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住命运咽喉的乐圣

　　正是顽强让一位音乐天才成为人生榜样

　　美国著名传记作家、普利策奖得主埃德蒙•莫里斯

　　传递贝多芬追求自由、进步与创造力的超凡力量

　　讲述假贵族成长为真英雄的人生历程

　　他的生活之路曲折而坎坷。他从小被父亲逼迫进行高强度钢琴训练，以“神童”闻名；师从海顿，得到海顿大力赞许，后来却与恩师分道扬镳；曾当上宫廷乐师，受到王侯贵族争相追捧，也曾主动隐退改做自由职业；不擅与女性交往，几段恋爱都惨淡收场；与家人关系紧张，唯独对侄子视若己出，甚至为争夺侄子的监护权与弟媳对簿公堂；长期被耳疾和孤独折磨，晚年丧失听力，却保持着强大的创造力……本书带你走近贝多芬这位始终不向命运低头的艺术家。

序言
第一章 莫扎特之魂
第二章 海顿之手
第三章 普罗米修斯的生民
第四章 冰冷的囚牢
第五章 不朽的爱人
第六章 心灵的山峰
第七章 渡鸦母亲
第八章 在寂静的另一边
告别词
尾声
音乐专业术语汇编
文献注记和致谢

　　噢，上帝啊！给我力量让我征服自己吧，什么也不能束缚我的生命。

　　——贝多芬

　　我经常觉得贝多芬是一种激情、一种力量、一种骄傲，可能在贝多芬之前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他那样具有强烈力度的音乐和音乐家。

　　——小提琴家 吕思清

　　……看贝多芬我真的很难看清楚，所以这就是真正大师像谜一样的一生，像谜一样的作品，离我们180年了，但是依然值得我们去体味，值得我们去好好地感受他的生命，感受他的音乐所带来的非常不同的音乐感觉……

