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呕心沥血，历时五年，钩沉12位民国才子传奇人生
作者呕心沥血，历时五载，平实、客观、深情讲述12位民国才子的传奇人生，披露其事业、生活、婚姻、交友中，诸多鲜为人知的生动细节。多少云烟往事，多少喜乐悲欢，感人至深，令人动容。生前孤独，身后寂寥，在风云激荡的历史交汇处，钩沉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写真。
★永不过时的民国议题，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
时至今日，历史走过百年，我们仍对民国才子深深追缅，因其高洁的人格，不屈的精神。一代文人学者，在颠沛流离的历史重压下，传承中华文脉，为了爱和理想，与家国变局抗衡，无问西东，方得始终。这种民族精神的力量，值得后世永远铭记，对当代焦虑、浮躁、利己的青年人启发深远。

　　在历史的罅隙间，有段旧梦，谓之民国。
　　才子风流，星斗辈出，生逢乱世，身不由己。鲁迅，胡适，徐志摩，林语堂，李叔同，沈从文……十二位民国才子，痴者，忍者，傲骨者；十二段烟云往事，逸事，情事，家国事。在颠沛流离的历史底色中，勾勒存亡、进退、爱恨、取舍，或相离，或相守，皆是宿命。兵荒马乱的年代，信纸短，深情长。
　　原来，那是我们回不去的黄金时代…

　　青梧，一个凛冽如秋风般的女子，如啸、如歌、如叹息；不慕闺秀之贤，只爱林下之风。

自序：在荒野里漫游
梁实秋：一生一世一双人
尤爱他那书生模样
始知结衣裳，不如结心肠
患难执手，相濡以沫
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李叔同：不负如来不负卿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换你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咸也好，淡也好
沈从文：我对这个世界无话可说
眼里写了爱情，额上便刻了奴隶
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年龄的人
相爱莫如相知
他的寂寞无人懂
徐志摩：他所爱的只是一个梦
人生不过一场爱
你是人间四月天
秘密的出口叫做时光
金风玉露一相逢，胜却人间无数
幸有你来，不悔初见
朱生豪：最会写情书的男人
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我寂寞，我悲哀，我再也没有诗了”
我作诗，写雨，写夜的相思，写你，却写不出
抖掉枝叶和花朵，枯萎进入真理
林语堂：何妨怜取眼前人
生活，就是酒酿与黄莲
他生莫作有情痴，人间无地著相思
遇到对的人，才开始期待余生
年轻过，落魄过，我对生活一往情深
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
鲁迅：爱情只是两个人的事
这世界，他厌恶，也深爱
谁来稀释人生的苦茶
我们的爱与世人无关
胡适：爱之于我，是智慧的需要
“情圣”的结发之妻和红粉知己
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
万千心事寄无门
有多脱俗，就有多世俗
郁达夫：一身飘零江湖行
未曾在深夜痛哭，不足以谈人生
杯子碰在一起，是梦破碎的声音
十步芳草，处处留情
生怕情多累美人
邵洵美：我是诗人中的浪子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徐邵“双璧”，倾盖如故
当时只道是寻常
人生若只如初见
戴望舒：我的浪漫你看不见
我永远不能对你说出她的名字
多情却被无情恼
你引我到一个梦中，我却在另一个梦中忘了你
恨不相逢未爱时
只爱那丁香般结着哀怨的姑娘
苏曼殊：无端狂笑无端哭
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世道无常，唯情至苦
此恨绵绵无绝期
天生一情种
钱玄同：一袭落寞的长衫
一世结发，半生寂寞，无处话凄凉
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

