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论证荀子群学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社会学。为此，作者们从浩瀚史海中，精选了4个基础性概念和30个基本概念，构成了群学概念体系，以此作为证明群学存在性的根据，以及其历史绵延性的载体。立足于群学概念体系，才能遵照学术积累规律，使中国社会学具备实现中西会通的必要条件，才能明确中国社会学的基因和特色，才能形成和彰显中国社会学的独特优势，从而论证了荀子群学及其概念体系是实现21世纪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历史基础。

　　景天魁，男，1943年4月出生于山东蓬莱，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政法学部副主任，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社会认识论，现从事社会认识论、社会科学方法论和社会学哲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简介
文前辅文
前言　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历史基础
第一编　总论
第一章　中国社会学的源流问题
第二章　中国社会学的基础性概念
第二编　中国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合群与能群
第三章　修身
第四章　齐家
第三编　中国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善群与乐群
第五章　治国
第六章　平天下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前言　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历史基础
　　所有的中国社会学人都期盼中国社会学的崛起，这是毫无疑问的；大多数中国社会学人都相信中国社会学在21世纪能够崛起，虽然我对此并没有做过调查统计，但基本上也是用不着怀疑的。因为，以中国历史之辉煌、文化之璀璨，“崛起”本在情理之中。虽然中国近代以来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然而奋发图强的力量积蓄了几百年，已到全面爆发之期，当此之时的中国学术，正所谓“给点儿阳光就灿烂”。而在中国的崛起过程中，必有中国社会学的崛起。中国社会学者的使命，就是努力推动和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说到“理论自觉”，这就是最义不容辞的理论创新的自觉行动。2014年3月，我先后在南开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的两次演讲中提出，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是中西古今问题。中西会通，这是空间性的一维；传承和弘扬中国社会学的优秀传统，这是时间性的一维。二者结合起来就是实现中国社会学崛起的两翼。促使二者结合的现实基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实践，以及这一伟大实践给社会学提出的时代性课题。尽管时间性和空间性都有很广泛的含义，但在这里实现了时空的高度统一。在此一统一过程中，延续和弘扬中国社会学自己的传统，并实现中西社会学在更高水平上的会通，成为二而为一的任务。
　　中国社会学的崛起，有现实基础，也有历史基础。本书探讨的重点是其历史基础。那么，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为什么必须探寻它的历史基础？这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而历史基础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诸多方面，所谓探寻社会学之历史基础，这里是指探寻中国社会学的本土起源和历史。可是，如果中国社会学果真如百年来已成习惯的说法那样，完全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那就无须探寻它的本土起源。这样，探寻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历史基础问题，就聚焦到它的学科史基础问题上，所要回答的问题也就转换为：应该怎样认识、怎样对待、怎样探究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史？
　　一　怎样认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史
　　一说到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史”，立即就会碰触到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多少年来都说中国社会学是“舶来品”，即西方社会学之传入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史。在此之前，如果说中国本土没有社会学，何来“学科史”？照此说来，中国社会学只能以西方社会学史为自己的历史，此外并无本土的学科史。此一说法风行百年，俨然成了铁案。
