧妙地用过程代替了结构，用语言代替了阶级，用符号代替了意识形态，用形式代替了内容……本书以活跃的思考、惊人的见识，以及无比清晰的条理性，在诸多议题上给予读者全新的启发。亨特几乎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史学界在法国大革命问题上的研究导向。
　　——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和艺术史教授
　　
　　亨特的叙述生动翔实，引人入胜。她对大革命时期的雕像、徽章、仪式，以及其他“微观政治技术”的探讨，颇具想象力与启发性，赋予了她所谓的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以实质性意义……一部理论性与趣味性兼备的佳作。
　　——乔恩·克兰肖尔（Jon Klancher），卡内基梅隆大学英语教授

　　不同于马克思或托克维尔，林恩·亨特将法国大革命视为一场政治文化上的重大且影响深远的变革。她以严谨的行文、清晰的条理，探讨了革命的修辞与象征，论断精当而不脱离常识。总之，本书凭借其精彩阐释，有力捍卫了个人自由意志和公众参政理念。
　　——罗伯特·福斯特（Robert Forster），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法国史教授

　　亨特在《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中指出，法国大革命见证了诸多新的政治“微观技术”的发展，这些技术使服装、仪式、语言和行动都充满了政治含义，从而为权力的表演开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新天地。
　　——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社会学教授

　　全书文字精雕细琢，内容引人入胜，堪称一部无可比拟的重量级作品。
　　——伊塞尔·沃洛克（Isser Woloch），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

　　激动人心……《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一书旁征博引，融法国大革命之方方面面于一炉，无论专家学人还是一般历史爱好者都能从中获益，实是不可多得的一流著作。
　　——威廉·斯科特（William Scott），《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亨特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把政治理解为“政治文化”，理解为对符号的一种回应，而不是就特定的政治活动而言。……该书具有开创性之处，在于她所谓的“政治地理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大革命期间什么样的人控制了地方政府。亨特对旧的阐述发起挑战，提醒我们一个人对革命法国的看法部分取决于其选用的视角……任何对法国大革命感兴趣的人，都会从亨特的这本书中获得启发。
　　——诺曼·汉普森（Norman Hampson），约克大学历史学教授

　　亨特对18世纪90年代政治图像学的考察，受益于莫娜·奥祖夫、莫里斯·阿居隆和让·斯塔罗宾斯基等人的研究良多，但也做出了新的突破。本书第二部分对那些试图掌握和操纵新政治文化之人的考察，更是亨特的研究极具原创性之处。从话语交锋到日常政治，该书所论甚广……作为法国大革命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书实为法国史学者的案头必备读物。
　　——戴维·G. 特罗扬斯基（David G. Troyansky），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法国史教授

　　在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众多研究者中，美国历史学家林恩·亨特堪称一位杰出代表。她的力作《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全新的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画卷，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法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提供了重要启迪。
　　 ——高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政治文化史的典范之作。
　　——李康，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中文版序言......v
二十周年庆版本序言......ix
1984年版本致谢......xiv
1789—1799年法国大革命简明纪事表......xvi
缩略语表......xix

导 论 解读法国大革命......001
第一部分 权力的诗学......017
第1章 革命的修辞学......019
第2章 革命实践的象征形式......055
第3章 激进主义的意象......091
第二部分 政治社会学......127
第4章 革命的政治地理学......129
第5章 新政治阶级......155
第6章 局外人、文化中间人和政治网络......187
结 论 政治文化的革命......223

附录 A 精选政治、经济与人口变量的相关矩阵图......246
附录 B 亚眠、波尔多、南锡和图卢兹市议员的职业分析......251
索 引......254

