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记述了中国社会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建立、发展、变迁的过程，介绍了陶孟和、李景汉、陈达、吴景超、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等社会学家的学术观点、社会实践和人生探索，探讨了中国社会兴衰与社会学以及社会学者命运的联系……
　　《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2007年），第五届胡绳青年学术奖提名奖（2009年）。

　　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者，曾经苦苦探索，以源自西方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的文化体系与社会问题，试图在动荡的大时代中寻找一条强国富民之路。《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生动翔实地勾勒了中国社会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建立、发展、变迁的过程，记述了陶孟和、李景汉、陈达、吴景超、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等社会学家的学术观点、社会实践和人生探索，探讨了中国社会兴衰与社会学以及社会学者命运的联系。
　　《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见解独特，是研究中国社会学史的一部力作。
　　《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可供社会学界教师、学生和研究者阅读，也可供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研究者参考。

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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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前言
第一章　社会学在中国的兴起
第一节　以群学治群
第二节　学科体制建设的起点
第三节　“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
第四节　以实地调查记录社会变迁
第二章　社会学在中国的成长
第一节　第一代中国社会学者群的形成
第二节　社会学学科之规模与地位
第三节　中国社会学者之社会观
第四节　西方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
第三章　中国社会调查运动
第一节　信仰社会调查
第二节　社会研究的困难
第三节　奠基石
第四节　“涓涓之水”
第四章　乡村社区——社会学的实验室
第一节　为谋求全体农民的幸福
第二节　认识农村，改造农村
第三节　民族文化之再造
第四节　求治必于乡村
第五章　人口——社会的基本元素
第一节　乐观？悲观？
第二节　现代人口统计之路
第三节　生活难，工作亦难
第四节　中国现代人口普查的开端
第六章　出山作得许多声
第一节　吴景超的为人与治学
第二节　“第四种国家”的出路
第三节　中国工业化的途径
第四节　从“新经济”到“新路”
第七章　乡土中国
第一节　建立比较社会学的基础
第二节　黑暗中的探索
第三节　乡土重建
第八章　人·环境·文化
第一节　社会的文化基础
第二节　民族的“位育”
第三节　从历史到现代的桥梁
第九章　1949年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第一节　唯物史观的新社会学
第二节　以“阶级分析”调查农村
第三节　谋农村问题之根本解决
第四节　工人运动与劳工问题
第十章　社会学与社会建设
第一节　社会学者之政治观
第二节　社会学与社会行政
第三节　浮动的局势与人心
第四节　十字路口的抉择
第十一章　社会学在新时代
第一节　社会运动与社会学
第二节　重新定位
第三节　社会学的“改造”
第十二章　　“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
第一节　为社会学说话
第二节　“修桥补路”
第三节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人口
第四节　“百家争鸣”与“互相监督”
第十三章　学术与政治
第一节　根本的分歧
第二节　“败军之将不可言勇”
第三节　“国家的放火犯”
结论
参考文献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者。他们曾经苦苦探索，以源自西方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的文化体系与社会问题，试图在动荡的大时代中寻找一条富国强民之路。为了坚持理想和信念，他们付出了青春、事业，有的乃至献出了生命。然而，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社会学并未如社会学者所期许的那样发挥作用，甚而在特定的年代遭到了遏止。这种局面一直到1979年方得以结束。
　　1979年春，在北京，数十位相关人士聚在一起，多次开会讨论恢复社会学。3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出席社会学座谈会，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讲话。他指出，社会学在中国曾经遭受迫害、被禁止，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并且使用非常粗暴的方法，禁止社会学在中国发展、存在、传授，这是完全错误的，无论从哪一种观点来说都是错误的，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认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就不需要社会学，这中间是不能划等号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取代关于社会的各种科学，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还是要专门研究的。生产关系既不能代替社会关系，也不能包括全部社会关系。社会生活里的问题并不因为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由有问题的社会变到了一个无问题的社会。对现代社会学积累的知识和方法，要认真研究，可以提出批评，但这种批评应是准确的、科学的、有限制的，不要随便下一个无限制的断语。要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了解和研究社会学。【1】
　　胡乔木讲话的主要目的，是试图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重新为社会学确立一席之地。他所讲的观点，在二十多年后中国社会学蓬勃发达的今天，已经成了无可争辩的共识了。然而，在那个意识形态刚刚开始“解冻”的特殊年代，尤其是对那些历经磨难、心有余悸的学者来说，却具有极大的震撼力。以后来担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多年的袁方为例。当袁方受邀参与恢复社会学的活动时，其家人坚决反对，并劝他说：“千万不要再惹麻烦了！”后来全家商定，他可以参加会议，但只能听别人发言，自己不要说话。【2】是啊，这怎么能怪他们！回想1957年，正是因为参与恢复社会学，袁方被划成“右派”，送到“北大荒”劳改，并目睹了自己所尊敬的师长们，为了替社会学说话，一个个被打成“右派”，降职降薪，遭受折磨，有的甚至蒙冤死去。因此，当胡乔木让大家放心大胆地工作，说是过去那种特殊的历史不会再重演，他要为开展社会学研究摇旗呐喊的时候，在座的人们无不感慨万千，其复杂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座谈会后不久，相继成立的有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后改为中国社会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由费孝通担任会长和所长。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山大学等高校，先后建立了社会学系。有关社会学的论著陆续出版。1979年3月，邓小平在某次讲话中特别提到，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被忽视多年，“需要赶快补课”【3】。至此，自上而下达成了共识：中国需要社会学。至于重新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学，可以讨论。至少，社会学这个名词不再是禁忌。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终于得以重见天日。而期盼这一天的到来，从1952年“院系调整”社会学被取消算起，社会学者们等了整整27年！