　　——歌星 刘欢

　　序言
　　连续四十个小时，大雪不断地下，把新英格兰地区的每座城市、每片森林、每条结冰的河流都覆盖在六英尺的积雪之下。1978年2月7日，一个星期二，暴风雪达到了顶峰，卡特总统宣布麻省沿海地区成为联邦受灾地区。在第二个创纪录的大雪之夜后，州长命令所有不参加救灾的市民待在家里。93号州际公路像冰川一样雪白，它的坡道一直弯曲进看起来像冰碛石一般的波士顿城区。
　　就在世界看起来要被淹没的时候，最后一场雪终于下完了。但是雪很快就结成了冰，积雪的重量变得无法承受。电网断了，医院启动了应急用电，商店、餐馆一片漆黑。被困在哈佛附近的传记研究人员发现他们没有吃的了，到处都买不到食物。在近乎死寂的环境中又过了一个晚上。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被埋葬的感觉。
　　周四的早上迎来了阳光，一线生机重回大地。阳光穿过冰挂碎成了一道一道的。第一批铲雪的人开始在宿舍门口干起活儿来。踏着滑雪板的学生们接连穿过哈佛庭院。行人艰难地跟随在其后，每走一步都陷进齐腰深的雪里。仍然没有任何声音：只有脚踩在雪上的吱吱声和偶尔传来的一声喊叫。这时，不知什么人打开二楼的一扇窗户，在窗台上放了一对喇叭，对着凛冽的空气大声地播起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最后乐章。
　　没有任何声音像那段C大调的号角声一样嘹亮，以老忠实间歇泉的全部冲击力突破了长号的声音。那是DGG公司发行的唱片，由卡洛斯·克莱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录制—那时刚出来，现在已是传奇。滑雪的人、铲雪的人，还有在雪地蹒跚的人都一下子呆住了。在那激烈的三声跳进之后（最后一声需要一个额外的节拍去释放它的所有声音），和弦退去，但那只是为了积蓄力量，渐次高涨，达到音阶的最高点甚至更高，直到像喷泉一样，它们一起迸发，进入欢腾的切分音。
　　如今，人们还没听过哪段旋律或和声是不能被口琴吹出来的。然而当这段旋律出现，由三只号角一起以最强音吹奏出来时，这听起来其实还有点平庸。所以，当音乐十分钟后以四十八声雷鸣般的C大调结束时，为什么有的听众哭了起来呢？
　　在所有伟大的作曲家中，贝多芬对于音乐爱好者和学者拥有最经久不衰的魅力。巴赫和莫扎特都有被误解的时期—前者甚至在他自己在世时就被嘲讽“过时了”，而后者则被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小众化了。亨德尔，相反，则被巨人化，但仅是作为《弥赛亚》的作者，他在歌剧方面的成就却被忽略了。海顿—贝多芬的老师—更多地是为行家而不是大众所欣赏；舒伯特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久都还被讽刺成写歌的白痴天才；勃拉姆斯在法国从来就没得到青睐；布鲁克纳在德语世界之外只符合少数人的口味；西贝柳斯虽然曾经看起来一定能在帕尔纳索斯的圣山上占据一席之地，但被好自慰的马勒给挤掉了。众口难调嘛。
　　贝多芬在十几岁时就被公认为一流的天才。他不比莫扎特和门德尔松那样的神童，但他的志向比他们远大得多。在他二十一岁到达维也纳时，这座音乐之都就为他献上了欢呼。王爵们争相以请到他到府邸演奏为荣耀。（莫扎特几年前来的时候，用餐排序还是“在男仆之下，厨子之上”。）海顿1809年过世之后，不到四十岁的贝多芬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作曲家。近两百年之后，他仍然保持这个位置。当你在他住过的最昏暗的楼里爬上有霉味的楼梯时，你可能会遇上威尔士的合唱团或一些虔诚的日本人。
　　让他们走到一起的是贝多芬的普世性，他接纳人类所有感情界域的能力—从对死亡的恐惧到对生命的热爱，以及这一切以外的形而上的思考，用声音的一场宣泄让一切怀疑和冲突和解。1978年哈佛庭院里《第五交响曲》终曲的那个无名播放者准确地知道该将唱针放在何处：就在C小调的谐谑曲以最强音转向C大调的地方。他也理解（就算他的听众并不能）那个转折的象征意义，那是所有音乐中最让人感觉到幽闭恐惧症的一个乐章。它以一个突然的暂停开始，好像有什么极重的东西把光和空气都遮挡了。有那么一会儿，所有的一切都像是被冻结的震动，弦乐停滞在一个不确定的和弦上面，然后鼓声开始响起，几乎听不见。小提琴奏出，如被窒息的呻吟：惊恐而分散的乐章，再往上升却失败了。鼓声起初还犹疑，然后变成了持续的搏动，仿佛在酝酿一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呻吟也再次试图升起。伴着难以承受的艰辛，它们开始成功，头顶的重物也似乎减轻了。轻快的木管乐器放大了聚集的渐强，小号和圆号也加了进来—随后，所有的束缚都被挣脱，整个乐队自由了，而你脖子上的每根寒毛都竖了起来。
