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的历史：1996年之前的张晓刚》是艺术史家吕澎对当代著名艺术家张晓刚1996年之前的艺术历程的个案研究，也是一部真诚、动人的传记。通过大量的资料文献，包括书信往来、日记、画作等，吕澎对张晓刚的成长过程、艺术历程进行了一次多维的叙事和解剖，向我们展示了艺术家对艺术的热情和执著，生活的欢愉与痛苦，以及那个时代的好与坏，让读者能够从艺术家的生活经历，思想、艺术实践了解历史的真实性与复杂性。所以这本书不仅仅是记述一个艺术家的私密故事，而是书写一代人的历史命运。曾经穷困潦倒，如今功成名就，了解了他的“前卫”、他的独立姿态、他与这个社会博弈以及变换的方式，才能明白张晓刚何以当得起当代艺术家领军人物这个身份。他这一代的艺术家总是和历史纠缠不清，因此张晓刚也被媒体评价为“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成长样本”。看看他的成长道路，或许会改变我们对所处环境、人生困境，以及自我价值的看法。

　　在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上，画家张晓刚毋庸置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力，热爱艺术的人们早就将他的作品视为艺术的珍品并予以收藏。张晓刚生长在文革年代，其昔日的生活状态和艺术追求，与所处时代的历史、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环境等等息息相关。本书不仅展示了张晓刚这位著名艺术家伴随中国现当代社会成长的艺术历程及其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至1996年），还阐述了他思想（作品）的形成发展过程，艺术精神领域发生的变化，以及他受所处时代的影响，使一般的非专业读者也能领会其作品背后思想及灵感的火花。全书史料翔实，语颇隽永，文采流溢，是一部当代杰出艺术家的真实、生动、感人的传记，特别是在那种物资贫乏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艺术家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炙热地爱着艺术。

　　吕澎，1956年出生于重庆，著名评论家、策展人。现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著作：《欧洲现代绘画美学》、《现代绘画：新的形象语言》、《艺术人的启示录》、《20世纪艺术文化》（与易丹合著）、《现代艺术与文化批判》、《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艺术操作》、《中国当代艺术史：19901999》、《溪山清远两宋时期山水画的历史与趣味转型》、《20世纪中国艺术史》、《艺术史中的艺术家》、《美术的故事》、《1979年以来的中国艺术史》（与易丹合著）、《20世纪中国美术编年史：1900-2010》（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中国现当代美术史文献》（与孔令伟合编）等。主要译作：《塞尚、凡高、高更书信选》、《论艺术的精神》（康定斯基）、《风景进入艺术》（肯尼斯·克拉克）等。

版权信息
第一章 “血缘”的历史：1958—1981
出生的日子
家庭
老师林聆
知青生活
川美与同学的“伤痕美术”
“羊群远去”
第二章 一个现代主义者的成长1982—1991
回到昆明
“白色的幽灵”
“新具像”
“彼岸时期”
真实的存在
第三章 “血缘”的复归1992—1996
思想冲突
欧洲的温习
回眸
“大家庭”
后记

