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自我与他者互动中的身份认同。新疆问题影响着国家安全和发展，凸显了现代社会转型中成因复杂的“重群体而远国家”的认同危机，民族身份资本化是一个重要诱因。新疆居民身份的历史流变表明：身份认同具有历史可塑性和主体选择性，他者的游弋与自我的构建促成了身份认同，实践与记忆是身份认同的基础，生存与发展的利益需求是身份认同的驱动力。解决新疆问题须在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重书历史、重塑记忆、重构身份认同。

　　闰国疆（1970－），南京大学法学博士、史学博士后，新疆财经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哲学社会学、历史人类学研究，近年所做现代化与身份认同、边疆治理与新疆问题研究获得教育部、中国博士后和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研究成果获南京大学、新疆哲学社会科学奖励，得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批复；受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道路”欧洲论坛（2014·柏林、罗马）、第二届中俄国际学术论坛（2015·圣彼得堡、莫斯科）等学术会议邀请发言并受好评。

序言一
序言二
前言

第一章 身份认同危机：现代人类存在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矛盾
第一节 人类存在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矛盾
一 实践性与矛盾性：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
二 不同历史阶段人类存在矛盾性的表现
三 解决人类存在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矛盾的思路
第二节 游弋与建构：身份与现代社会的认同危机
一 自我的建构与他者的界划：身份认同的基本内涵
二 现代社会的认同危机与身份认同的理论研究
三 中国身份认同问题的理论研究
第三节 民族国家与公民身份：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历史发展之物
一 危机与希望：近现代中国的社会重构之路
二 从陌生到熟悉：“中华民族”身份的构建之路
三 熟悉而陌生的现代概念：市民社会与公民国家

第二章 百川归海：新疆社会发展与居民身份认同的历史流变
第一节 合众为一：远古至隋唐一统的西域社会发展与居民身份认同
一 从远古到西域三十六国
二 汉、匈西域之争与西汉统一西域
三 魏晋南北朝的西域之争与隋唐再统西域
第二节 割据与大统：从回鹘西迁到蒙元察合台汗国时期的西域
一 唐朝之后的西域纷争
二 西域大统与多民族交融：蒙元时期的西域社会认同与身份变化
三 明清时期中国西域的治理与西域社会居民的身份认同流变
第三节 多元归一：晚清民国时期新疆社会发展与居民身份变化
一 土尔扈特蒙古东归祖国
二 取其壅蔽、渐通情实：新疆建省及其后的社会发展与居民身份变化
三 分裂与统一：辛亥革命以后的新疆社会发展与居民身份变化

第三章 民族识别与民族区域自治：一种现代社会身份制度的构建
第一节 平等与自觉：新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与价值取向
一 民族平等：新中国实行民族识别的基本理由
二 民族区域自治：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
第二节 “兵团人”：一个新型共同体的身份构建
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由来
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新疆社会发展的贡献
三 “兵团人”：新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殊身份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社会发展与身份构建的经验与启示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社会的发展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变化
二 从民主协商到民族区域自治：新疆的政治制度与社会治理变化
三 从凋敝到繁荣：新疆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四 从自在到自治：新疆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的居民身份之变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社会发展与身份构建的经验
一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良性社会发展与身份认同的制度保证
二 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是良性社会发展与身份认同的物质基础
三 历史机遇与良好规划是良性社会发展与身份认同的必要前提
四 独立自主与交流合作是良性社会发展与身份认同的基本要素
五 良好社会意识引导是社会良性发展与身份认同的基本精神要件
六 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是良性社会发展与身份认同的主体必需
七 正确处理现实矛盾问题是良性社会发展与身份认同的客观要求