　　然而，这种说法符合历史实际吗？果真具有站得住脚的理由吗？为了讨论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对所谓“中国社会学”做出区分，将其区分为“中国(本土)社会学”和“中国(现代)社会学”。“中国(本土)社会学”研究，是要回答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可以称为“社会学”的学问这一问题，如果存在，它的内容和特点有哪些，以及它的发展脉络和实际作用、它的现代转型和创新等问题有哪些；“中国(现代)社会学”内容就更为复杂，可以区分为三个部分：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扩张，中西社会学的会通，“本土社会学”自身的转型和更新。所谓“中国社会学的现代转型”，其实就包含这三条路径。这三条路径或三个方面，在不同时期侧重不同，在不同学者那里也有所侧重或偏好。就研究者个人而言，可以选择其中的一条路径或一个方面，也可以不局限于此。就整体而言，不论单用哪一条路径或哪一个方面来概括“中国社会学的现代转型”和“中国现代社会学”都是不全面的。
　　本书所称的“中国社会学”是指“中国本土社会学”。本书仅限于研究它的起源和绵延，回答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可以称为“社会学”的学问这个问题，并研究它的内容和特点。
　　做这样一项研究的前提是，突破并否定自清末民初以来一百多年间流行的几个“定论”：中国社会学的开端是西方社会学的传入，中国社会学史等同于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国古代只有“社会思想”而没有社会学。要突破并否定这些“定论”，绝非易事。首先遇到的就是，要确认或否认“群学的历史存在”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问题。
　　(一)关于群学的历史存在
　　确认荀子“群学”就是社会学的第一人，当推严复。他在译介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一书时，特意将“sociology”译为群学。严复此举的高明之处，不只在于翻译，更在于确定了西方社会学这门学问其实中国古已有之，正所谓“古人之说与西学合”。此后，梁启超则盛赞荀子是“社会学之巨擘”，并且指出群学的内容“与欧西学者之分类正同”。在西方学者中，首先明确肯定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已由荀子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的，当推英国功能主义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费孝通先生晚年曾经多次提到并肯定他的此一论断，并且表示很想好好研究荀子及其思想。另一位早在1940年就独立地肯定中国古代就有社会学的，是后来担任吉林省社会学会会长的东北师范大学丁克全教授。1980年，中国台湾社会学家卫惠林也指出荀子是“中国第一位社会学者”。
　　以上诸位先贤所肯定的荀子群学即为中国社会学，凿凿有据。这证据就是群学的内容与西方社会学相“合”。而关于群学的基本内容，严复和梁启超都从核心概念(“群”、“分”、“义”)和基本命题(“人生不能无群”、“明分使群”、“义为能群之本原”)等方面，对荀子“最为精审”的群学做过概括。笔者在表述“中国社会学之源”时，也曾冒昧地做过一个扩展，认为以荀子“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是以墨子“劳动”(“强力”、“从事”)概念为逻辑起点，以荀子“群”概念为核心，以儒家“民本”概念为要旨，以礼义制度、规范和秩序为骨架，以“修齐治平”为功用，兼纳儒墨道法等各家之社会范畴，所构成的中国社会学“早熟”(早期)形态。尽管这些表述精确与否仍可以讨论，但其中所指的每一项事实在历史上都是确实存在的，这应该不成问题。
　　但是，群学不成问题的历史存在性，因何故在今人所谓“中国社会学”学科史上不被承认，从而成了问题呢？换言之，既然从来未见有人出来否认群学的历史存在性，却为何所谓“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竟能无须论证而被想当然地默认为不易之论呢？可见，问题主要不在于群学是不是真实的历史存在，而在于对这个历史存在如何评价。这里有一道认知上和心理上难以迈过去的“坎”——西方人异口同声地说社会学是1838年由法国人奥古斯特·孔德创立的，现在说中国荀子早就创立了中国社会学(群学)，比西方早了2000多年，这靠谱吗？
　　在此，我们暂且搁置背后的文化自信问题，暂不批评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而是讨论一个更具学术性的问题——学科标准。显然，这里要靠的“谱”，不再指事实性的存在，而是一种价值性的评价，即所谓“学科标准”——群学符合西方的“学科标准”吗？这样一来，所谓“中国古代是否存在社会学(群学)”的问题，也就转换为所谓“学科标准”问题了。
　　(二)关于“学科标准”及其前提性假设
　　所谓“学科标准”，并未有公认的严格规定。有过一些说法，也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例如，作为一个学科，在学校里要开设专门的课程，要设立相应的专业，要办专科的杂志之类。其实，很多学科，尤其是在其初始阶段，未必齐全地具备这些形式性的条件。更何况在历史上，受教育制度、出版设备和职业分工等条件的限制，那些所谓“标准”，达到了当然好，达不到也无伤大雅。西方人承认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创立了政治学、逻辑学、伦理学等，他那时候办有这种杂志吗？设有相应的专业和系科吗？为什么无人深究即予承认？而对生卒年代比亚里士多德还要晚一点儿的荀子(生卒不详，其学术活动约在公元前298年～公元前238年)却无端苛求呢？要知道，荀子曾三次出任当时的最高学府稷下学宫的“祭酒”(首席教授)，是有正规专业“职称”的。
　　事实上，在那些所谓形式性条件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未予明言、未加讨论的“前提性假设”，对“中国古代是否存在社会学(群学)”不论肯定还是否定，背后所依据的都是各自的“前提性假设”。