　　后记
　　在《人·岁月·生活》一书关于“莫迪利亚尼”的最后，爱伦堡这样写道：
　　人们写啊，写啊——写“他喝酒，胡闹，最后死了”……问题不在于此。甚至也不在于他那像古老的寓言一般富有教益的一生遭遇。他的命运同别人的命运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如果有人想了解莫迪利亚尼的悲剧，那就让他别去回忆印度大麻酚，而去回忆一些窒息性瓦斯，让他去想想茫然若失的、麻木的欧洲，想想这个世纪所经历的曲折蜿蜒的道路，想想莫迪利亚尼的已被铁环紧紧扼住的任何一个模特儿的遭遇吧。
　　爱伦堡关于欧洲文学艺术家的故事是张晓刚、毛旭辉这帮“地下艺术家”最为喜欢的文字，这些早年在昆明的“塞纳河”喝酒、游荡以及相互搀扶的灵魂在那个阅读极为贫困的年月从这位苏联作家的书中知晓并感受到了另一种精神空气——反叛、疯狂与不羁，他们也是从他的《人·岁月·生活》中最早了解到莫迪利亚尼、莱热、毕加索、马蒂斯这些名字和关于这些艺术家大致的轮廓的。爱伦堡本人的革命与苏联制度背景使得他很容易让这些中国年轻人靠近，可是，他关于欧洲的文学家、诗人以及艺术家的描述是那样地充满着有别于斯大林统治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这使得张晓刚们感受到了逃离窒息内心世界的可能性。
　　我将1996年作为关于张晓刚的故事的暂时结束，其原因是清晰的：从1993年开始创作并主要从1995年起陆续在欧美国家展出的“大家庭”系列这段时间是艺术家最为受到人们关注或者忽视的时期：对于那些试图了解“大家庭”系列的观众来说，他们希望了解为什么艺术家会在这个时候创作出这样一类让人能够感受到一个国家的历史的特殊样式？他们希望了解“大家庭”背后的精神世界与历史原因；另一部分人仅仅关注“大家庭”系列不断增加的市场数据，他们很容易忽视“大家庭”与艺术家之前的艺术实践之间的联系，以为那些类似“假照片”的图像就是张晓刚艺术的全部。所以，我试图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艺术史、个人经历等不同的角度描述这位艺术家以及他艺术实践的历史，正如爱伦堡告诫人们如何书写莫迪利亚尼一样。的确，我在书中省略了大量关于艺术家的生活习惯以及个人特殊感情历程的叙述，尽管这些内容仍然值得了解甚至窥视，艺术家的精神生活乃至怪癖往往是艺术创作中的特殊因素，它们很容易隐藏在艺术家的作品中，构成作品世界里的无意识基因。可是，基于本书的任务是向读者概括性地介绍一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艺术经历，并且尽可能条理清晰地保留这个介绍的叙述线索以便阻止读者朝着过分猎奇的方向理解一位本来就是在这个国家的历史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同时，我为我的写作确定了不得超过20万中文字的规模，所以，我还是放弃了对艺术家的生活做过分细腻的描述，而把笔墨集中用在了这位艺术家的艺术之所以如此变化与发展的历史线索上。当然，我得承认我的能力的有限决定了我不可能像很多艺术家传记作者那样，极为生动地讲述这位艺术家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写作过程中也尽量去阅读艺术家曾经翻阅过的著作，通过这样的阅读去理解彼时艺术家的思想变化的知识与感觉因素，尽可能地通过“回到”艺术家曾经的语境中，去感受艺术家所感受的一切，以便对艺术家的介绍和艺术分析符合历史学——不仅仅是艺术史——最基本的要求。也有鉴于此，除了艺术家本人在2015年完成的《自述》，我对资料的使用几乎仅仅限于1996年之前，我担心因艺术家的成功引起的后期阐释与媒体言语遮蔽了往昔的真实，我认为限于书写时间内的过往经历、阅读、书信、评述无论出现什么错误，都是比今天更为接近历史真实的。
　　今年初春，我与张晓刚、毛旭辉以及在昆明的其他艺术家和朋友们去了圭山。这是张晓刚早年与毛旭辉、叶永青等人经常去画画的地方，当我走进大糯黑村子里，我更为明白了为什么这些艺术家希望从这个淳朴的地方出发，他们从这个村子的所有气息——阳光、空气、植物、羊群、村民——中感受到了精神受洗的可能性，圭山是那些不安宁的灵魂获得抚慰与开启的圣地。从1979年到今天，三十多年过去了，张晓刚越来越少地回到圭山——倒是长期生活在昆明的毛旭辉还经常带领着学生到这里写生，可是，他始终保留着对这里的一切的记忆，这种永不终止的精神生活构成了艺术家恒久的感受力与创造力。
　　的确，我讲述了关于艺术家大量涉及“精神疾病”的故事——无论是他与他的朋友们的生活还是他们的艺术，可是，我们讲述的不是某个文化、习俗、传统在一个恒定时期所具有的恶习、怪癖甚至无法适应的苦难，而是他们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遭遇的种种精神问题。也正如黑塞假“荒原狼”哈勒尔之口所说的：
　　历史上有这样的时期，整整一代人陷入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两种生活方式之中，对他们来说，任何天然之理，任何道德，任何安全清白感都丧失殆尽。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尼采这样的天才早在三十年前就不得不忍受今天的痛苦——他当时孤零零一个人忍受着苦痛而不被人理解，今天已有成千上万人在忍受这种苦痛。
　　我想借黑塞对哈勒尔的评价的话用在这里：我在写作中时常会感受到，张晓刚就是那种正处于两种时代交替时期的人，他们失去了安全感，不再感到清白无辜，他们的命运就是怀疑人生，把人生是否还有意义这个问题作为个人的痛苦和劫数加以体验。需要补充的是，直至今天，这代人所遭遇的这种苦痛不仅丝毫没有减轻，还越来越陷入其看上去需要彻底崩溃之后才能获得轮回的深渊。
　　张晓刚获得父亲的最终认可的时间是他的作品《血缘系列：同志120号》在2006年3月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举办的亚洲当代艺术品拍卖会上实现了接近100万美元的销售。当父亲得知这个消息，他高兴地问二儿子晓熙：“这是真的吗？”在父亲还没有来得及向这个他一直担心并对其前途表示质疑的儿子祝贺时，这年秋天，英国收藏家查尔斯·萨奇（CharlesSaatchi）又以150万美元购买了一幅1995年的《血缘》。五年后，这位著名的艺术商人又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了这幅作品。直到2014年，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的作品已经接近上亿元人民币的价格。随着拍场上频繁的锤声，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张晓刚”这个名字。
　　我还记得1988年10月，当“’88西南现代艺术展”展览结束，张晓刚的《生生息息之爱》、何多苓的《马背上的圣婴》以及其他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因一时没有放的地方而被堆在我的家里。我问何多苓：“你的画什么时候拿走？”他说：“最好什么人给3000块钱把我的‘圣婴’拿走！”我又问张晓刚，“你的呢？”他说：“画太大了，我的家没有地方放，干脆我的作品一幅一千，三联三千也卖给哪个嘛！”作品在我家客厅里放了半个月，弄得我的日常生活也不方便，之后还是催促他们把画拿回去了。2012年，《生生息息之爱》在拍场上被卖到8000多万元人民币，这真是当年无法想象的。
　　不过，这些数字从来没有让我激动过，这不是因为这些数字与我无关，或者我对金钱没有足够的兴趣，而是，至今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国家对这位艺术家的艺术给予过认可，这位艺术家的艺术仍然被排除在国家展览和国家收藏之外，尽管艺术家的艺术已经为全世界所收藏，而且理解艺术热爱艺术的人们早就将张晓刚的作品视为艺术史上的珍贵文献。春节已经过去，新的一年工作就要开始，我只能在这里停笔，准备去机场了。关于艺术家1996年之后的生活与艺术，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有另一部著作去接续完成，因为这不是记述一个艺术家的私密故事，而是书写一代人的历史命运。
　　吕澎
　　2015年3月20日星期五

