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雍正的一方“为君难”印玺说起。
雍正即位的第一年，元宵节刚过，他就把御书的“为君难”三个大字，挂在了养心殿西暖阁。众所周知，养心殿西暖阁是雍正为父皇康熙服丧期间召见大臣、处理朝政的地方。由于这三个御书大字，长三尺九寸五分、宽一尺六寸六分，格外醒目，因而大臣们纷纷猜测：新皇帝为什么要悬挂这几个大字？大臣们疑虑之际，第二天，怡亲王允祥小心翼翼地，把精挑细选的三枚红色寿山石交给雍正。《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记载，雍正亲自下旨，令把一方寿山石下边砣作腰圆形，镌刻“为君难”。到了四月十九日，造办处将一方长8.6厘米、宽5.2厘米的“为君难”长方印玺镌刻完成。
时间又过了近两年，到了雍正二年十月十七日，雍正在乾清宫召集满汉王公大臣，当面发布长篇谕旨，开篇就说：
自古为君难，至于朕躬缵承大统，尤为难之难者。
——《雍正朝起居注册》
贵为九五之尊的雍正，即位时四十五岁，正值人生的盛年，雍正为什么要反反复复大讲“为君难”？饱读诗书的大臣们清楚，“为君难”语出《论语》中有名的“子路”篇，是说子路等人向孔子请教如何做一个称职的领导者。今天几乎家喻户晓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就出自这一篇。鲁定公请教孔子：有没有一言可以振兴国家这样的话？孔子回答说：话不能说得这样绝对，但有一句近似的话，就是“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后面一句话是说，如果知道做君主很难，不就是接近一句话可以让国家强盛起来吗？隐含的意思是说，君主做出的重大决策，影响国家的所有人，因此要十分慎重。
回过来说，雍正为什么说他当皇帝，就“尤为难之难者”？有的方面，他做了解释，有的是他的隐衷，无法说出口。简单说，雍正所说的“为君难”，就是雍正执掌大清国所面临的三大压力。
来自继统的强烈质疑
雍正即位当了皇帝，但他拿不出康熙生前传位给他的令人信服的谕旨、诏书，加上康熙晚期近二十年的储位之争卷进去的皇子、大臣实在太多，因此他即位后承受着与一般君主不一样的继统压力，质疑他、抵制他得位不正的王公大臣绝非个别，而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团体。这种抵制在雍正即位之初的二三年间表现得最强烈。不但廉亲王允禩，贝子允禟、允䄉质疑他，就连他的同胞弟弟允，回京奔丧时，也明确提出要看康熙的传位诏书，表明对雍正即位的质疑。
这些质疑的影响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雍正一是担心自己的皇位不稳，被夺了去，二是担心反对他的人谋害他。雍正几次上演“让位”闹剧。雍正三年三月，当在西北负责看守允禟的都统褚宗向雍正密报允禟在西北收买人心，大得军民拥戴时，雍正朱批说：“他们如果真能收服天下，朕实既高兴又惭愧，就把皇位让给他们啊。”这样的朱批显得雍正不那么自信。半年后，雍正在西安将军、宗室贝勒延信奏折上朱批：
朕躬颇安，竟发福了。朕在此三年未曾指望能如此轻易挺过去。
雍正没有想到这三年能够轻易挺过去。这话说得很直白，也说明他面临稳固皇权的极大压力。
雍正甚至担心自己被允禩等反对他的人谋害。一次，他对大臣们说：“朕受皇考付托，则朕之一身，上关宗庙社稷，不得不严加防范。允禩在皇考时毫不逊顺，恣意妄行，至今仍然不止。皇考与允禩是父子君臣的关系，朕与允禩等人是兄弟关系，允禩可以置君父大义于不顾，又岂能在意我这个皇帝哥哥？朕岂能不顾念祖宗的社稷江山？”为防范别人加害，他几乎不敢离开京城，而年羹尧、隆科多也屡次提醒他“诸王有变”，说白了，就是这些兄弟对他当皇帝不服，预谋推翻他，为此他即位不久，就迫不及待地秘密立太子，就是为了让反对他的兄弟们断了觊觎皇位的念想，正告几位兄弟：即便我雍正有什么不测，大清的江山仍由我的太子接班。同时，他把这几个兄弟进行空间上的区隔，让他们无法在一起谋事。
雍正的继统压力大约持续了四五年之久，直到处死允禩、允禟后，才大体告一段落。但民间仍然议论纷纷。曾静谋反案出来后，在偏远的福建的一个县里，还发生一件“三王让位”的案子。
雍正八年七月，福建学政戴瀚在漳州府进行岁考完毕，路过上杭县时，有个自称童生、年近三十，曾在该县衙门当帖写书办的叫范世杰的人，拦路向戴瀚投递呈词，戴瀚以不是放告期为由拒绝接收。过了几天，到了放告期，范世杰向戴瀚投状子。戴瀚以为是士子之间有什么争执的事，但一看呈词，发现竟然是说曾静之案，更让戴瀚感到震惊的是，状子里还有这样一段话：
皇上三兄有抚驭之才，钦遵父命，让弟居之，而圣君不敢自居于是，三揖三让，而后升堂践天子位。
意思是说，康熙本来是让诚亲王允祉即位，但允祉把皇位让给雍正。由于此事发生在偏远的福建，又是讲皇位传承的大事，戴瀚不敢私下处理，只好向雍正密奏。雍正接报后令戴瀚同福建总督、巡抚一同秘密审理。戴瀚问上书人，康熙去世、雍正即位“授受之际，正大光明，你的话从哪里来”？他回答：“听见城里人人都是这么说的。”戴瀚问：雍正六年十一月颁发上谕，“宣示皇上继统登极之事，甚为著明，你可曾见过吗”？范世杰说他见过。此时，曾静的案子牵涉吕留良的部分还没有处理完，雍正也不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朱批做低调处理：所奏甚属可嘉。地方大员果一一将此等事概不隐匿消灭，此等棍徒匪类，何患不净尽也。但览其呈词，乃一不安分、希侥幸之小人，亦无甚悖逆不法之意，究问得情则已，非铺张彻底之事，将此谕亦令督抚知之。
戴瀚将雍正关于秘密审讯的谕旨传给福建总督、巡抚后，三人又 在总督衙署对范世杰进行秘密审讯。审完后，三人联衔密奏，说该案应判范世杰流三千里。徒流人犯历来由一个省的最高司法官按察使向刑部题奏，但如此一来，这个案子岂非尽人皆知？不符合秘密审理的要求。应如何判处，戴瀚请雍正指示。雍正朱批：押交原籍，命范世杰朔望宣讲《大义觉迷录》。
“三王让位”这个案子说明什么？说明尽管事实上雍正的江山已经稳固，但关于他得位不正的传闻并没有停歇下来。而且，虽然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发布的历史最长谕旨为他即位定了“标准”答案，但民间仍不相信出自雍正谕旨的这个传位“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