参考文献
后记

　　《他者的游弋与自我的构建：西域-新疆居民身份认同的历史流变》：
　　一 土尔扈特蒙古东归祖国
　　（一）土尔扈特蒙古的西迁和伏尔加河大草原的土尔扈特部的社会发展
　　前文讲过，17世纪20年代后，不满厄鲁特四部之间纷争和准噶尔部威逼的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毅然率部向西迁徙。1628年开始，约20万土尔扈特部属牧民及部分和硕特和杜尔伯特人，自额尔齐斯河流域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大草原蒙元时期拔都所属的牧地上放牧牲畜、设帐建制，建立起新的土尔扈特政治系统，活动范围东起乌拉尔河，与哈喇哈尔榜相邻；西至顿河，与图里雅斯克（即土耳其）相接；南至黑海北岸哈萨克地区；北至萨拉托夫与俄罗斯相接。
　　土尔扈特西迁伏尔加河大草原设帐建制后，依然按照蒙古部落组织的传统习俗和观念生活并一直保持着与其他厄鲁特蒙古部属的联系，而且始终坚持四个不动摇：坚持藏传佛教（黄教）信仰不动摇；坚持与祖国的联系不动摇；坚持拒绝加入其他国籍不动摇；坚持自己是东方之子不动摇。在一个半世纪的生活中，土尔扈特部在此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一方面努力经营自己的领地，休养生息；另一方面积极保持与蒙古其他部落的通婚、会盟，并参与其军事活动，以沿袭自己在血缘上同蒙古诸部落的意识与感情，防止自己部属民众被其他民族同化。同时还不断向清政府遣使表贡，在表臣属的同时争取获得政治上的支持。由于土尔扈特部沿袭蒙古信仰藏传佛教，所以还积极派使赴藏朝觐礼佛。远居万里之外的伏尔加河大草原上的土尔扈特部的活动也受到了清朝政府和藏传佛教的积极支持。清朝皇帝除了对前来朝贡的土尔扈特部使优待和赏赐外，还多次派出使团到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驻地探望和慰问，达赖喇嘛也对前来朝觐的土尔扈特贵族优待有加。这些活动在加深土尔扈特部众与内地感情和联系的同时，也为后来土尔扈特东归奠定了基础。经过几代人的辛苦经营，伏尔加河大草原在土尔扈特部属居民的手下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游牧范围也不断得到扩展，“东西可行三十日，南北可行二十日”之地皆为其所属。但是，土尔扈特的活动很快就受到了扩张中的俄罗斯的威胁。
　　16世纪以降，沙俄以武力占领了蒙元后裔所建的喀山汗国、阿斯特拉汗国和诺盖汗国，之后，就开始向土尔扈特部落领地扩张。1642年，沙俄派人去准噶尔部图谋与其一起夹击土尔扈特部遭到拒绝。1646年，沙俄煽动土尔扈特贵族“要求俄国保护”也遭失败。此后，在企图以东正教信仰传播来替代藏传佛教进而诱使土尔扈特部归附俄国的阴谋遭到抵制后，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又假说“伟大的白沙皇”就是“活佛”，她本人则是“伟大的白度母”的化身，也是无果而终。此后，叶卡捷琳娜二世一方面在伏尔加河、乌拉尔河、萨马拉河流域派驻军队，修筑工事，对土尔扈特生活诸地形成包围之势；另一方面派大使常驻于土尔扈特部，以监督其动向。同时还以各种手段拉拢欧化的土尔扈特贵族，积极寻求亲俄土尔扈特贵族掌控整个部族的机会。面对不断加强的军事包围和武力胁迫，土尔扈特部一方面采取表面依附的方式，减少与日渐强大的俄国发生直接冲突；另一方面则积极谋划回归祖国，以彻底摆脱沙俄的欺凌。1768-1769年，沙俄发动侵略土耳其的战争，命令此时表面依附于俄国的土尔扈特部“十六岁以上者尽行出兵”，以弥补其战争伤亡人员。仅战争初期，被征调的土尔扈特士兵死伤就达七八万人。
　　……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首次明确了各省区在国内外关注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的定位及对外合作重点方向。新疆与福建分别被确定为“一带一路”的海陆两大“核心区”，让不少人大呼“意外”。其实，这种“出人意料”的结果完全是一种适应历史发展和时势所需的必然选择。
　　新疆成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的“核心区”之所以让一些人感到“意外”，主要是因为，长久以来，新疆一直作为中国的“边疆”深深根植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并且，在近两千年的中国发展历史中，任何一届中央政府的文献记录里，今之新疆、古之西域均未以“核心区”的身份在国家战略规划中出现过——即便是晚清左宗棠与李鸿章的“海防、塞防孰轻孰重”的激辩中，新疆也不过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而非建设规划的重点。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始终处于中央政府战略规划“边缘”地带的新疆，在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大影响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怎么会成为“核心区”？这恐怕是让人们感觉“意外”的根源所在。
　　事实上，大呼“意外”的人们或许是忘了，亦或许并不清楚，与数千年历史记忆同样厚重的一个事实：数千年的历史流变中，始终处于边疆地带的古之西域今之新疆，早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一个省级行政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举足轻重，是国家战略核心区域之一。将新疆作为国家21世纪重大战略“核心区”的规划，凸显了党和国家基于历史和当下形势判断的准确与高瞻远瞩，是完全合乎历史发展规律与全球化趋势的必然选择。
　　当然，将新疆置于国家发展战略“核心区”的高度，确实属于中国数千年发展历程中的首次。并且，从世界历史来看，中央政府将一个处于国家自然地理边缘的省区设为国家重大战略规划的“核心区”也属罕见。如此历史鲜有，或日“不按历史习惯出牌”的创新之举，确实难免有“出乎意料”之感。更为重要的是，从现实条件来看，2009年的“7-5”事件及其后几年，暴恐事件的频现凸显了新疆部分居民“重群体而远国家”的认同危机。民族身份资本化和不法分子与敌对势力借助“宗教”“民族”和“历史”搅乱新疆的问题，已成为威胁中国国家安全与统一的重大隐患，对“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道路前行影响巨大。
　　毋庸置疑，如何准确认识和解决认同危机，如何抵御和防范宗教渗透与各种不良社会意识对新疆发展的负面影响，如何彻底消除敌对势力借助民族、宗教、历史与传统习俗等实施暴恐和分裂中国的危险，不仅是新疆最大的现实问题，也是影响今日中国道路前行的重大问题。在如此现实面前，党和国家能将新疆置于国家重大战略规划的“核心区”，谋划现实和未来，不仅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和边疆治理的自信和底气，而且显露出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借鉴历史、远瞻未来、把握现实、运筹帷幄、治国理政的魄力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