　　第2章 革命实践的象征形式
　　攻占巴士底狱、国王出走瓦伦（Varennes）、马尔斯校场（Champ-de-Mars）大屠杀、攻打杜伊勒里宫（Tuileries）、推翻君主制、吉伦特派倒台、罗伯斯庇尔倒台、整肃保王党、整肃雅各宾派、拿破仑的崛起——这一连串大革命的转折点，党派的兴起和倒台，令人头晕目眩。每次事件都需要公告、演讲、报告，以及最后的节庆和对节庆的修正。在这连绵不绝的词语生产中，可以找到许多不同的叙述，其中一份1797年的典型公告就是一个地方性范例。在这份材料中，伊泽尔（Isère）省的政府代理人（隶属于省行政部门的督政府特派员）就地方人民如何应对国家立法机构新近采取的清算行动发表了官方评论。在清算行动中，许多被认定是保王党的议员遭到逮捕，其他大量议员的当选也宣告作废。
　　听说共和国和共和三年宪法战胜了保王党的阴谋分子，并躲过了企图进行破坏活动的愤怒暴徒，每个优良公民当然可以尽情表达喜悦之情。但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们会因服装和意见的不同而彼此威胁和挑衅呢？因为公民对服装的不同选择而对他们进行侮辱、挑衅或威胁……是违反宪法规定的。让品味和礼仪来决定你的穿着，千万不要放弃赏心悦目的简洁风格……抛弃集结标志和叛乱服饰吧，那是敌军的统一服装。
　　在格勒诺布尔（Grenoble），服饰与政治的联系在1797年突然彰显。政府代理人想警告人民不要过度关注服饰，但自己也不禁认识到了服饰的力量，最后只能警告那些穿着与保王主义复兴相关的颜色和褶边衣服的人。
　　服装的问题既不新鲜也不仅限于格勒诺布尔。政治不只是口头表述、议员选举，或俱乐部、报纸和集会上的公开辩论。政治意义被密密地织进了各式象征性表述之中，其中言词只是拉阿尔普所谓的“首要工具”。不同的服装标示出不同的政治含义，颜色的不同、裤子的长短、鞋的款式，或者帽子错戴了，都有可能引起争吵、拳斗，乃至街头巷斗。在大革命时期，即使最普通的物品和风俗都成了政治象征物，可能引起政治和社会冲突。颜色、装饰品、衣服、餐具、钱币、历法和纸牌都成了某一派别的“集结标志”。这些象征物不单单表达人们的政治立场，还是人们认识其政治立场的工具。通过彰显政治立场，人们才有可能或赞成，或反对，或漠不关心。于是，这些象征物构建了政治斗争的战场。
　　革命的修辞说权力来自国民（或人民），却从来没说清楚国民的意愿如何在实践中得到承认。正如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在1796年所说，“法国大革命消除了细微差异……一股潮流使万物趋同”。在革命事件的一波波冲击下，很难确定某个政府是否正当合法。在这种形势下，“拥有”权力就意味着能够掌控新民族对外声明的表达方式和措辞，即使掌控的时间很短暂。俱乐部和集会中的演说者都尽力争取为国民说话的权利，但个人的声音很容易就被淹没，更持久的还是那些更集体化、更易被复制的革命象征物和仪式，例如自由树和自由帽、代表自由和共和国的女性形象，以及像节庆、学校竞赛、选举和俱乐部会议等各种仪式性场景。仪式的形式同具体的政治内容一样重要。政治象征物和仪式不是权力的隐喻，而是权力的工具和目的。
　　权力的练习少不了象征性实践。没有不使用仪式或象征物的政府，即使政府看上去既不神秘也不魔幻。治理国家不能没有故事、标识和象征物，因为它们能以各种非言说的方式来传达和确认这种治理的合法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合法性就是人民对标识和象征物的普遍认同。所以，革命运动要挑战传统政府的合法性，就必须向传统政府的象征物发出挑战，着手发明可以准确表达新秩序的理想和原则的政治象征物。
　　这种发明象征物的过程在法国大革命中尤其生动突出，因为革命者发现，在有机会思索所处形势之前，他们就已经身处革命当中了。法国人民的革命不是始于有组织的政党或连贯的运动，他们没有旗帜，只有一些简单的标语。他们是在革命进程当中才发明了象征物和仪式的。革命者从启蒙哲人那里得知，其他社会有各种象征物和仪式。但是以前的社会根本不值得仿效。罗伯斯庇尔说：“革命政体的理论，与建立革命政体的革命一样，都是全新的。我们没必要到政治作家的书本中去寻求什么理论，因为这些作家根本不能预见这次革命；也不要到暴君的法律中去寻找，因为他们只醉心于滥用权力，根本不会尽心实现合法公正。” 荒谬的过去不具备任何指导意义。
　　然而，法国君主制曾经展示过象征的力量。托克维尔认为，波旁王朝不仅彻底限定了法国臣民的政治责任，还成功地将权力与君主制的象征性机构，尤其与君主本人相联系。权力的大小就取决于接近国王本人的程度。法国人民要重新获得作为公民的政治责任，为自己夺回权力，就必须消灭所有与君主制和国王身体有关的象征物。最后，他们采取了审判并当众处死国王的方式。就是因为波旁王朝非常重视象征统治的人或物，革命者才对其意义尤其敏感。