　　持否定意见的前提性假设是：①西方的学科标准具有唯一性，是不容置疑的；②社会学只能有一种起源；③社会学只能有一种形态。
　　持肯定意见的前提性假设是：①学科标准是相对的、可以讨论的；②社会学可以有多种起源；③社会学可以有多种形态。
　　这里，有认知层面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价值层面的问题。如果非要认为西方的学科标准具有唯一性，是孔德创立了社会学，社会学只能有西方社会学一种形态，尽管孔德只是在《实证哲学教程》中创造了“社会学”这个词——而那本书明显是哲学的，算不上社会学，但非要一口咬定这里有什么“唯一性”，除此之外，不能再由别人创立这个学科，既然非要奉西方的标准为金科玉律，那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呢？而严(复)、梁(启超)、费(孝通)、丁(克全)、卫(惠林)以及布朗先生之所论，除认知层面之外，确实也有价值层面的“前提性假设”，那就是认为学科有标准，但不绝对。所谓不绝对，一是可以有差异，二是可以不固定，三是不唯形式。如果坚持学科标准可以有差异，可以具有多元性，那么，承认荀子群学就是中国社会学，岂不是顺理成章吗？更何况他们还指出荀子群学与西方社会学在内容上相“合”、“正同”，具有实质上的一致性，并不是完全相异的东西，那称为“社会学”不是天经地义的吗？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易于理解的道理却不被理解，就是这样一个易于接受的结论却不被接受，就是这样一个易于承认的事实却不被承认，除了前面被搁置的“文化自信”和“西方中心主义”之外，又能到哪里去寻找背后的原因呢？
　　的确，属于价值选择层面的问题，是不容易做理性讨论的，在这个层面可以讨论的主要是怎样对待学术传统的问题。
　　二　怎样对待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史
　　“对待”是一种态度。讨论这样的问题，难免对往事评头论足。本书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完全是出于推动和实现中国社会学崛起的需要，无意于评价既往和现在的社会学研究。在不得不做某种“评论”的时候，也绝对不是针对某人某事，而是总结经验和教训，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宝贵的。这里想要谈的，只是一个观点：对于中国社会学来说，立足于自己的历史基础，有助于实现崛起，也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崛起。对此，从以下三个方面略微展开谈谈。
　　(一)立足于自己的历史基础，才能遵照学术积累规律，使中国社会学具备实现中西会通的必要条件
　　我们强调中国社会学需要珍视自己的历史基础，绝不是出于好古，也不是守旧，而是基于对既往经验教训的反思。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开始恢复重建，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却主要是延续西方社会学的传统，中国社会学自己的传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这样一个估计是否恰当？我觉得基本上符合事实。我们要敢于承认和面对这个事实。目的倒不是论什么功过，而是为了探讨中国社会学当前以及今后的发展问题。
　　漠视和贬低中国本土社会学，非自1979年社会学恢复重建始。民国时期，在“全盘西化”的思潮下，作为“舶来品”的西方社会学已经一家独尊，中国不仅被认为没有社会学，就是所谓“社会思想”也被贬为农耕文明的遗存，是必须抛弃的落后的“包袱”。在所谓“体用之争”中，不论是主张“西体中用”，还是主张“中体西用”，反正实际结果是中国社会学之“体”被取代了，“西用”变成了“西体”——中国之学以西方之学为“体”，“中体”既不存，就连“中用”也谈不上了。于是，中国社会学也就只好认西方社会学为自己的传统了。
　　现在回过头看，早在明代，徐光启(1562～1633)就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主张，指明了会通与超胜的关系。可就社会学来说，尽管有潘光旦等老前辈认真研究过儒家社会思想，但对荀子群学的研究，与历史学界、法学界、政治学界相比，实在是冷落得很。为什么百年来虽也偶尔有人提倡中西会通，却总是难以实现呢？因为我们没有传承自己的传统，没有自己的概念、自己的理论。我们把西方社会学的传统认作自己的传统，满嘴讲的是西方的概念、西方的理论，这就不可能形成中西之间的平等对话，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中西会通。显然，确立和弘扬中国社会学自己的传统是开展中西会通的必要前提。
　　那么，中国社会学到底有没有自己的传统？必须肯定，中国社会学一向具有自己的优秀传统。这个传统是什么？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科学总结、准确表述的问题。我在前面提到的那几次演讲中，不揣冒昧，把这个传统的主要特征概括为融通和担当，这很可能是不全面的，实为一孔之见。
　　融通，是说群学自创立之始，就具有与其他学科互补共生的特质；而自清末引入西方社会学之时，先贤们就不是打算用西学来替代中国学术，恰恰相反，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是希望由此带来中国学术的复兴。康有为、谭嗣同、严复都有中国的复兴“自中国学术始”的期许。他们引入西方社会学不是为了把中国学术思想虚无化，终结中国学术，而是为了振兴中国学术。而振兴的道路，就是会通中西、贯通古今，是为融通。
