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20世纪的世界大战一般,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爆发不过是第一次布匿战争未竟事业顺理成章的延续。或许,更重要一点是,在这两个例子当中,初战告负的一方往往是因为一个关键人物的行为而被拖入第二次战争,汉尼拔之于迦太基,犹如希特勒之于德意志。这两个人都在战争初期获得了一系列令人目眩的胜利,将他们的对手逼到了崩溃的边缘,1940年的英国如此,坎尼战败以后的罗马亦是如此。然而英国和罗马都做到了正视逆境,并且设法在灾难的尘埃中重获胜利。
当然,还有第三次布匿战争。这场战争因复仇而被挑起,发起的一方精心谋划,意图让迦太基彻底毁灭——或者称之为斩草除根。我们已经避免了遭受这般命运,但是倘若真的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多数我们称之为文明的结晶之物将会遗落于废墟之中。最终,我们会认识到我们需要而且必须限制战争。
我们也可以从更为个人的角度审视这些古代冲突体现出的东西。一个国家的良知通常可以从退伍士兵,尤其是战败的退伍老兵的命运中得以展露。尽管举措姗姗来迟,但是现在美国人已然在力所能及之处尽力帮助那些越战老兵恢复健康,消除他们孑然而归的不堪记忆,并且郑重保证那些自伊拉克回归的老兵不会再遇到这种糟糕的情况。罗马的例子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关爱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审慎以待的问题。
在坎尼会战结束之后,元老院不仅背弃了战役的幸存者,还往他们身上泼脏水,将他们放逐至西西里岛长达十数载。只有那些来自同样被汉尼拔粉碎的部队的被放逐者们,才会加入他们的行列。绝大多数战斗中的幸运儿,会在一两次战役后,被撤销编制,而后回归故乡,与家人团聚。乡间13的生活举步维艰,一个家庭的生存需要依赖士兵。但是这些被集体冠以“坎尼军团”的牺牲者们,已然臭名昭著,被遗弃于地狱边缘,因为他们的家庭生活早已不复存在。他们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坎尼的幽灵”,而他们的故事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现在我们只需要知道,在诸多指挥官们走马灯似地上任卸任之际,唯有一位将领愿意给予这些坎尼幸存者们努力救赎的机会,他便是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他们追随西庇阿来到非洲,向当初摧残他们的敌人进行了可怕的复仇,他们的忠诚也理所应当地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西庇阿和元老院开创了一项危险的先例。不久之后,罗马的军队将会唯其统帅马首是瞻,而非元老院,因为前者更能保证他们的将来无虞。而当军队的统帅剑指罗马之日,他的部下亦会应声而战。这将会是一个永志不忘的教训。
坎尼会战所带来的致命辉煌是如此意义深远,以至于这场对决成了日后被学习和效仿频率最高的战役,甚至时至今日,依旧在军事史和人类战争事业上投下了长长的阴影。这场战役在精神与记忆中的正式地位,同样也提供了一个反例,这个反例同我们对于传统西式战争的基本预判大相径庭。一般我们都认为,武装冲突在本质上是集结大量军力去对抗并取得压倒性胜利,继而可以行之有效地击溃敌军,取得最终的全面胜利。然而以下有一个很好的反例:在汉尼拔盘踞意大利半岛期间,他从未遭受大的战术性失败。公元前216年,在坎尼会战以及之前的一系列击溃之后,汉尼拔已经几乎消灭了罗马所有的野战部队。在此之后,虽然不太广为人知,但汉尼拔持续消灭了整个罗马的诸多部队。然而,他依旧无法取得全面胜利。“我们在意大利,在我们的家园领土上进行战斗,”费边·马克西穆斯对日后阵亡的卢修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如是建议,“而恰恰相反,汉尼拔是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在一片充满敌意的土地上战斗……假如我们稳如磐石,那么最终我们将取得胜利,因为我们的对手会被不断削弱,难道你会对此表示怀疑么?”时间是罗马的盟友,这位狡猾的中流砥柱所提出的策略类似于一种全民暴动——小规模战斗、骚扰汉尼拔的补给源,并且对那些误入歧途投靠汉尼拔的人进行残酷的报复。作为罗马人,罗马当局从未满足于这种策略。但是,在罗马涌现出能够以牙还牙击溃汉尼拔的将领之前,这种策略足以让罗马继续维持战争,逐步限制汉尼拔的行动自由,并且渐渐将汉尼拔孤立在靴状意大利半岛的鞋尖部位。最终,汉尼拔不得不率军撤离,虽然世人皆知他赢得了每一场战役,但他输掉了整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