　　随着作品的完成我苏醒了，我问自己：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到哪里去？
　　——高更（Paul Gauguin）给丰丹纳（Andre Fontainas）的信（1899年）
　　曾几何时，我们又一再地回到大海边来，望着浪花的舞姿沉思：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往何处去？
　　——张晓刚《寻找那个存在》（1986年）
　　1958年2月22日正月初五，当天北京最高温度是5-7摄氏度，最低为零下6-8摄氏度。《人民日报》的社论标题是“苏联的积极建议”，两天前，苏联发表了《苏联政府关于朝鲜问题的声明》，中国政府很快对此给予了回应：就尽快完成已经停战四年的朝鲜战争的撤军表达了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参战国的立场。《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中国总理周恩来“带着中国人民友情而去，满载朝鲜人民友情而归”离开平壤回国，并在第四版发表了署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贺龙的文章《苏联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典范》，在其他版面里发表了关于苏联军队以及朝鲜问题的相关报道和文字。这一天,其他重要报纸也用不少版面从不同角度发表了涉及朝鲜问题的报道：《光明日报》有《周总理电谢金日成》（第一版），《向伟大的苏联军队学习，为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而努力！》（第四版）等；《中国青年报》有《和平的军队》、《你们的英雄形象鼓舞着我们——寄给曾经驻防旅顺口的苏联空军同志》（第四版）等；《文汇报》有《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平壤隆重举行》、《志愿军官兵拥护中朝声明》这类报道。
　　不过，还有另外一类文章与报道出现在这一天的报纸里。
　　由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开始的反右运动已经展开近一年，文化艺术界大量的“右派分子”被指认，并遭受批判，失去人身自由。美术界，曾经充满革命热情从国统区到延安参加共产党，最后成为共产党文艺官员的江丰（1910—1982），被认定为“歪曲和破坏党的文艺政策”的右派，继而免去了他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和党组书记的职务。“反右运动”政治空气的紧张与强烈可以从1957年8月15日的《文汇报》中的一则消息中感受到：
　　新华社报道：在美术界连续揭发之下，江丰反党集团的面貌开始暴露。最近半个月来文化部以及中央美术学院等单位相继举行了上百次的座谈会和讨论会，参加会议的北京美术家及来自华东、东北、西南各地的美术界代表及中央美术学院师生在党的号召下，结成一股坚强的反击江丰集团的队伍，江丰集团中的成员不得不开始交代。根据揭发的事实，江丰结伙反党由来已久，他的据点已经扩展到全国各地美术机构，从中兴风作浪，并且同丁陈反党集团也有勾搭。
　　到了1958年，“反右运动”已经成果累累，在2月22日的《文汇报》第二版题为《蓬蓬勃勃推动文艺创作》对文联及各个协会、研究会“讨论如何进一步发展文艺创作以适应全国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会议的报道里有这样的文字：
　　这些会上对1957年文艺战线上的情况作了回顾。大家认为，1957年文艺界经过反右派斗争后，社会主义热情普遍高涨，许多作家、艺术家纷纷深入公众（原文如此——引者）群众进行创作准备或艺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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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联副主席周扬说：1957年文艺界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文艺工作更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创作上也有了重要的新的收获。他说，要文艺创作来一个大跃进，就必须使它在更大规模和更深程度上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作品不但在量上而且在质上都能突破过去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