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掌故》出版了第一集，如今第五集面世，四年来出版五集，也算没辜负广大读者的殷殷期盼。本集作者中，刘衍文先生今年恰好百岁，刘永翔先生也刚刚荣休，他们父子二人以《交游漫忆》、《学林闻见录》联手加盟《掌故》，值得大加庆贺。丘光明亲历并完整记述了“文革”结束后不久召开的“度量衡”学术会议，真实地还原出特殊时期的历史氛围，她的回忆不可替代。与之类似的，是胡桂林对中国画研究院（今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存在了五年的中国画创作组的回忆。该组的成立与度量衡会议召开的时间接近，堪称美术界的复苏之始。

“更能消几番风雨；z可惜一片江山”，梁启超这副著名的集联一经胡文辉考掘，展示出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文人丰富的心灵世界。朱季海不喜欢别人写他，王学雷也承认“季海先生是我们难于理解的”，然而由其平实写来，仍然可信而有趣。本集可圈可点之作尚多，如许礼平为烜赫一时的海山仙馆作传，艾俊川再谈小万柳堂，均着眼胜迹之兴废；郑重以叶恭绰为例写文人逼债之法，范旭仑揭出钱锺书老于世故的一面，俱关注人事之明晦。《掌故》的魅力，大约离不开这样的“知人论世”。

本集封面照片为儒学大师马一浮与蒋国榜在杭州小万柳堂旧址合影。

徐 俊，1961年生，江苏扬中人，现任中华书局总经理。著有《敦煌诗集残卷辑考》、《鸣沙习学集》等，另撰有《书札中的雪泥鸿迹——中华书局所藏向达致舒新城书札释读》、《附逆之外的梁鸿志——爰居阁谭屑》等。

严晓星，1975年生，江苏南通人，媒体人、学者。著有《近世古琴逸话》、《金庸识小录》、《七弦古意：古琴历史与文献丛考》等，编有《高罗佩事辑》、《民国古琴随笔集》等。

刘衍文，1920年生，浙江龙游人，曾任职于浙江通志馆，后为上海教育学院（现并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文史馆馆员。著有《寄庐茶座》、《寄庐杂笔》等，主编《历代文坛掌故辞典》等。

陈美林，1932年生，江苏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有《吴敬梓研究》、《儒林外史人物论》、《学林忆往》等。

郑 重，1935年生，安徽宿县（今宿州）人，《文汇报》高级记者。著有《谢稚柳传》、《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张珩》、《收藏大家》、《海上收藏世家》、《毛泽东与文汇报》等。

丘光明，1936年生，安徽全椒人，国家技术监督局管理研究所（现并入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著有《中国历代度量衡考》、《中国古代计量史图鉴》、《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合著）。

聂崇正，1938年生于上海，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著有《中国绘画三千年》（合著）、《平安春信图研究》、《明清画谭》、《清宫绘画与画家》等。

刘永翔，1948年生，浙江龙游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著有《蓬山舟影》、《文学的艺术》（合著）等，另有《清波杂志校注》、《袁枚续诗品详注》（合注）、《亭林诗文集 诗律蒙告》（校点）等。

高克勤，1962年生于上海，现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著有《王安石与北宋文学研究》、《传薪者——上海古籍往事》、《拙斋书话》等，整理《王荆公诗笺注》等。

1 交游漫忆／刘衍文

余与安持相见较频，友朋相聚，翁语独多，谈清末民初胜流掌故，滔滔不绝，几不容人置喙。惜其操平湖口音，且语速极快，十仅能了其五六耳，不若其身后所刊之《安持人物琐忆》之明晰也。谈及多人，一皆蔽之曰“好色”，而自承亦有“寡人之疾”。

12 季海先生片谈（上）／王学雷

在佩诤先生的笔下，只描述了季海先生一人的性格，显得十分突兀：朱学浩字季海，善音韵，性孤僻。寥寥十二字，就把他这位小师弟勾画了出来。这不正说明季海先生的性格实在是太强、太显眼了？