　　担当，是说群学在战国末年诞生时，就有重建社会秩序、建纲立制之志。严复译介西方社会学更是为了寻求富强之路，对之所以选择社会学作为重点推介的一个学科，他有过明确的说明：“今夫中国，非无兵也，患在无将帅。中国将帅，皆奴才也，患在不学而无术。”振兴学术可以救亡图存。而在诸种学问中，“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兴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我们循着“由中国社会学的崛起，进而实现中国整体学术的复兴，从而实现中国的富强和复兴”这样的思路，可以清楚地理解“担当”这一中国社会学的传统。
　　中国社会学的优秀传统当然不止融通和担当这两个方面，但这二者相当突出，并且对今天以及今后的中国社会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认为严、梁、费、丁还有潘光旦等诸位先贤以他们的卓越学识，为中国社会学事业做出的宝贵贡献，就是为中国社会学优秀传统增光添彩，在融通和担当这两个方面都为我们树立了杰出榜样。
　　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有一种潜意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宋代张载(1020～1077)做了这一概括之后，其一直作为此后历代士大夫追求的“圣贤气象”。为往圣继绝学，是作为中华文化之子的每一位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我理解费孝通先生晚年为什么疾呼“文化自觉”，其中就包括这个意思。如果我们数典忘祖，只知传播、继承西方的东西，对自己祖宗的东西没有兴趣，那中华文化传统真有到我们这一代就断了香火的危险。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续下来的古代文明，现在却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遇到了历史上从未遇到的危机。这主要是因为中华文明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正在转型或者瓦解。随着农民进城及农村城镇化，原来在农村地区保留的较为浓厚的孝道等传统文化几近消失，东部地区的农村本来是传统文化的发源地或核心区域，现在保留下来的优秀传统竟然不如西部一些民族地区。同样，像社会学这样本来很“接地气”的学科，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的地位在业内却很低，“为往圣继绝学”的自觉意识很淡薄，好像那些“老古董”断绝与否与己无关。如果不知道韦伯、涂尔干，很多社会学专业的人会深以为耻，但如果不知道荀子，觉得无所谓。我们的数典忘祖，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与清末比，那个时候译介西方社会学，还是努力与中国本土的社会思想“接地气”的。与民国时期比，即使那时主张“西化”的人，其行为却可能是地道的中国传统的，例如胡适就是如此。而那时一些习得了西方社会学的学者也鲜明地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而近40年来，连这个口号也不够响亮，倡者不众，信者不笃。学界好像已经习惯于漠视中国社会学自己的历史基础，甚至认为社会学只有西方一个传统，西方社会学传统的独尊地位好像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提出社会学的中国历史基础倒是很突兀的、很奇怪的，甚至可能是感觉很别扭的、不大愿意接受的。
　　慢说是对待古人，就是对待今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就说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也将近40年了，如果在西方国家，这么长的时间应该积累为学科发展的一个阶段了，可是我们积累了什么传统？试问，在西方社会学家那里，有哪个理论比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对中国城镇化的现实更有解释力？有哪个理论比2013年5月13日逝世的陆学艺的“三农理论”对中国的城乡关系和农村发展更有解释力？2014年11月9日逝世的郑杭生教授，在学术上贡献良多，仅以他的“社会互构论”来说就很有创新性。现在还活跃在社会学前沿的，如宋林飞教授在社会学理论和社会政策领域多有建树，仅就他的“率先现代化或区域现代化”理论来说，就回答了在一个统一的制度体系下一个区域如何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无疑丰富了世界的现代化理论。当代中国社会学家独创的成果还有很多，这里只是列举。问题在于：这些成果都是从中国的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中国的实践有丰富的成功经验，作为中国经验结晶的学术成果为什么不可以进课堂、进教科书呢？在西方，早就这样做了。我们中国人自己创造的理论，以及大批中国学者立足于中国实际所做的研究，即使理论概括不够成熟、不够全面，只要是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做了踏踏实实的调查和思考，也是应该充分肯定、认真对待的。学术发展要遵循积累规律，一个人的智慧，相对于一个学科来说，总是微小的；一代人的智慧，相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也是有限的。要克服这个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靠的就是学术积累。好在学术本身具有可积累性，问题在于是否具有积累的自觉意识。没有积累，那还谈什么中西会通，更谈不上中国社会学走向世界、争取学术话语权了。