　　影响革命政治修辞的因素同样也促进了象征形式的发明。出于对组织政治，尤其是政党或派系政治的矛盾心理，新的象征物和庆典仪式就成了发展政治态度最容易被接受的媒介。种植一棵自由树，或穿上象征新国家颜色的衣服，不会代表任何“派系”。在象征领域里，政治冲突可以在不提政党或政客名字的情况下进行。所以，革命者对讽喻化、戏剧化和风格化的执着并不是古怪的失常，而是努力塑造自由人的基本要素。而且，从长远来看，象征形式让革命经验在政治心理上有了连续性。象征物和仪式赋予了大革命“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意义，切切实实地向人们提醒着共和制和革命的世俗传统。
　　但是在有些方面，革命者只是在旧制度的政治实践上进行了简单的拓展。托克维尔很早就观察到，革命者在打击君主制国家方面，并不如在提高其官僚政治和行政权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高。君主制的现代化梦想在共和政府下得到了实现。而且，在地方上，同国家部门一样，旧制度与新制度之间也存在延续。例如，虽然市府官员由更多的公民选出，但他们也得做会议记录，举行辩论，选任委员会，批准法令，并全面管理地方生活。所有革命城市议会的会议记录与旧制度相应机构的一样，语气都尽心尽责。
　　行政领域之外的政治活动也在激增，尽管革命者讨厌政客和政治花招。俱乐部、报纸、宣传册、海报、歌曲和舞蹈（所有这些“厅外”政治利益的常见表现形式）在1789年至1794年间快速增长。然而，不管报纸和俱乐部相比于革命前增加了多少，它们并没有使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更加革命化；政府大厅外的政治事务激增只是让法国看上去更像英国或新建立的美国。使法国人民不同，使他们在自己和观察家的眼里更像“新人类”的，是他们坚定的信念：他们深信，就在当前，他们史无前例、独树一帜地建立起了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
　　因为革命修辞坚持要与过去彻底了断，所以它质疑所有风俗、传统和生活方式。国家再生需要新人和新习惯，人民要在共和主义的模子里被重新锻造。因此，日常生活的所有犄角旮旯都要接受检查，找出旧制度的腐化痕迹后彻底予以扫除，以做好迎接新制度的准备。修辞上拒绝政治的另一面就是积极地到处注入政治。政治不是发生在限定的领域里，而是侵入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生活的政治化不仅是革命修辞的结果，也是自觉地拒斥组织政治的结果。通过政治化日常生活，大革命大幅度地提高了权力练习的可能性，而且增加了行使权力的方法和策略。通过拒绝特定的政治，革命者也为权力的表演开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新天地。
　　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但是从一开始，参与者和观察者就都察觉到了法国正在经历某种变革，他们通过象征物来体验并解释这些变革。多塞特（Dorset）公爵在1789年7月16日写给伦敦英国政府的信中提到了“我们所知道的最伟大的革命”，他还详细描述了人们所戴帽子上的帽饰。7月22日，他汇报道，“我想，法国宪法和政府的革命现在看来是圆满结束了”，因为最近国王被迫去了巴黎。在一次默许七月革命的象征性游行中，“他像一头温顺的熊，被趾高气扬的议员和市民兵牵着”。这些象征性行为，如戴上爱国帽饰和“羞辱”国王进入巴黎的情景，都是最清晰的革命变化标志牌，也是革命政治构建过程中最初的尝试。
　　第一批象征物一被发明出来，政治与社会相冲突的可能性就立刻变得明显了。帽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据多塞特公爵所说，第一批帽饰是用绿缎带做的，但未被采用，因为国王的弟弟阿图瓦（Artois）伯爵家的仆人制服是绿色的，而这个伯爵臭名昭著。绿帽饰很快被红、白、蓝三色帽饰替代。三色帽饰被广泛接受后，就呈现出了重要的政治意义。路易的生死简直就取决于他是否会戴上这三色帽饰。关于三色帽饰遭“冒犯”的谣言还促使许多妇女于1789年10月向凡尔赛进军。无疑，妇女们在向凡尔赛进军时都明白她们是在保卫革命，但没有任何关于“革命”的演说能像帽饰那样动员她们。当她们听说凡尔赛的士兵践踏了三色帽饰，并在原来的地方换上了代表波旁王朝的白色帽饰或贵族反革命的黑色帽饰时，她们就出发了。图4是一位佚名雕刻师绘制的当时三色帽饰遭冒犯的情景。一篇关于“十月事件”的报纸文章就引用了这幅图，这也体现了象征物在情绪调动上的重要性。当“象征法国自由的神圣标志”被践踏于脚下时，国民本身就被侮辱了。甚至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象征物就已经明确了敌对双方——即便当时敌对双方还没有真正形成。