　　贝多芬的音乐里有无数“这样”的情况，但是没有一个“像”这样的：他的独创性使他无法重复自己。（同时，他的作品还打上了签名式的印记，就像毕加索的画一样。）贝多芬激进地开始音乐生涯，随着年龄的增长又变得更加激进。他晚期的一些作品中，一个乐章比一个乐章更具创新性。《降B大调第十三弦乐四重奏，Op．130》在五十分钟内风格变化得比瓦格纳五十年里的变化还要多。而且在以一章惊人的赋格结束之后，贝多芬还有足够的灵感去写另一个作为替代的终曲—他最后一部出版的作品，事后观之，这部乐章改变了整部作品。其他的乐章仍在有序地向船尾活动，但是从不那么高的桅顶看，它们之间更亲近、更友善了。
　　顺便一提，那赋格就是室内音乐家们熟知且害怕的《大赋格》，它会折断琴弦、磨破指尖，也是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最爱的四重奏乐章。斯特拉文斯基，这位打破偶像崇拜的王者，曾经以自己的现代主义创作与这首写于1825年的乐曲作比较：“这绝对是当代的音乐，也永远会是当代的……我对它的热爱超过了一切。”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贝多芬超越时间的魅力了。
　　如今第一次（或是第一百零一次）来听，《大赋格》仍旧以它声音的纯粹暴烈令人震惊。在超过一刻钟的时间里，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粗砺地喊叫，发出尖啸，就如狂乱的秃鹫。人们能理解和善的维也纳人为什么会传出谣言，说一直以来以古怪闻名的贝多芬终于疯了。然而就算听众对这首赋格望而却步，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它还配有舒缓的谣唱曲，或者说歌唱的乐章，其美妙难以用言语传达。如果说一个脑袋不正常的人写了前者，那是哪颗洞悉一切的心灵创作了后者呢？
　　对比和冲突是贝多芬艺术创作的主要特征。在他的一生中，他与无穷的苦难斗争，并靠非凡的勇气获得了胜利。这些苦难在不同时期可能源自社交生活、性生活、精神方面和政治原因，但有两样特别让他受折磨：健康问题和孤独。他的男子气概和红润的脸色掩盖了前者—至少在他年轻时如此，而后者则是他自己造成的。他逃离了赞助人的宅邸，宁愿自己付房租，清静地写曲子。在治家方面的无助使他至少搬了八十次家，住在脏得直冒烟的环境里，在他的三角钢琴脚下就是那只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尿壶。但他的声望使他从不缺少追随者和推手（“您愿意与我的妻子睡觉吗？”）。他们没有一个人知晓贝多芬身体和灵魂的全部痛苦。两份秘密写就、在他死后才发现的手稿证实了这一点：一是1802年发现的《海利根施塔特遗嘱》；一是1812年发现的给“不朽的爱人”的情书。
　　在前一份手稿中，他坦白了（或者说，将其归档进了秘密抽屉里）一名音乐家所能面对的最坏的一件事：他正面临失聪。那时他三十一岁，已经被耳朵里的嗡嗡声和嗞嗞声折磨了好久。起初，他希望药物能对它们有效果。当药物不起作用时，他就不得不这么生活着。到1808年，他再也不能隐藏他的症状了：任何听贝多芬指挥或弹钢琴的人（他在绝望地敲击琴键）都知道，他已经生活在他自己的听觉世界里了。十年之后，想跟他说话的人得把他们的话写在纸上。贝多芬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作品，是在乔治·艾略特所说的那“潜伏在寂静另一边的咆哮”之中完成的。
　　他那同样痛苦的情书，写给“不朽的爱人”（但是从未寄出），即使现在梅纳德·所罗门已经弄清了这位女士的身份，也未减其中饱含的辛酸。人们察觉到贝多芬已经接受了肉体的脆弱，而音乐对他来说是位永不知餍足的情人，这让他无法与别人缔结婚姻—即便这位爱人能够自由地与他结合。