27 由“遗世独立，与天为徒”引起的追忆——与程千帆先生的相识相处／陈美林

岂知接手不及一月，便有一位党员助教来舍间，不容商量地让我交出唐老给我的材料，“助手”一职由他来当，并说是“领导”决定。我不得不交出唐老给我的几页活页纸。我向唐老汇报，唐老并不知情，在那种氛围下，唐老只能沉默。

44 怀念胡宛春、王驾吾二先生／雪 克

有次留宿农家，应门者为女主人，驾公开口就称“老板娘”，当场开了他的批斗会。事后，先生语我：“以何称呼为是？”自忖：“老板娘”实属不当，乃资产阶级思想之体现。称“房东”也未必有当，我辈留宿并非租客，而且白住不付分文，如果人家是贫下中农，岂非混淆了阶级界限？称“同志”则更荒唐，我等乃“牛鬼”身份，称他人和自己是“同志”，是何居心！

49 忆张大壮生平／樊伯炎遗稿 樊愉整理

原来湖帆手里也有几帧南田花卉册页，一对之下原是一时所作，是后人把它分成两册的，吴大为庆快。后虚斋告其樱桃实为大壮所补，吴不仅不以为愠，反而盛赞大壮之艺高，因传为佳话。

60 记黄永年先生／王培军

杨先生也是吕思勉的学生，算来是黄先生的同门，而同门之间互相火并一下，当然也是好玩的事，乐得我们“坐在云端看厮杀”。只是有些不堪的是，杨先生的弟子王贻樑老师，就坐在第一排听讲。

68 学林闻见录／刘永翔

客有于朱公东润座上盛赞无锡国专之美者，以为先生受知唐公蔚芝，且尝任教于该校，必服膺其办学宗旨也，曰：“安得国专复校乎！”先生正色曰：“复他作甚！”

77 “几番风雨”与“一片江山”——梁启超一副集宋词联的流传史／胡文辉

“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本就是辛弃疾、姜夔的名句，而一经梁氏拈出，对仗工丽而意境遥深，于辛、姜词更添异彩，甚至可以说，在原词之外另外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意义世界。

95 掌故家的罗生门／励 俊

从最初主动邀请朱朴合资购买，到后来被追问时改口反劝朱朴放弃，吴湖帆的前后态度大相径庭。这实在是耐人寻味。至于他忽然忿忿地“大怨誉老之误了我们的好梦”，更像是在朱朴面前演了一出戏。

113 从廉庄到蒋庄——再谈西湖小万柳堂始末／艾俊川

面对当日“足以自豪”、如今改换门庭的小万柳堂，廉泉表现出一派非主非客、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蒋国榜邀请他“得闲来往”，他迟迟没有行动。这个约会始终停留在邀请状态，廉泉自西湖小万柳堂脱手，再未回顾。

129 叶恭绰逼债记／郑 重

张葱玉曾一度经济拮据向叶恭绰借款，因无钱相还，遂以书画作价向叶恭绰还债。收藏者多注意书画的流传有绪，但背后故事很少有人注意研究。深究下去，书画流传，特别是在同代之间的流传多和债务有关。叶恭绰、张葱玉这段书画流传转让的因缘，不仅有趣，而且于书画流传的历史和方式而言，都是极有价值的事例。

141 故宫人物片影／聂崇正

壮劳力不能大材小用干这样的活儿，于是唐兰和罗福颐两位先生担当起了此项重任，为此给他们二位用芦苇搭了一处小小的棚子，以遮风挡雨。两位矮矮胖胖又戴了圆圆眼镜的老者，就在棚子里轮流值守，这处芦苇棚子被戏称为“熊猫馆”。