二十周年庆版本序言


每本书都能反映出创作时的背景，本书也不例外。那段时期对我而言尤其寓意深远，因为就在那时，研究兴趣引领我投身到历史研究中最令人振奋的发展之一。我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一项研究，希望研究结果能证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法国大革命的做法依然可行。马克思主义阐释理论的批评者坚持认为，是律师和官员，而不是商人和制造商——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领导了革命。我把目标锁定在大城市里发起革命的人，因为我推测，在地方城市里会有更多的商人和制造商以革命领袖的身份崭露头角。我确实发现了这样的商人和制造商，但其模式却难以预测：商人们在有些地方慢慢地获得了一些影响，而在有些地方却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在有些地方则影响甚微。同样，当我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来分析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认为这些因素可能可以解释不同地区的不同政治倾向时，却得到了出人意料的研究结果：左翼政治观点在偏远、相对“落后”、几乎没有大规模生产的地区保持着持久的吸引力。最发达的工业地区不一定是最革命的地区，这一模式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不相符。所以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包括地方政治冲突（旧制度精英的对手们现在是获胜方）、地方社会网络（姻亲、共济会和政治俱乐部），以及地方权力中间人（如教师、旅店老板和游商）的影响。简而言之，政治认同不仅取决于社会地位，还包括重要的文化成分。
我在最初的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正好契合了历史学科当时较为普遍提出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早期，文化史开始挑战社会史的主导地位。弗朗索瓦·傅勒对法国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抨击，该抨击横扫整个法国史研究领域。文化史学家（往往以前也是社会史学家）认为，社会认同只有通过语言和文化的再现才能确定；“商人”这一身份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意义。同样，傅勒坚持认为，不能将法国大革命解释成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而应该是为争取对语言和象征物的控制权而展开的政治斗争。1977年我在巴黎卡纳瓦莱博物馆（Musée Carnavalet of Paris）参观了法国大革命印刷品展览，之后就对革命象征物越来越感兴趣。像大多数其他法国大革命史学家一样，我很自然地就将文字文本作为研究材料，比如报纸、回忆录、警局报告、国会演讲、纳税申报单和会员名单。而自从参观了那次展览以后，我就不会再忽视革命版画、信件、日历、扑克牌和插图等视觉再现材料的重要性了。
一段时间以后，我手头上已经收集了大量风格各异的资料，包括法国不同地区的定量分析数据、大量官员的个人卷宗、共和国印章的草图和关于革命服装的版画。能不能通过综合这些资料得出某种结论呢？我相信这是可行的，但还得琢磨如何编排这些资料。哪些应该排在前面？如何安排才能体现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和重要性？我不赞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观点，即经济和社会关系是基础，是最根本的因素，而政治和文化属于上层建筑，是建立在基础之上自动生成的副产品。但我也不能接受与之相反的简单解释，即政治是社会分化与经济变化的先锋。于是，我将重点放在了“政治文化”上。我的阐释不是通常所指的政治史或文化史，而是对形成革命政治的社会模式和文化假设所做的一种分析。为了摆脱基础—上层建筑或其他关于不同层次的隐喻，我采用了莫比乌斯带理论，想象社会是这根带子的一“面”，政治是另一“面”，两者相互纠缠盘绕，无法分清它们在何处开始，何处终止。