　　可见，如果不建立和弘扬中国社会学自己的传统，那就谈不上中西会通，就只好以西方社会学传统为自己的传统，也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如果不实现中西会通，那就或者自珍自爱地讲述“中国社会思想史”，或者简单地照搬西方社会学传统，中国社会学的崛起就难以实现，更难以形成一个能够回答中国和世界的时代性问题的中国社会学。
　　(二)立足于自己的历史基础，才能明确中国社会学的基因和特色
　　延续自己的学术传统是开展中国社会学学术创新的基础。自己没有传统，以别国的传统为遵循，自己脚下就没有根。近日读到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的文章，是回忆原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哲学家、佛学家汤用彤先生的。汤先生说，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做什么学问都要有中国文化的根基。这个话，中国社会学者应该引为教训。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对任何学科都是一个根本问题，具有普遍意义。对中国社会学这样一个长期自称为“舶来品”的学科来说就更是如此。
　　其实，中国人历来是重视传承的，只是到了近现代，由于文化自信的丧失，对传统的态度才发生了巨变，从而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学术传统也就有了很大的争论。是延续传统，还是抛弃传统？在此，我们不是要做一般化的争论，也不是一般地讨论什么有利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和创新，而是要明确中国社会学的基因和特色。
　　继承和积累传统，不是因循，而是奠立创新的基础。看看外国人是怎样搞学科建设的，就可以清楚积累传统和学术创新是统一的。法国人高度重视学术传统，坚称孔德是“社会学之父”，其实他不过是起了一个“社会学”之名。这还不算，法国人生怕德国人抢去社会学的创始权，还想把自己的社会学传统追溯到孟德斯鸠(1689～1755)的《论法的精神》，甚至更早。英国人则想把它的社会学传统追溯到霍布斯(1588～1679)的《利维坦》，也是越早越好。他们在建立自己的传统时，完全不在意《实证哲学教程》、《论法的精神》和《利维坦》是否称得上是符合“学科标准”的社会学著作。我们为什么就那么心甘情愿地承认我们没有社会学，社会学只是“舶来品”呢？诚然，我们古代没有西方那种形态的社会学，但是我们泱泱大国，有几千年的文明，那么复杂的社会是怎么形成的、怎么治理的，人和人是怎么相处的？说中国自古只有“社会思想”，没有“学”，可是我们有复杂的制度，有丰富的治理经验、治理技术，有从“礼”到习俗等有效的社会制度和规范，这些显然不只是“思想”，难道都不是“学”吗？
　　西方人正是在积累传统的同时，成就了学术创新和学科建设：实证研究形成了，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创立了，经典大师涌现了，代表性著作传世了。后来被认为是“学科标志”的什么教职、专业、杂

　　2005年2月21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指出：“社会学的春天”来到了。中央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必然要求社会学来回答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对这个学科的发展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学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学科队伍将会有很大的扩充，研究成果将会百花争艳，学科地位将会有很大提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学的春天”来到了。
　　这是对“社会学春天”的第一层理解：它是指学科发展的难得机遇。对此估计不会有什么异议。
　　(一)回顾与评估
　　时间荏苒，回过头看，社会学是否呈现繁花似锦的新局面？按理说，既然“春天”来到了，应该是“季节”的更替，也就是进入一个新阶段，出现崭新的气象，达到全新的高度。所谓“新阶段”，应该具有结束以引进吸收为主导、以西方概念和理论为圭臬，自主创新中国社会学的含义。那么，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呢？不可否认，十几年来，社会学的学科队伍有了较大的扩展，科研成果也比较可观，学科影响有所扩大，学科地位显著提高。党和政府对社会学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广大社会学工作者是勤奋努力的，成绩是突出的。然而，尽管如此，好像并没有很明显的“季节性”变化，进入“新阶段”那样一种带有“跃升性”的感觉并不明显。
　　“社会学的春天”意味着什么？一是社会学要形成回答和谐社会建设乃至中国整个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等问题的一系列重大学术成果，这些成果能够在实践中发挥不可替代的、社会公认的重要作用；二是提出一系列称得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和基本理论，它们与其他学科比，能够奠定独立而具有优势的学科地位，与国外社会学比，能够有自己的话语权；三是社会学应该建立起远比现在宏大的学术研究和教学队伍，人才辈出，创造力强，并且形成优秀的学术风气、学科风气和学科体制，使整个学科成为造就大批杰出人才的熔炉，形成平等、友善、团结、活力四射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