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古代人喊马嘶、斧砍刀劈的战争场面，早已消失在时代的风雨之中，成为历史的旧忆。但是，正因为历史上曾经有过数量很大的不同时期的军队，发生过那样多有声有色、震撼人心的战斗，所以旧迹长存，古代的军队与战争至今仍在我们身边留下了数不清的陈迹，或者说，与我们今天的生活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让我们随手举一些很常见的例子吧。
在我们的语言中，“队伍”“计划”“指挥”“鼓励”之类来源于古代战争的常用词和“大刀阔斧”“四面楚歌”“一鼓作气”“汗马功劳”之类来源于古代的军队与战争的成语数不胜数。
在我们研究问题时，“空城计”“回马枪”“借东风”“瞎指挥”之类来源于古代的军队与战争的生动比喻，随处可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杀人三千，自损八百”之类古代战争的经验总结，使用也很频繁。
在体育活动中，“冠军”“前锋”“掩护”“突破”等常用术语，本来就来源于古代的军队与战争，而象棋和围棋，则是古代战争的微缩，至于武术与射箭，更是古代战争艺术化的再现。诸如此类，比比皆是。
遗憾的是，在反映古代军队与战争浩若烟海的典籍中，适宜今天广大读者阅读的极少，现代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多。所以，我们今天不少读者对古代的军队与战争的情况知之甚少，而这甚少的一些了解也还主要是从古典小说或戏剧舞台上得来的。近年来，以古代战争为题材或涉及古代的军队与战争的文艺作品逐渐增多，但由于缺乏关于古代战争的著作供文艺工作者参考，以致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出现了某些与古代的军队和战争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的描绘。本书就是为了弥补这方面书籍的不足，为了给对古代的军队和战争问题有兴趣的读者提供较系统的知识而写的。
在这里，我们必须首先谈谈“古代战争”所包含的范围问题。对于我国五千年的历史，学术界有过不同的分期，而且从来就没有取得过一致的意见。我认为已经有过的这些分期都不能反映出战争史的实际情况。例如，明末清初的战争与清代中叶的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争，无论是以古代与近代的阶段划分，还是以封建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段划分，都是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可是如果从作战的手段、方式等各方面的特点来考察，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又如，我国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的社会性质问题，学术界争论了好多年，可是如果从作战的手段、方式等各方面的特点来考察，仍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所以我主张，对战争史的阶段划分应当以战争本身的特点为主，特别是从进行战争所使用的主要手段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战争方式上去进行区分，可以分为木石时期、冷兵器时期、热兵器时期和核时期，这与考古学上以生产工具为主要特征来划分历史时期的做法是相似的。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劳动手段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程度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所在的社会关系的指示物。”（《资本论》卷1 第194 ～ 195 页）战争中所使用的主要武器决定战争的规模、战术和指挥方式。用木棒、石斧的对垒不同于剑拔弩张的战争，只会用刀矛者不能指挥使用机关枪的军队，这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以主要武器的不同来划分战争阶段的主张，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了。战国时期的《越绝书》卷十一《宝剑篇》就明白地将战国以前的战争史划分为“以石为兵”、“以玉为兵”、“以铜为兵”和“作铁兵”四个阶段，认为发展到最后的“铁兵”（战国以前的“兵”一般都指兵器，而不是指士兵）是最进步的武器，“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这种划分方法与现代考古学家将古代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做法不谋而合，是相当精辟的见解，应当认为是两千多年以前我国历史科学的一项重大成就。
我们祖先最初的战争，是以木棒、石斧为主要武器的，这也就是《周易• 系辞下》所记的黄帝、尧、舜之时，“弦木为弧（指弓），剡（削）木为矢”的时期，这种时期在金属兵器出现之前，是必然存在过的。所以，《吕氏春秋• 荡兵》说：“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不过关于这种原始战争的记载极少，近乎传说，已无法窥其原貌了。就以著名的“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来说，《史记• 五帝本纪》的记载是：“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记载简略，已有神话成分。而《山海经• 大荒北经》的记载就几乎完全成了神话：“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这类战争的真情实况如何，现在已很难稽考。所以，以木石为主要兵器的战争阶段，我们也就无法进行详细的论述了。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古代战争”，仅指冷兵器时期的战争。
所谓“冷兵器”，就是用青铜、钢铁为主要原料做的刀、剑、矛、弓弩之类由人力使用的武器。这类武器与近代的枪炮之类“热兵器”有着本质的区别。以冷兵器作为战争的主要武器的时期始自夏商，直到清代后期，包括了我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