莫比乌斯带作为视觉隐喻的效果不错，但作为印刷书籍的架构则不然。印刷书籍中的文字必须以线形次序出现，所以我必须选择是从政治还是社会，从文化假设还是社会模式开始。我选择从“权力的诗学”而非“政治的社会学”开始，不是因为我相信诗学在因果关系上一定优先于社会学，而是为了震撼那些仍旧视社会学势必优先于诗学的读者。许多人坚信社会学（社会）就是要解释诗学（政治），反之则不成立。这本书在1984年首次出版时，几乎所有人都视第一部分（诗学）最富原创性，也最具争论性。当时，历史学家已经开始了“语言学转向”，相比于新文化史对修辞、仪式和意象的研究，政治社会史已显得老套沉闷了。
然而时过境迁，在学者们详细分析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文化、语言、视觉和诗学维度之后，读者现在可能会对本书第二部分更感兴趣。这部分对地理模式和社会模式的强调也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新趋势。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正在经历一场巨变。1989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标志着傅勒影响的巅峰和马克思主义阐释的低谷。自那以后，许多史学家开始批驳盛行的傅勒的正统理论（认为什么都是政治的），寻求新途径来分析大革命的社会意义。对傅勒的批评和随之而来的对马克思主义阐释的恢复，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两者潜在的相似性：正如马克思本人从未忽视过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层面，傅勒也并未忽视其社会意义。然而，两者相互纠缠的关系在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攻击中却被忽视了。共产主义在西方世界不再像以前那样会激起“非生即死”（do-or-die）的反应了，我们也就有可能以新的眼光来审视社会与政治的关系。你无须为了评价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意义而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无须为了发现革命政治文化的自有逻辑而完全赞同傅勒，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极权主义的源头。社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本身就非常有趣。
本书第二部分也直接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技术落后。尽管当时我写书时使用了一台最早的个人电脑（奥斯本电脑，缝纫机般大小，可以在一张单面单密度磁盘上存储32页文档的内容），但定量分析还是只能使用简单的计算器，或者在大型主机上使用键控穿孔卡（同时还少不了研究助手的帮助）。这些费力的办法根本不可能提供如今电脑所能提供的灵活机动性和高速度。然而，目前还不清楚运用新科技是不是就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因为尽管新科技有助于数据的输入和处理，但据我所知，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就本书提供的分析提出反驳、修正或拓展。近来出现了许多新资料，尤其是关于选举的研究和关于社会及文化因素的地图，但还没人整合这些材料以重新进行全面阐释。如果对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意义还有兴趣的话，重新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并系统使用这些新材料会有所裨益。
我本人还未着手系统性回顾，所以对本书主体未做重大修改。1984年以来，出版了无数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书籍和文章，发现了一些新材料，曾经散失的材料也在收集恢复。20年前我在着手这项研究时，难免会错失一些有用的信息。如果将这些新信息进行整理综合，可能我会写出一本新的而且很可能不同的书。虽然我不会原封不动地保留本书中的全部内容，但是基本方法——政治与社会的平衡、权力的诗学与政治的社会学的平衡——依旧代表了我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能不能令人信服，读者自有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