　　无论如何，在他所有的渴望中，最受挫折的当属他对一个男孩的执着。心理传记学家抓住了他为赢得侄子卡尔的斗争，说这证明贝多芬是个乱伦的同性恋者。但卡尔是他的法定被监护人，而且在这孩子监护权的法庭审理程序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段关系有情色意味。贝多芬想要一个儿子，能冠以他的名字并继承他的财产，这事显而易见且令人悲伤。这长达五年的诉讼是个丑陋的故事，而绝大部分的丑陋源于贝多芬要赢的决心，而不管他给那男孩或男孩不知所措的母亲带来了多大的痛苦。最终他胜利了，把卡尔送去了学校，就像他送出一部完成的手稿一样，然后把激烈的能量投入到《庄严弥撒》中。
　　今天来听这部作品—例如，听那天使般的“奉主名而来”，小提琴独奏如焚香一般飘飞在男高音的旋律上—你会很难将这种温柔与贝多芬本人对应起来，他不与人亲近且爱操纵别人，贪婪，撒谎骗人得心应手，对别人的动机常抱有极度的怀疑，甚至到了偏执妄想的地步。但是你也得看到他与此相反的另一面，他那令人捧腹的幽默感，他的慷慨，他那康德式的道德观，他的民主自豪感，还有所有认识他的人（包括那些他所伤害的人）一致得出的这一结论：他是一个“超人”，有着超人具有的所有“过量”属性—过多的活力、过高的攻击性、过人的才华—却只有过少的时间去把这些都发泄出来。结果，他只活到了五十六岁。
　　就他天生的才华而言，这是劳动量惊人的一生。当贝多芬用钢琴即兴演奏的时候，他与旋律一同融化。他会连续演奏几个小时，让他的听众只剩下眼泪，但他—一个从不是感伤主义者的人—却看着他们，带着顽皮的蔑视说道：“艺术家炽烈如火，他们不会哭泣。”但是他却缺少莫扎特那种把完美直接写到纸上的能力，那种让笔在纸上飞起来的速度。当情势逼迫时，他也能很快地作曲，但是结果通常都不理想。“伟大”的音乐对他来说是灵感与勤奋的恰当结合，勤奋则意味着对每一个结构细节进行最符合逻辑的改进。如果要他在诱人曲调和通过整系数构建的音型之间选择出更有魅力的一个，数学上的美妙每次都会胜利。
　　但奇怪的是，算术使他迷茫：他从未学会乘除法，而且在简单家庭支出方面的笨拙，几乎可以解释为他有阅读障碍。在他的信件中到处能看到“14”变成了“4i”，“1808”被写成了“1088”。可是再一次地—探讨贝多芬总是充满矛盾—他是个能从解决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对位法当中获得快感的理性主义者。《槌子琴键奏鸣曲》结束时的赋格用上了一百零五个音符的庞大主题（还不算上自由颤音），在行进中增值、倒影，或是倒着弹，就像磁带回放一样—有时候三种处理同时发生：这是音乐上的三角学。这样的成就使贝多芬达到了音乐史上这些高人的地位：巴赫、勃拉姆斯，还有韦伯恩。但是，他们三人都写不出《费德里奥》。
　　此外，他精于打造音乐结构的能力既是本能，也极具创造性。这一点上，阅读障碍的可能性又出现了。一些拼写有障碍的人有一种接近立体化的能力，能同时从不同的角度把平面和维度视觉化。贝多芬的声音结构充满了比例失调的房间和内部空间，有水平面的突然变化、塞满了天空的窗户；但是，最终它们都还是完整的建筑，不管其规模有多么大。难怪贝多芬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和路易斯·卡恩最钟爱的作曲家。
　　贝多芬的“大”所带来的悖论在于它并不总能以时间或分贝去衡量。他能够并确实写出了长度空前的交响乐和奏鸣曲。但是，他也是一位“微缩艺术家”。他的一些钢琴小品曲，就是那些知名的“大师工坊里的碎片”，长度只在一分钟左右。有一曲甚至只有九秒钟。也许它们是碎片，但是拿起来对着光，它们就会发出贵金属般的光泽。它们的结构也并不零碎。他的空间感既像显微镜也像望远镜：与它们一样精准，他既能造音乐的细胞，也能造音乐的大教堂。他第119号作品中的最后一首小品曲与《第九交响曲》的第三章慢板乐章调性相同，也同样是一连串不间断的旋律，音调上升到一个平静的高度之后，转向简单的终止。它只有二十二个小节，而交响曲的那个乐章有一百六十六个小节。即便它很短，但就如雪莱所说，也是在“给不朽的白色圣光染色”。
　　不管是谁选择用那嘹亮的音乐，在暴风雪之后给哈佛庭院那不逊色的耀眼白色来点色彩，那个人都知道—负责温斯顿·丘吉尔葬礼的人和见证柏林墙倒塌的人们也知道—有些时刻只有贝多芬才行。没有别的作曲家能在年轻的滑雪者当中实现如此迅速而共通的反应，这些年轻人就算知道他是这曲子的作者，可能也无法说出哪怕一部他另外的作品。一些比个人身份更宏大、比天气更重大、比旋律与和声更伟大的东西，唤醒了他们对清晨的展望和对自身力量的关注。音乐史上最宏大的头脑在1978年与他们对话，就像两百年前小贝多芬在科隆首次登台的时候一样。

