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是美国前国务卿、“政坛常青树”亨利·基辛格唯一一部中国问题专著。他以一位资深外交家和思想家的独特视角，分析和梳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传统，从围棋文化与孙子兵法中探寻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模式，特别是试图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决策机制，以及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中美建交、三次台海危机等等重大外交事件来龙去脉的深度解读。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基辛格博士还在书中记录了自己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年（癸亥年）5月27日—），德国犹太人后裔，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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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前言
第一章 中国的独特性
中国的强盛时期
儒家学说
国际关系观念：公正还是平等？
中国人的实力政策与《孙子兵法》
第二章 叩头问题和鸦片战争
马嘎尔尼使团
两种世界秩序的冲突：鸦片战争
耆英办外交：抚夷
第三章 由盛转衰
魏源的蓝图：“以夷制夷”，师夷长技
大权旁落：内乱外患
应对衰落
日本的挑战
朝鲜
义和团运动和军阀混战的时代
第四章 毛泽东的革命
毛泽东及其大同的理念
毛泽东的国际关系学：空城计，中国式威慑和心理战
“文化大革命”和中国人民
第五章 三角外交和朝鲜战争
艾奇逊和中国铁托主义的诱惑
金日成和朝鲜战争的爆发
美国干预：抵抗进攻
中国的反应：另一种威慑
中美对抗
第六章 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
第一次台海危机
与美国的外交插曲
毛泽东、赫鲁晓夫和中苏分裂
第二次台海危机
第七章 危机四起的十年
“大跃进”
喜马拉雅山边界争议和1962年的中印战争
“文化大革命”
是否失去了一个机会？
第八章 走向和解
中方的战略
美方的战略
中苏乌苏里江冲突
第九章 恢复关系：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结识之初
周恩来
尼克松在中国：与毛泽东会面
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对话
《上海公报》
余波
第十章 准联盟：与毛泽东的谈话
“一条线”：中国的遏制对策
水门事件的影响
第十一章 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接班危机
周恩来失势
与毛泽东的最后几次会晤：燕子和山雨欲来
第十二章 “不倒翁”邓小平
邓小平的第一次复出
领导人相继辞世与华国锋上任
邓小平的攀升——“改革开放”
第十三章 “摸老虎屁股”：对越作战
越南：大国的难解之谜
邓小平的外交政策：与美国对话，实现关系正常化
邓小平出访
邓小平访美和联盟的新定义
对越作战
第十四章 里根和正常化的开始
对台军售和第三个《联合公报》
新均势：中国和两个超级大国
邓小平的改革方案
第十五章 美国的窘境
美国的窘境
方励之纠纷
24字指示
第十六章 什么样的改革？邓小平南方视察
第十七章 又一次和解：江泽民时期
中国与苏联解体
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
第三次台海危机
中国的复兴与江泽民的思考
第十八章 新千年
中美观点的分歧
如何界定战略机遇
国家命运之辩：必胜主义观
戴秉国──再次确认和平崛起
后记 克劳备忘录：历史会重演吗？
英文注释
致谢

　　在将近40年前的今天，我有幸受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委托访问北京，与这个国家重新建立联系。中国在亚洲历史上居于核心地位，而20多年来美国与其一直没有高层接触。美国打开中国大门的动机是为了走出越南战争的阵痛和冷战的不祥阴影，给美国人民展现一个和平前景。当时的中国虽然在严格意义上仍是苏联的盟国，但为了抵御来自莫斯科的进攻威胁，北京也在寻求回旋空间。
　　此后我先后访问中国达50多次。如同几百年来前往中国的众多访客一样，我日益钦佩中国人民，钦佩他们的坚韧不拔、含蓄缜密、家庭意识和他们展现出的中华文化。与此同时，我终生都在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反思如何缔造和平。我很幸运，能够同时以高级官员、信使和学者的身份探寻这两条思路。
　　本书部分依据与中国领导人的谈话，试图解释中国人对战争与和平、国际秩序等问题的理性思考，以及这种思考与美国人更为实用的、就事论事的思维方式的关系。两国由于在历史和文化上的差异，有时会得出迥异的结论。我并非总是认同中国人的观点，读者亦然。但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观点，因为中国将在21世纪的世界中发挥重大作用。
　　自从我首次访华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和塑造全球政治秩序的重要力量。美国赢得了冷战，中美关系成为争取世界和平与全球福祉的核心要素。
　　尽管两国的出发点迥异，八位美国总统和四代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微妙的双边关系时却显示了惊人的连贯性。双方始终尽力维护这一实质性的合作关系，使之不受历史纠葛和各自国内考虑的干扰。
　　这是一段复杂的历程，因为中国和美国都认为自己代表独特的价值观。美国的例外主义是传经布道式的，认为美国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中国的例外主义是文化性的，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海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但它是中央帝国的传承者，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形态的亲疏程度将它们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进贡国”。换言之，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普世观。

　　18世纪结束时，中华帝国达到极盛。1644年，女真部落起兵东北，横扫中国后建立清朝，其后中国发展成为军事强国。清朝挟满蒙两族的军事实力，辅以汉族的文化和发达的官僚机构，开始向北部和西部扩张领土，在蒙古、西藏和今天的新疆腹地建立了中国的势力范围。当时的中国称雄亚洲，可与地球上的任何帝国抗衡。
　　然而，清朝的鼎盛点也是它的命运转折点。中国的富庶和辽阔疆土吸引了西方帝国及其贸易公司的目光，而它们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中国秩序的疆界和观念。有史以来，中国首次遭遇不再寻求取代中国朝廷，并称自己承天启命的“蛮夷”。他们提出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观，从而取代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进行自由贸易而不是朝贡，向中国京城派驻外交使团），且首次采用一种不再让中国称其他国家的国君为“夷”，不再要求他国效忠中国皇帝的外交制度。
　　中国的封建士大夫集团浑然不知，这些外国社会发明了新的产业和科学方法，几百年来第一次，也许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领先于中国。借助蒸汽机、铁路、新的工业制造方法以及资本积累，西方的生产力飞速发展。骨子里浸透了征服欲的西方列强踏入传统的中国势力范围，认为中国自称君临欧亚荒诞不经。他们决心把自己的国际交往标准强加给中国，必要时不惜一战。由此爆发的冲突挑战了中国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一个世纪后，即便是在中国振兴后的时代，昔日的创伤仍未愈合。
　　自17世纪起，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东南沿海一带的欧洲商人日益增多。在中国人眼里，这些欧洲人与帝国边疆地带的夷人无甚区别，也许只有一点除外，即欧洲人尤其缺乏教化。中国官方称这些“西洋蛮夷”为“贡使”或“夷商”，偶尔允许外国人前往北京。倘若他们获准觐见皇帝，则需行叩头礼，即三跪九叩的大礼。
　　外国使者入境中国的口岸和前往北京的路线均受到严格限制。与中国的通商是季节性的，仅限于广州一地，且管制甚严。每年冬天，外国商人必须启程回国。他们不得进入中国内地，种种规章制度专为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而定。教授外国人中文，或向他们出售中国历史文化书籍均属犯法。与外国商人的交往只能通过当地的特许行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