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是在内外因素相互影响下的多线程复杂过程。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可以成为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契入点，中国公共服务模式的转变具体体现了社会治理转型的实践过程。40年来，中国社会管理格局的转型与中国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提出为构建新时代的社会整合机制并推动现代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社会支持。在此过程中，党建引领是社会治理转型最主要的推动力。这一独特的中国实践是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思想与理论源泉。

　　李友梅，女，1956年1月出生，法国巴黎政治研究院社会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第1副院长，上海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首席研究院。兼任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上海社会学会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社会》杂志主编、中国社会学院副会长等。

出版者前言
主要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导论
一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转型
二 社会治理转型实践与党建引领
三 关于社会治理转型的理论议题
第一章 多重制度变迁与复杂社会的回应
一 市场化改革与市场社会的扩张及失序
二 市场化“强化”、全球化嵌入与社会生活的多维复杂化
三 新技术兴起与传统社会生活的解构与重构
四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中国社会治理意涵
五 结论与启示
第二章 治理能力提升与政府职能的变革
一 社会诉求与政府职能履行的分析路径
二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的行政化推动
三 迈向多元治理格局的支持性协调
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背景下的全面深化改革
五 结语
第三章 公共性的想象与社会力量的生长
一 社会力量生成的理论想象
二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力量的生长：缘起与背景
三 多样化治理实践与社会力量的生长
四 社会力量生长与公共性建构的逻辑
第四章 社会伦理的升华与公共服务模式的调适
一 公共服务模式变迁的维度与动力机制
二 单位递送公共服务的式微和市场力量的释放
三 保护社会：公共服务模式的调适
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向整体协同
第五章 党建引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制度优势
一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应对转型挑战的中国方案
二 党建治理机制的发展实践与主要经验
三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进一步的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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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后记

　　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策划了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主要领域研究成果在内的“改革开放研究丛书”，本书即为关于社会治理转型的专题研究。
　　本书由上海大学李友梅教授任首席专家，在书稿的章节安排和撰写过程中，我们组织了多次不同形式的深入研讨，不断厘清思路、凝聚共识，使各章节内容之间的相互联系更趋紧密。本书在凝练主要研究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刘世定教授、徐中振教授、马西恒教授以及《探索与争鸣》杂志的叶祝弟主编和李梅主任的重要指导与思想启发，各位老师提出了很有价值的修改建议，谨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责任编辑杨桂凤老师反复细致地审阅稿件，使本书在行文上更为严谨规范，谨在此向编辑老师的辛劳付出表示诚挚的感谢。本研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学理论范式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17ZDA112）和上海研究院的资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的作者团队主要由一批年轻教师组成，他们在各自章节的撰写过程中认真努力地把握相关资料。由于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进程非常复杂而且转型过程还在持续进行中，书中难免有错漏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改革开放研究丛书：中国社会治理转型（1978-2018）》：
　　其次，全球化发展进一步影响和改变了中国政府的治理和社会自主性的发展。全球化是一个观念制度的传播过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成为全球经济生产体系的一部分，不仅意味着西方市场理念的不断张扬和流行，也使诸多与自由市场相关的行政与社会整合理念得到传播。其中，对政府治理而言，全球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政府治理或行政管理的模式与观念。对此，有研究指出，全球化在推动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同时，也给中国传统的行政管理带来了挑战，全球化成为中国行政管理变革的重要动力。一方面，在世界相互依存度提升的情况下，原来一些属于国内事务的问题往往具有溢出效应，而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比如生态保护、资源与能源供给、流行疫病防治、打击恐怖主义等。全球化使得中国政府的治理必须兼顾国内、国际的双重影响。另一方面，全球化意味着中国对世界通行规则要逐步适应、逐步学习，如何使全球治理的规则要求与中国特有的行政规则相协调和平衡，是国家需要直面的重要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当，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为此，经验上可以看到，为适应全球化的规则要求，2001年以来，中国逐步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国内市场、放宽市场准入、放开外贸经营权、降低关税、取消进口配额和许可证等，推进金融、财税和汇率机制改革，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等。④与这一观点类似，有研究认为，全球化给中国政府治理带来了多方面的冲击和挑战。一是对传统封闭式的政府治理的挑战。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很多问题变得国际化，需要在国际合作机制下多国间的协同参与。这对传统上以自上而下的权力为中心的计划式治理提出了重大挑战。二是全球化对传统政府为单一主体的治理结构造成了冲击。尤其是在公共服务领域，全能主义范式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需求，因而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组织、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间的多元合作就成为新趋势。三是全球化对政府的政策建构能力与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既要遵循国际共同规则参与全球事务，又必须有效消解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对中国文化传统和政治结构造成的冲击。因此，在特定意义上，全球化对政府治理的挑战意味着国家、市场、社会间边界、关系的重构与调适，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职能、调整政府治理架构也就成为全球化对中国政府治理变革要求的题中应有之义。
　　全球化在推动政府行政模式变革的同时，还不断推动着社会力量的进一步萌发和成长。全球化对多元主体力量的强调意味着其为社会力量的兴起提供了特殊的空间和机会。特别是在社会不平等、贫富分化更趋严重、城市化与人口流动加快的情况下，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能够带动社会成员建立在公平正义等理念基础上的市民性及公共性的提升。对此，一方面，我们能够从基层社区生活的实践形态中观察到这种情境下社会自主性的发展。比如，在城市商品房建设、住房商品化日益普遍的情况下，受到西方私有产权及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等理念的影响，各种类型的业主抗争运动开始出现，而建立在自组织基础上的业主委员会更是成为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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