　　英国剧作家伊妮德•巴格诺尔德曾问一名女权主义者，如果一位已经失去四个孩子的二十三岁家庭主妇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她丈夫不仅待她不好，还酗酒，她应该怎么办。
　　“我会力劝她赶紧终止妊娠。”这位女权主义者回答。
　　“那么，”巴格诺尔德女士说，“你那样做就杀死了贝多芬。”
　　她在事实陈述方面并不很确切。在小路德维希诞生前，只有两个婴孩夭折—一个是他母亲与前任丈夫所生，而且没有证据表明约翰•凡•贝多芬曾虐待过妻子。但他的确是位残忍的父亲，而且他的酗酒有波恩法庭笔录为证，他长期缺钱，尽管他是供职于科隆选帝侯的一个拿薪水的歌手，也是乐长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的儿子和继承人。老乐长是一位富裕的退休音乐大师，他那在莱茵街的六居室公寓里有发光的银器和精美的水晶。
　　玛丽亚•马达琳娜•凡•贝多芬还生了两个活下来的儿子：卡斯帕•卡尔和尼古拉斯•约翰。她还相继生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们都在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最后一次分娩令她抑郁而虚弱，注定了她在四十岁时就憔悴而亡。身材纤弱、目光真诚、讲究德行而又文雅的她像是褪色的水彩画一般，飘浮在贝多芬一家的剪贴簿上，在那些浓丽而又健壮的男性形象中间。这些中产阶级的贝多芬一族，如果他们看起来更像丹麦人而不是德国人，如果他们的名字里写的不是“凡”，而是“冯”这个在低地国家（就在佛兰德的中世纪小村贝图威之外）表示贵族血统的字—他们在十八世纪中期定居在波恩附近，此时的波恩是科隆选帝区的首府—那么，他们文化上属于德国，宗教上是罗马天主教，从他们对葡萄的热爱来看，骨子里就是莱茵兰人。
　　路德维希生于1770年12月16日或16日左右，在波恩城中的波恩巷515号。出生日期并不确切，但是，那一时期的天主教教区要求新生儿必须在出生后二十四小时之内接受洗礼，而12月17日，他的洗礼记录出现在圣雷米吉乌斯教堂。在这个用拉丁语写成的条目中，他被命名为“卢多维克斯”—这是他德语名字的拉丁语教名，后来他知道了这名字背后罗马式的大气，就很喜欢这个庄重的名字。此外，在“法兰西的荣耀”下，他也不介意被称为“路易”。
　　老路德维希资助了他的洗礼这件事也让他很高兴。这让他不仅是波恩最有名的音乐家的孙子，也成为其教子。那双在洗礼盘上方望着他的黑色眼睛，也将再次在他弥留之际所躺的床上看着他—虽然那眼睛在油画之中，但仍旧那么有神。
　　乐长凡•贝多芬是约翰的反面，他很受欢迎，而且成功，宫廷地位很安稳（他为选帝侯服务了四十二年），是歌剧和弥撒曲的指挥，也是精明的生意人。他甚至比他儿子唱得还好，到老仍有一副低音好嗓子。奇怪的是，拥有如此地位，他却不是一名作曲家。他于1773年的平安夜去世，刚好在幼小的路德维希的回忆中留下个影子。或近或远，这位老人将一直以一种含糊不清的姿态飘浮在那里，他的表情和善，帽子往后翻。这景象究竟是贝多芬人生之初的回忆还是后来看了油画补充的想象呢？
　　这个疑问很切题，而且不仅是因为贝多芬坚持说他对老路德维希的回忆十分“生动”。他还奇怪地认为自己比登记的时间晚生两年。甚至当波恩市长出于礼貌给他看了官方记录的副本，他还是拒绝了“1770”这个说法，并在记录背面潦草地写上“1772”。朋友们也无法让他放弃这一执念。他告诉他们：“在我之前，有一个哥哥，他也叫‘路德维希’……但他后来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