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有关匈奴历史的中国史料
关于匈奴历史的文字记载，最古的是中国的史书。近代的一些考古学者，曾在我国北部的蒙古高原与西域，也就是古代匈奴人居住过的地方，发掘出一些古迹与古物。但正如《史记》与《汉书》所说，匈奴“毋文字”。所以，如果没有中国的记载，即使人们找到这些古迹与古物，可能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古代匈奴人所遗留的。
在欧洲的历史上，也有关于“匈人”（Huns）的记载。匈人之在欧洲者，在其强盛时代， 兵威震动了整个欧洲，唯时间只有百年左右。史书记载匈人在欧洲的活动既少，且零碎片断。即如参加过东罗马帝国使团出使匈人王庭的普利斯库斯（Priscus）的很宝贵的出使记录，也只是叙述这个使团的所见所闻，对于匈人在欧洲的历史，也只是相当于一章一节而已。
不仅这样，欧洲的匈奴本来是来自中国北部的高原或北亚，中国史书既没有记载匈奴人到过欧洲，欧洲的史书也没有说过欧洲的匈人是来自中国的北部。可是经过两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学者的研究，尤其是从中国古书所载的匈奴西徙过程来看， 现已证明， 欧洲的“匈人”就是中国史书所载的“匈奴”。这样，要想研究匈人的历史，从中国史书着手之必要便更为明显了。
《史记·匈奴列传》可以说是世界上关于匈奴历史的较有系统、较为全面的最古的记载。在这以前，虽然也有关于匈奴的记载，如《战国策》《淮南子》及贾谊的《新书》等，可是这些记载多是片断的，是针对有关匈奴的某个问题来发议论的。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说：“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史记·匈奴列传》开头就从其祖先来源说起， 说匈奴的祖先是夏后氏的苗裔，经过的时间为商、周与秦，约两千年。似乎以为匈奴在唐虞以上叫作“山戎”。它又对匈奴人的生活习惯加以叙述，然后从公元前 3 世纪的匈奴单于头曼说起， 经过冒顿、稽粥、老上单于以至且鞮侯单于时代（公元前101—前96 年）与狐鹿姑单于时代（公元前96—前85 年），至李广利降匈奴时止（公元前90 年）。
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直到叙至战国时代或是赵国李牧时代时，才用“匈奴”这个词。他指出：“冠带战国七，而三国（按， 指燕、赵、秦）边于匈奴， 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
在战国或李牧时代之前，司马迁对于中国北部，包括东北与西北的外族，用了很多不同的名词去称呼。这些名词的差别，似乎因时代不同而各异，或因地域不同而异。他说夏后氏的苗裔叫“淳维”， 但又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其后三百年，又有戎狄，攻大王亶父。周西伯时代有畎夷氏，“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齐桓公时代有山戎，晋文公伐的则是戎翟。翟有赤翟、白翟。戎有西戎、绲戎、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多种戎。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 然莫能相一。”后来“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是较后采用的名词，但除“胡”作为一个专门名词之外，还有林胡、东胡。
“胡”常用以指匈奴。“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这个“胡”就是指匈奴。但东胡则是后来的鲜卑与乌桓，在民族上是有别于匈奴的。林胡是否为匈奴或东胡或其他种胡， 则不得而知。
在战国或战国末年以前，匈奴的历史是很不清楚的。司马迁写《匈奴列传》时可能也还没有弄清楚，而把我国北边，包括东北、西北的不同民族都列举出来作为绪言，不一定是说这么多的不同民族都是匈奴人或其祖先。