150 市道交／范旭仑

美言可以市。刘孝标《广绝交论》于“势交”、“贿交”、“穷交”、“量交”四流外，更立“谈交”。因为赞美是无形中的贿赂，没有白受的道理。

155 傅增湘逝世的日期／宋希於

傅增湘故去之时，陈毅根本不在北京。而他在北京时如果亲自上门探望，就一定能见到弥留中的傅增湘，那种周恩来派陈毅持函探望，未及相见而傅增湘已病逝的说法，更是虚妄之至了。

165 题签之疑引出的故事——沈燮元《屠绅年谱》出版始末／高克勤

友人安迪觉得《屠绅年谱》的题签不像沈先生说的是吴湖帆写的瘦金体，而像沈尹默写的，遂撰文质疑，并让我找一下档案求证。通过档案发现，在《屠绅年谱》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有那么多现在被公认的名家参与其中……

180 海山仙馆及《海山仙馆图》／许礼平

潘飞声的这种感念畴昔，该比旁人都深切。荔枝涌上园林群以潘、叶两家为主，这在前面说过。潘飞声既是潘德畬的侄孙，又是叶梦龙的曾侄外孙，那么他的感慨该是双重的。

209 吴湖帆和周鍊霞的三场约会／刘 聪

同伤于中年哀乐，互许为人生知己，这才是吴、周二人能走到一起的关键。周鍊霞也正因为人生中遇到了一份难得的理解与慰藉，才渐渐敞开心扉，接受了这段本来不易成就的感情。

221 外祖父涤庵公摭忆／沈厚鋆

一次我去湜华先生书斋“音谷”拜访，先生以一副对联见示，下款署“癸亥八月李诜”，下钤白文“李诜”印、朱文“思本”印。湜华先生说这是他父亲王伯祥于上世纪50年代逛琉璃厂所得，但一直未能考证出作者为何方人士。我说，这是我外祖父的手笔。

245 记“文革”后召开的古代度量衡学术会议／丘光明

我把当年初拟选入度量衡这个课题的过程写下来，留给对度量衡史有兴趣的年轻朋友了解一些掌故，更是留下对那些德高望重的先生们的敬仰和纪念。

263 少为人知的“中国画创作组”／胡桂林

“中国画创作组”，顾名思义，就是邀请全国知名画家完成国家交办的中国画创作任务的专门机构，是现在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

272 艺兰逸闻录（下）／梅 松

白蕉兼工写兰，与传统的墨兰画法大不相同。据其自云：“父亲业馀种花，有几盆兰花是名种，我经常帮助他在清明前后翻种和管理。由于晚上看到壁上的兰花影子，我每天写字后写兰，注意兰品种和成长……”

286 编后语／严晓星

季海先生片谈（上）（节选）

王学雷

朱季海先生（1916-2011）去世已有八年，生前他曾向我说过，不喜欢人家写他。我没有问原因，感觉似乎是他怕写的人歪曲了他。他还对我说：“我的痛苦，你们可以感受得到，但我的幸福，你们也许永远也感受不到。”这种自信确实不是一般人所具备的，且在暗示：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一种不待求证的“痛苦”和无法求证的“幸福”。正如叔本华所说——“常人只能为功用的目的而生存，也常常遭遇相似命运的苦痛，但却毫无希望，得不到任何精神慰藉”，而这种“精神慰藉，它是天才人物的特权，这种特权是不可让渡于其他人的，而只能为其自身而专享”，那么——真正的朱季海确实是我们难于理解的，那种“幸福”的“精神慰藉”，“只能为其自身而专享”。正因为有了这个“暗示”，我一直不敢动笔写他，生怕“歪曲了他”，尽管从见到他的那天算起，至今已有二十八个年头。可是执拗的《掌故》主编，却偏偏在这时跳将着约我写写季海先生，并开导我说：“于情于理，你都得写。”深知我一向是个碍于情面的人。