我国是如何进入冷兵器时期的呢？这里也有必要加以简要的说明。
从文献材料看，《世本• 作篇》《山海经》《吕氏春秋》等不少书籍都有“蚩尤作兵”的记载。《管子• 地数》讲得更细：“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
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顿戟一怒，伏尸满野，此见戈之本也。”《史记• 五帝本纪• 正义》引《龙鱼河
图》也说：“蚩尤兄弟八十一人……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由于有这类记载，故而多年来都以蚩尤为我国兵器的发明者。蚩尤是与黄帝同时活动于我国东方和南方的一个部落联盟“九黎”的首领，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这时是否已有“五兵”，已有用铜（先秦文献上所谓“金”就是指铜，秦以后才指黄金）做的“剑铠矛戟”呢？从考古材料看，尚不能得到证实，可能是后人附会，但蚩尤氏是我国最早使用金属的部落联盟，这是很有可能的。
从考古资料看，我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似，最早使用的金属工具是用铜做的，铁的使用较铜晚。在距今三千三百多年以前的商代早期遗址（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中，开始出现青铜兵器如镞、戈、斧等，而且已有一定的工艺水平。这证明，我国最晚在商代就已进入了包括使用青铜兵器的青铜时代，这也是我国冷兵器时代的开始。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当铜中加入不同成分的锡之后，硬度上升，而且熔铸时能进入微隙，易于得到锐利的锋口，故而成为制造兵器的主要原料，并有“美金”之称。《国语• 齐语》中就说：“美金以铸剑戟。”考古工作者已在我国的绝大部分省区发掘出数不清的青铜兵器，如戈、矛、剑、斧、钺、刀、戟、矢镞、弩机和胄等，可用于钩割、穿刺、劈杀、穿射和护体。此外，他们还发现了大规模的采铜矿井和冶炼遗址。在《考工记》一书中还详细记载了制作青铜器的方法和冶炼青铜时的铜锡比例“六齐”（齐就是剂），相当科学。可以说，从殷商到春秋的一千多年中，我国的兵器基本上都是青铜制作的（这是指中原地区，其他地区使用青铜器的时间持续到更晚）。
我国使用铁，最早是从使用天然陨铁开始的，而且首先用于制造兵器，这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情况也是相似的。在河南浚县、河北藁城和北京平谷县已先后发现了三件铁刃铜钺和一件铁援铜戈（援是戈的横出锋刃部分），都是以天然陨铁制成的，时代在商代中期到周代初期之间。
我国冶铁从何时开始，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但至少不会晚于春秋时期。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我国在开始冶铸铁器后不久，就迅速出现了用块炼铁锻打渗碳法生产出来的钢制兵器，在湖南长沙、河北易县、河南洛阳等地都已出土了春秋晚期的钢剑，这是世界上最早生产出来的钢，当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钢铁武器。我国古代典籍中所记载的用“铁英”“铁精”“刚铁”“钜”等制作的锋利无比的宝剑，据说可以“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战国策• 秦策一》），而且还有“干将”“莫邪”“龙渊”“太阿”“棠溪”“ 墨阳” 等佳号。这些剑， 应当都是新出世的钢剑，“ 铁英”“刚铁”等也应是钢的古称。
到了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范围迅速扩大，铁兵器逐渐取代青铜兵器而成为我国冷兵器最主要的品类。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钢铁的锋利与坚韧都超过了青铜，优质钢铁兵器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秦国大政治家李斯将好剑与“昆山之玉”“隋和之宝”“明月之珠”等珍宝相提并论（《史记• 李斯列传》）。中山国的战士“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吕氏春秋• 贵卒》），可见当时的铁兵器确实具有强大的威力。二是因为铁矿资源远比铜矿多，江淹《铜剑赞（并序）》说：“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至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充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这是合乎实际的分析。
先是以青铜和钢铁为主、到后来以钢铁为主的冷兵器，就这样成了我国古代战争的主要武器，我们所要论述的“古代战争”，也就是指战争史上的这个冷兵器时期。在冷兵器时期的晚期，即北宋以后，已经出现了一些用于点火与爆炸的“火器”，和冷兵器同时使用，但数目不多，一直未能在作战中居于主要地位，更未能改变冷兵器时期战争的基本特征。在清代，各种火器的使用逐渐增多。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清军方面首次用“洋炮”装备军队。在洋务运动中，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相继开办制造新式枪炮的工厂，同时又向国外购买新式枪炮来武装部队。这样，我国的冷兵器时期逐步被热兵器时期所取代。但是，在战争中使用冷兵器的余绪仍然长期存在，例如：在现代史上的土地革命时期，“梭镖亮堂堂”曾经发挥过威力；而在抗日战争中，“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也确是事实。
在两千多年的古代战争中，战争数不胜数，千变万化，但在其发展变化之中又在若干个重要的方面有其基本线索可循。我们这本书将从若干重要的方面力图还原古代军队和战争的本来面目，论述其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力求使读者对古代的战争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