只有秦以后，即匈奴单于头曼以后的匈奴的历史，司马迁才搞清楚，每个单于不单名号记下来，而且记了在位年数和在位期间的大事。我们今天能够知道自公元前3世纪至汉武帝时二百多年间的匈奴的历史，不能不归功于司马迁。而且《史记》以后的史书，如《汉书》《后汉书》等，也是跟着司马迁的作法去记载匈奴的历史。从这方面来看，司马迁可以称得上匈奴史之父，其实他也可以说是中国史之父。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和后来的史书的《匈奴传》所记载偏重于汉族与匈奴的关系， 至于匈奴内部的情况和匈奴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则记载不多。汉族是匈奴的劲敌，汉族与匈奴的关系，在匈奴的历史上占最重要的地位。汉族因为要抵抗、攻击匈奴，便与匈奴竞相争取东胡，尤其是争取西域。所以在军事上、外交上、商业上，不止与匈奴有直接关系，而且与东胡尤其是与西域（西至新疆葱岭以西的中亚细亚，以至黑海、印度、波斯）也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部匈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汉族与其北边、东北、西北民族的关系史。司马迁《史记》中的《大宛列传》，就是后来史书中之“西域传”。研究《史记·匈奴列传》的人，不能不读《大宛列传》。所谓“断匈奴右臂”，“右臂”即西域。西域被汉王朝控制之后，匈奴在人力、物力、财力上， 都受到很大打击，这与匈奴的衰弱有密切的关系。
《汉书·匈奴传》分上、下两传。传上从最古至公元前58年（宣帝神爵四年），传下从这时到更始时代（公元23—24年）。
班固在《汉书· 叙传》中说，他的先世曾居楼烦，前汉元帝时（公元前48—前33年）其先世有班伯者，曾以为“家本北边，志节慷慨，数求使匈奴”，“河平中（公元前28—前25 年）单于来朝（按，指复株累若鞮单于于公元前25年来朝），上使伯持节迎于塞下”。班固的父亲班彪对于当时朝廷对匈奴的政策曾有所论列，班固自己还陪窦宪、耿秉带领军队去打过匈奴。窦宪击败匈奴，至燕然山刻石记功，碑文就是班固所撰。他的弟弟班超，曾在西域三十余年，建立功业，“断匈奴右臂”。所以班固对于匈奴不仅有书本与公文的智识，而且有实践的体会，虽则他只记了前汉匈奴的情况。《汉书· 匈奴传上》除李广利投降匈奴以后的历史外，其上半部分主要是抄录《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迁所叙述的匈奴史，只到汉武帝在位的一部分时间。虽然汉王朝与匈奴战争的高潮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已有记载，但是与这个高潮不可分割的后来的历史，有了《汉书》《后汉书》和后来的史书的记载，我们才能看到匈奴历史的全貌。从这一点看，《汉书》的记载，所占的时间较长，所叙述的也较为详细，对于后来研究匈奴史的人有很大的帮助。
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中有一篇论赞，对当时汉武帝大事征伐匈奴有所谴责，但文字极简单。班固的《匈奴传赞》则把前汉的所谓“忠言嘉谋之臣”对匈奴的意见加以综合叙述，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也是研究前汉时期匈奴史的人应该注意的。
范晔的《后汉书》中有《南匈奴列传》，对于北匈奴的历史只是在《南匈奴列传》中附带地加以叙述。他的《南匈奴列传》始于后汉初年的南匈奴醢落尸逐鞮单于比，终于后汉末年的呼厨泉单于。呼厨泉单于于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 216 年）来朝，曹操留他在邺，另使其右贤王去卑回到平阳， 监管匈奴的五部国。
范晔《后汉书》之所以只为南匈奴立传而不为北匈奴立传，大概是因为南匈奴接近我国的边塞，关系较多，故史料亦多。而北匈奴则远在塞外，且往来无常，情况既不清楚，史料自不易得。可是尽管如此，在《南匈奴列传》中，也有许多处是叙述北匈奴的。而且，南匈奴自呼韩邪降汉以后，成为汉朝属国，虽然有时反抗汉朝，但也往往帮助汉朝征伐北匈奴。因而从《南匈奴列传》中，也可以得到不少北匈奴的史料。
东汉时，很少征伐南匈奴。无论在军事上或外交上，主要对象是北匈奴。如窦宪深入漠北，“大破匈奴”，这个“匈奴”便是指北匈奴。班超在西域经营三十余年，其对手主要也是北匈奴。可惜当时对于北匈奴的情况，只是当北匈奴扰乱边境时，汉廷才特别注意，而当其败走后，人们就不去追究了。如公元91年，北单于为右校尉耿夔所破，《南匈奴列传》就说：“逃亡不知所在。”其实只是汉人不知其“所在”，他们可能更往西北走，可能后来杀死粟特王而占有其国的一部分，也可能就是侵入欧洲的匈奴人的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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