有关朱季海先生的文字已然不少，这些出于各自目的和不同心境的文字，搜罗起来竟然也可编出一本书，或者编出一篇挺像样的学术年表来。霍金说“任何事情，只要在印刷品上出现过许多次，就会变成事实”——写这些文字的作者，有不少是出于真心的赞叹和怀念，但包藏私心，借先生来“消费”的也大有人在。后一类作者所要表述的，无非就是近年网上流行的那句话——“小丑在天堂，大师在流浪”，好像在对他们所谓的“大师”抱以“惋惜”和致以“哀叹”。但细细想来，这实在是“标题党”们所用的一种阴鸷手法，目的是吸引读者的眼球，博得点击率，最终达成对所述对象的一种“消费”。我想说的是，首先小丑的“天堂”不是大师会去的地方；其次真正的大师可以将身心自我放逐，但决非一般意义上的“在流浪”。我曾经也和许多人一样，对季海先生平生际遇“抱以唏嘘”，以为如果他能够“先屈后伸”，境况及成就必定将如何如何。可现在想来，这种假设推论并没有什么价值，尤其是在季海先生去世以后；而几乎所有报道季海先生生平的文字，都会针对他无业、饥困、治学条件差、脾气怪等进行外在的描述，但最终还只是说说而已。尤其是先生在世时被视为一种“遗响”，去世后则成了“绝响”，乃至——“他带走了一个时代”。这种调调，好像套在凡是具有“国学”背景的老先生身上都比较合适，如不久前去世的饶宗颐先生。这似乎又应了叔本华的另一句话“只有在他死后，世界才会发现他存在的标记”。当然，我们为了“行文需要”，适当地提及这些倒也无妨，然过度地论述或阐释，反而让人感到离真正的季海先生更远，好像整天说人家如何之“贫困”者，难道你一定就是“富足”的？这应该也是季海先生不喜欢人家写他的原因吧！

既然季海先生是我们难于理解的，就面临着如何来写的问题。八年间我对此也不是完全未曾考虑，但总是怀有畏难的情绪，而这次只能迎难而上了。我拟了个相对易于应付的题目，叫“片谈”，不难理解，就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地说。我和季海先生见面，几乎每次都是临时性的，是想到就去，或是偶遇于途，专门约见也就寥寥几次（我清晰地记得，与先生二十年的交往，见面地点不超过四处：最多的是在定慧寺双塔，其次则是我原先的单位苏州博物馆，另外则是观前街采芝斋二楼茶室和他初照楼下家里的门房），所以，想要完整地谈他既不可能，理解地谈，更不可能；加之我又是个“懒笔头”，从未想到过“怀铅握椠”记下些什么，有许多细节已记不清楚，一片片地丢失了；只能有所选择地凭记忆加以叙述，又一片片地拾起。因此，在叙述理解上又是较片面的。关键是我可以向《掌故》交差。

瞻韩之忱

俞明先生的《痴子》一文，是我知道季海先生的“启蒙读物”。俞先生离休前是苏州市委宣传部部长，《痴子》载于他所著的《姑苏烟水集》中，写的就是季海先生。文章中说，当时有些人“背地里把章太炎先生唤作‘章痴子’。太炎先生仙逝后若干年，他的一个关门弟子一个有大学问而性情古怪的朱季海先生也被苏人冠以‘痴子’的美称”。读罢，我于是就“想见其人”起来。不久，这个愿望竟得实现。

1992年夏天，有位张指逵老先生来找我祖父。张老先生身穿中式麻布衬衫，布钮颗颗分明，手里握着一柄包浆锃亮的折扇，快九十岁的样子精神依然矍铄，一看就是出身于以前那种殷实人家。后来读到周瘦鹃的《紫兰小筑九日记》，里面就提到与这位张老先生一起“大快朵颐”之事；又从吴梅1935年2月9日的日记中见到张老先生的午宴“菜品绝佳”的记载。方悟之前会有此印象。我当时学书法已有多年，最早由祖父启蒙，后来又师从华人德先生，华师也认识季海先生，当我读过《痴子》后就问华师，华师当然是很敬佩季海先生的，并说朱先生的书法也很好，如此就益加地“想见其人”了。可是请华师介绍我去拜访季海先生有点不好意思，不知这样做对华师和季海先生而言是否会很冒失，张老先生的到来确实为我打消了顾虑。