　　自序：在荒野里漫游
　　一本书的序言究竟应该怎样写？大概没有什么成法。我既不打算写成一篇说明，也不打算做成一种广告，更无意炖一锅好鸡汤，我唯一想要的就是将自己在写作中闪现的片段性的念头放在这里，也算是一种交代。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谈及自己的传记创作时，曾提出“精练、浓缩和准确”这样一个准则。用他的话说，他的传记作品“不是出自文献资料，而是唯一出自自觉的爱去塑造一个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讲，笔者在写这部书之前，也曾怀揣着这样一个宗旨，至于下笔能否及义，则是另一回事。就写作本身而言，表达的企图过于急切，想表达的东西太多，往往会与文本构建发生冲突，要把一个人写成一种命运，情感的力量就要大于理性的力量。这种写作，使作者自身也发生了变化。
　　谈民国人物，犹言魏晋风流。风暝寒烟，松月朗照，在风物之中，人才是天地精神。谈谁？怎么谈？谈什么？都非常重要。犹如从大江大河看月之倒影，是千江有水千江月，然而舀一瓢水出来，那一瓢水中之月才是你的。我选择谈和文学相关的人物，因为文学代表着一种心灵的内省，是对表象的超越。它使灵魂轻逸，使肉体沉重，扩大了心灵的范畴，增加了对万事万物的理解。我选了一个诗人、一个翻译家、一个作家、一群敏感的灵魂，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命运的某种悲剧性所在。一个人最大的问题，是不能逃离他自己。
　　在荒野里漫游的人，不是为了寻猎，也不是为了赶路，他们是在寻找自己。屈原和荷马身上背着同一个大十字架，脸上有同样的灼伤，眼里有相同的忧郁，他们不只是诗人，同时也是命运的践行者。伍迪·艾伦说：“一个坦言了解自己的人，肯定是浅薄的。”周作人在《寻路的人》中说：“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这表达的，其实是同一个意思。
　　我一向认为，好的作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戏剧型的（诗性的），一类是学者型的（探究性的），前者精于虚构，倾向于情感的、灵性世界的挖掘，如郁达夫、沈从文和戴望舒；后者着力于写实，倾向于理性的、现实世界的批判，如鲁迅、胡适和林语堂。前者是魔笛，动人心魄；后者是羯鼓，振聋发聩。当然，这种分法不是绝对的，有些戏剧型作家同时也兼具学者气质，反之亦然。就个人偏好而言，我倾向于戏剧性的作家，他们就像是在黑暗的地下前行，打通了一条求知、悲悯与爱之间的隧道。有了这条隧道，人不但能追求现实的自由，同时也能追求心灵的自由。
　　民国是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一个桥梁，人的身上汇聚了古典性和现代性两种东西，互相撞击，同时又交相辉映，别有一番味道。了解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其实都是在深入一个时代。我不愿意称他们为“文人”，就像诗人海子说的，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把一切都变成了“趣味”，某种程度上我所谈的这些人物，都在竭力避免或摆脱这种趣味。以鲁迅为例，他一生执着于批判，其本质是使人成为人。几千年来的中国，人可以是任何一种东西（工具或奴才），却最不像人。鲁迅先生用一支笔进行战斗，就是要解开附着在人的灵魂上的桎梏，使人恢复活泼的本性，不但成为社会的人，同时也成为自然主义的人。可以说，他本质上就是一个诗人。
　　真正的人，知识、心灵、情感，三者缺一不可。所谓的圣人，或者完人，本质上其实是一具丧失了情感表达、心灵诉求的僵尸而已。无论他们的知识多么丰富，头脑多么发达，在“人”这个意义上都已经是残缺的了。也许正是这样，那些情感和心灵都健全（或更加炽烈）的人，反而不可把握自己的命运。如我所选择的人物，他们身上有各种常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东西，郁达夫多情近于滥、钱玄同激进近于偏、朱生豪执着近于痴、苏曼殊畸零近于疯……但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那就是真——真诚、真情、真挚。他们离经叛道，欲打破枷锁却又在枷锁之中，在命运之轮上尽显人本身的缺憾。他们不怕向众人展示自己脆弱的那一面，只因他们不曾戴过面具。照陈丹青先生的说法，那是一种“未经毁伤扭曲的人格天然”。他们是一代大家，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却像一个儿童。
　　《先知》中说，当爱向你召唤的时候，跟随他，虽然他的路艰难而陡峭。我们所熟悉或不熟悉的这些大家，他们最终所践行的路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爱。《红楼梦》里说：“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广义而言，这其实也是在说生命的有限性，集中你的生命，为某一段时光、某一件事、某一个人倾注你的情感的力量，活得像他们一样真。
　　是为序。