　　社会学，究竟是怎样一门学科？它在中国曾经走过哪些不平凡的历程？本书即试图勾勒出社会学在中国兴起、成长、中断、再生的曲折历程，自始至终所围绕的主题，是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与时代变迁的相互关系和作用。这个研究题目的价值在于：
　　第一，在学术价值上，近代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变迁起伏跌宕——革命，改良，战争，政权的交替，文化的存废与兴革，这些都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所在。研究社会学的发展，可以为深入考察中国近、现代历史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而且，社会学这门学科既以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又受时代环境所影响，这一学科同研究对象之间的密切互动，本身就构成了独特的社会现象，成为“社会学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ociology）研究的基本课题。特别是社会学作为一门起源于西方的科学，其在近、现代中国的曲折经历，生动地反映了科学与传统、理论与应用、学术与政治、革命与改良、中西方文化之间多重的矛盾和冲突。因此，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成果，能够丰富社会学的社会学研究领域。
　　第二，在社会意义上，中国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所推行的社会经济改革，即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良运动”。其面对的各种社会问题，有许多都是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们所关注的课题，如人口、“三农”、劳工、家庭、犯罪、社区、城乡关系、财富再分配、利用外资、人文教育、文化建设、社会保障等。社会学者们早年的研究成果，不但包含了解决某些具体问题的答案，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社会改革的整体思路，对今天的人们仍具有启示。
　　第三，在研究方法论上，从“显历史”的背后揭示“潜历史”。简单地说，历史是对过去的人物或事件的记述，而这种记述带有极强的选择性。一般而言，被“选择”的人物或事件，代表的是与记述者所处时代相适合的主流价值观，可称其为“显历史”。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由于各种因素，大量的被埋没了的人物或事件，可称其为“潜历史”。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便充满了大量的“潜历史”的内容。也可以说，中国社会学史即是一部遭受淹没的“潜历史”。
　　例如，有不少人了解严复曾译介西方社会学说，但却不知美国传教士葛学溥、步济时等人在创建中国社会学上所起的关键作用。人们耳熟能详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有胡适、陈独秀和李大钊，但一般不知道还有社会学家陶孟和。大家都很熟悉“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而不了解“社会调查运动”。很多人知道20世纪50年代主张控制人口的经济学家马寅初，而不了解自20年代起便致力于人口研究、提倡生育节制并在抗战时期主持了一次严格按照现代统计方法的大规模人口普查的社会学家陈达。在乡村问题上，人们都熟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而不大了解包括社会学者在内的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人们或许知道乡村建设的领袖梁漱溟与平民教育家晏阳初，但却不了解早期农村社会学家杨开道。文学家冰心可谓家喻户晓，但人们却不了解她的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在建立社会学的“燕京学派”方面所做的贡献。老舍创造了一个洋车夫的艺术典型“祥子”，李景汉却调查了1400位洋车夫的工作与生活。费孝通所倡导的“乡土工业”（或乡镇企业）是众所周知的，而吴景超曾提出的社会建设论，特别是其融合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新路”主张，却鲜为人知。人们都了解北京大学在近代中国曾开风气之先，而不知晓燕京、清华等高等学府亦曾人文荟萃。
　　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唯有下功夫挖掘“潜历史”，方可能更真切而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这是作者撰写本书时在治学上的一点体会。
　　阎　明　
　　2002年夏
　　注　释
　　【1】　参见《胡乔木同志在社会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打印稿），1979年3月16日。
　　【2】　袁方：《要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搞资产阶级社会学——有关五七年在党领导下开展社会学研究的一些情况》（打印稿），1979年3月15日。
　　【3】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180～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西欧。从历史背景看，社会学是适应西欧急速的社会变迁的需要而产生的。在西欧工业化、都市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需要解释，并加以解决。从学术背景看，此时自然科学已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日益精进，采用的研究方法或手段不断得到改善，学科的分化也愈来愈精细。因此，人们对于深入地认识社会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1838年，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在他所著《实证哲学》第4卷中，首次使用“社会学”一词。这在习惯上被看做是此门新学科生命的开始。此前，他曾称这门新学科为“社会物理学”，期望像牛顿发现物理学定律一样，发现一套能解释社会现象变化规律的“孔德定律”。后来，孔德以拉丁文socius（联盟，伙伴）和希腊文logos（学问、真理）合成sociologie【1】这一新词。在创立社会学的过程中，孔德认为，人类对于各种自然现象——机械的、无机的、有机的，都已有专门的学科分别进行研究，即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这些学科，依据其研究对象的逐渐复杂而依次精深。同自然现象相比，人类社会组织最复杂，研究社会现象的学科也应最精深。因此，社会学作为最晚出现的一门学科，应当是建立在其他学科基础之上，并且要充分利用其研究成果的“科学之王后”（queen of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