我曾祖父王佩诤先生（1888-1969）是章太炎先生在苏州的大弟子，季海先生则是他的小师弟。虽然在年龄上我祖父王劼安先生（1911-1994）要比季海先生还大上几岁，可从学行上说却要晚了一辈。对于这位小师叔，祖父对他的学问常用“好得弗得了”来形容，当然又加重了我“想见其人”的想法。这时，祖父对张老先生说：“我孙子学了几年书法，欢喜看书，想见见朱季海。”张老先生毫不犹豫地答道：“小事体，小事体，我来去帮季海讲，他天天都在双塔吃茶。”没过几天，张老先生真就带我到双塔去见季海先生了。

太白诗云“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其实封个“万户侯”当当，太白哪有不想的？当不了，却借此把韩荆州“拔拔高”还是可以的。而我见到了久仰的季海先生，了却了我“瞻韩之忱”，意图或许比太白要来得更真切吧。

得遂瞻韩

到了双塔，见季海先生头戴鸭舌帽，身着白衬衫和灰裤子，虽经多年的漂洗显得有些陈旧，却十分干净得体，脚上一双布鞋也是这样。桌上放着一个热水瓶和一只当茶杯用的酱菜瓶子，还有几本家里带来的书。那天天气十分地好，张老先生引我上前，对先生说：“季海，这个就是王佩诤的曾孙。”刚说完，季海先生突然挥手示意让张老先生离开，张老先生唯唯地往后一退，连声说：“好咯好咯，你们谈。”从此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张老先生，当时也忘了说声感谢，现在想起真的很感激他。但季海先生对张老先生的“挥之即去”，确实让我尴尬，他一点也没顾忌人家的面子，给我的第一印象正如人们对他的通常评价“狂狷”、“古怪”。

时间过去了二十八年，那天和季海先生都谈了些什么已记不太清楚，但我冒失地向他求证关于他的“狂狷”和“古怪”的话题，却还清楚地记得。除了之前读过俞明先生的《痴子》，在拜访前我还另外做了点“功课”：因为家里订有《文史资料选辑》，对有兴趣的文章也时常翻阅，其中有一期上就刊有任启圣的回忆文章《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讲学始末》。这位任先生是1935年夏山东省教育厅的保送生，并非太炎先生的入室弟子，他在文章中提到季海先生名为“朱浩”，实是“朱学浩”的漏略，惟不知是出于无意还是故意。我关注的当然不是这个，所关注的是下面这段文字：

浩，苏州人，学问渊博，颇得（章）先生器识，因藐视诸助教，甚少听课。及先生殁，浩亦挽以联，上联为“赐尔来何迟也”，下联为“禹吾无间然矣”，运用自然恰合身份。余以同学关系，曾交谈数次，其人面目俊秀，言吐风雅，惟恃才傲物，旁若无人，盖亦狂狷之流。

这段文字中，我最关注的是末句，也就是第一次见到季海先生所要求证的话题。季海先生听过后大笑：“我哪里狂了？”我知道，先生的回答是缘于“不自知”罢了，哪有承认自己“狂”的？这或许就是一般或是初次见到他的人，对之所产生的一种很自然的印象——要不，他怎么会把那位张指逵老先生“挥之即去”呢？顺便补充一句，那天季海先生见到我后十分客气，叫我自己到茶室边上拿个椅子和他慢慢聊，与对张老先生的态度截然不同。

从此，我总算了了“瞻韩之忱”，总算是“得遂瞻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