　　梁实秋：一生一世一双人
　　学者谢泳有一个论断，他说“左翼”作家的婚姻好的不多，而新月作家的婚姻相对好一些。就个体研究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方向。对“左翼”作家和新月作家的婚姻状况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无法否认谢泳所说的客观性。“左翼”人物中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萧军皆在婚姻上颇多不谐，而新月派的闻一多、梁实秋、陈梦家、林徽因皆能与另一半融洽相处。作家的婚姻，往往对其人生与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在梁实秋身上尤为明显。作为新月派的大将，梁实秋曾与鲁迅发生多次论战，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公案之一。研究梁实秋的情事，我们会发现一些有趣的旁证。
　　尤爱他那书生模样
　　梁实秋十九岁时，父母打算为他订一门婚事，女方是安徽绩溪人，长他两岁，名叫程季淑。为了让弟弟放心，梁实秋的大姐亲自去了解，她回来对梁说：“我看她人挺好，蛮斯文的，双眼皮、大眼睛，身材不高，腰身很细，还一头乌发，挽成一个发髻堆在脑后。”当时梁实秋正在清华大学念书，他私下写了一封信给程氏，想亲自谈一谈，但信投出去却杳无音讯。
　　正当梁实秋感到忐忑时，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让他不要灰心，并告诉他程季淑工作的单位和电话。原来，这封信正是他的“红娘”——程季淑的闺蜜黄淑贞写的。梁实秋与程季淑之所以能够在一起，也与这位黄小姐有关。黄淑贞的父亲与梁实秋的父亲系旧交，她想给闺蜜程季淑找一个称心的夫婿，因此便请母亲把程季淑的八字写在红纸上，去梁家提亲。这才是事情的原委。
　　梁实秋看了信后，立刻打电话过去。程季淑虽籍贯是绩溪，却是在北平出生和长大的，口音完全北方化，珠圆玉润，温婉极了，一下子打动了梁。他问她为何不回信，程氏羞怯不语，梁氏请求见一面，对方答应了。就这样，他们“约会”成功了。见面那天，程季淑穿着一身浅蓝上衣，长及膝盖的黑色裙子，素面朝天，显得朴素大方。梁实秋则穿着一袭蓝呢长衫，胸前饰着清华校徽，流溢着书卷气。多年以后程季淑还记得“未婚夫”当时的着装，尤其爱他那书生模样。
　　二人见面只谈了半个钟头，但彼此都很满意，并约定下次在中央公园的“四宜轩”见面，从而拉开了恋爱的序幕。这虽然是“包办”的婚姻，却有一个自由恋爱的过程，不能不说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有关。
　　程季淑出身名门，但是到她这一代家里已经败落了。他的父亲程佩铭在她九岁时身故，她与寡母依靠大家族里的叔伯们接济度日，受尽了寄人篱下的辛酸。不过，程季淑读书十分用功，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后逐渐得到叔伯们的看重。
　　当时的北平虽然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但是民风依旧十分保守，逛八大胡同的窑子人们习以为常，自由恋爱却惊世骇俗。程家虽然已经败落，但是大家族的声望和脸面还在，所以程季淑对恋爱十分顾忌。她首先把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很理解女儿，一方面支持女儿的勇敢；一方面又叫她谨慎一些，避免被叔伯们知道，引起非议。不过，旧礼教束缚不住青年男女的心，一到周末，她还是应梁实秋之邀去看电影或逛公园，谈天说地，畅想未来。
　　梁实秋的三妹梁亚紫在北平女师念书，知道哥哥与程季淑恋爱了，不但予以支持，还负责保密，不过此事还是被梁父知道了。有一次，梁实秋请程季淑、黄淑贞在公园的茶座饮茶，发现父亲也在不远处的茶座上，正和一帮朋友聊天。梁父也看见了他们，起身过来打招呼，梁实秋只得向父亲介绍程、黄二人。程季淑落落大方，言辞十分得体，尽显名门闺秀的风度，梁父十分满意，还替他们付了茶钱。此后，父亲给梁实秋的零用钱就比以前多了些，这位开明的父亲支持儿子恋爱。
　　谢泳认为，左联思潮的主体是青年，尤其是流浪青年。流浪青年更容易接受革命本身所具有的激情与浪漫。但是由于流浪的特质，必然导致情感与婚姻的不稳定。婚姻的态度，本质上是性的态度。谢泳还提出一点，即“东西方左翼思潮中，对性的态度惊人地一致”，即“左翼”作家对性所持有的随意性。相比较而言，新月派作家则大多出身社会上层，或者书香门第，或者文化世家，良好的家庭状态为性格养成提供了基础，使他们更加倾向于稳定的婚姻生活。虽然新月派作家也有婚姻状况不佳的，但整体而言，要优于左联作家，梁实秋就是其中最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