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代的民主领路人

　　殿堂级民主论集大成者 当代中国转弯指路明灯

　　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约瑟夫•艾普斯坦

　　客观展现托克维尔复杂且矛盾之性格

　　详述《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背后故事

　　托克维尔属于被引用次数多过其作品被阅读次数的人。他的预言性论断屡屡一语中的，无数学者政客对他顶礼膜拜。他被誉为民主论的先驱，所著《论美国的民主》“为政治科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历史本身和历史哲学的完美结合”。然而，人们甚至说不清他的身份。托克维尔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还是哲学历史学家，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是贵族还是民主人士？出身贵族的他为何热衷于研究民主和革命？曾积极投身政坛的他为何郁郁不得志？他如何与个性迥异的博蒙成为志同道合的终身好友？本书为你一一解答。

引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后记
致谢

　　民主把一个人永远地抛回给他自己，最终将他完全禁锢在内心的孤独里。

　　——托克维尔

　　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王岐山

　　美国民主之所以避免了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暴政”和“社会平庸化”，正是因为美国国父们将“托克维尔式的悲观”融入了制宪时的考虑。

　　——学者、作家 刘瑜

　　后记
　　在托克维尔的三本著作、几本笔记和上百封信中，散布着他留下的大量政治智慧。他所写的并不成系统，也不是能够拆解或轻易理解的概念。以赛亚·伯林被托克维尔的思想深深吸引，他认为托克维尔“不是一个系统化的思想家，也不是一个研究概论的权威，更加不是一个思想深广、跨越人类思想诸多领域的所谓的哲学家”。他评价托克维尔“是一名天才的观察者，他用隽语或格言来概述他所看到的，瞬间做出短期的归纳；但他几乎从没有像霍布斯、休谟、卢梭那样有力、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也没有密尔那样系统化的头脑和感人的坦率；他的文字也不像黑格尔和马克思一样深奥难懂”。伯林最后的定论既批评又表扬了托克维尔：“托克维尔独创性极强，但从不试图建立体系，也从不宣扬自己的理论。”
　　用另一位非系统性的思想家佩吉·李的话来说，这就是全部吗？通过一年多来对托克维尔作品的研究，我发现关于托克维尔还有很多可说。有天赋并有此偏好的人会觉得建立系统性思想有好处，但是人们必须认识到，至少现在来看政治理论体系已经够多了。“人类制度可以改变，但人不能。”托克维尔的这一观点也是受到了帕斯卡思想的影响。
　　法国伟大的作家概括并发展先驱们的思想。在阅读普鲁斯特时，人们会想到司汤达和巴尔扎克，思考普鲁斯特是怎样吸取前人经验，再运用自己非凡的智慧超越前人的。就托克维尔来说，他的前人是孟德斯鸠和卢梭。托克维尔和孟德斯鸠一样热爱自由，同样坚持研究国家历史、现实等一系列相关情况，并支持孟德斯鸠其他观点——但他反对政体决定行为方式的理论（君主制，荣耀；贵族制，中庸；共和制，德行；专政，恐怖）。托克维尔认为世事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行为方式也能决定政体，而且常常可能出现混合政体——比如民主君主制。托克维尔认同卢梭贵族制已灭亡而民主势不可挡的观点。但他却不太关注《社会契约论》里隐含的其他一些抽象政治概念，比如乌托邦式公平，也不认同卢梭一些稍显浅薄的观点，比如“高贵野蛮人”。正如普鲁斯特一样，托克维尔凭借自己对于习俗、价值、信仰重要性的认识，以及自己对人性、人类社会中复杂的融合与矛盾的敏锐理解，发展了孟德斯鸠和卢梭的理论。
　　乔治·威尔逊·皮尔森形容托克维尔的思维如“望远镜”一般，这一描述十分恰当，因为托克维尔可以看得比普通人更深更远。他有个罕见的天赋，可以同时对一件事热情满满却不偏不倚，也能够发现事物的两面性。他写道：“我斥责平等并不是因为它促使人们违法寻欢，而是因为它使人们在允许范围内想方设法找乐。”虽然很难想象托克维尔谈论贸易，但他仍然认为贸易是“所有激情的天然敌人。贸易使人喜欢中庸、乐于妥协、小心翼翼地控制怒火，它使人向往自由而不愿意革命”。
　　在托克维尔看来，大多人不知道为何相信，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但是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存在，另外“一种信念——经过深思熟虑后坚定的信念，植根于知识中，孕育于质疑之焦虑中——只有极少的人能通过不懈努力得到它”。托克维尔在写这句话时还不到30岁；当他53岁去世时，他已经是那极少人中的一员了——也许不能说他快乐，但他极具洞察力。
　　托克维尔作为民主论的集大成者，始终无人能够超越。没有人能比他更全面地论述民主的优缺点；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民主政府的能耐。现代社会平等的出现是有所得也有所失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托克维尔知道如何“权衡”；而他之后恐怕没有人能更深入地阐释了。
　　托克维尔很早就发现民主会引发一系列棘手的难题，平等和自由是民主最主要的两个优点，它们相互碰撞不能妥协。有些人可能认为兼具完全的公平与自由并不是什么难题，但事实却不是如此。公平必须由法律来精确定义；设定某些限制是必要的，因为一旦大家都摆脱束缚为所欲为，很多人都会被无情地踢出局。历史上总出现文明善良的社会和残酷卓越的社会。但是文明又卓越的折中状态还从没有出现过。许多人对它的出现还抱着一丝希望。但托克维尔很清楚这暂时是不可能实现的。
　　托克维尔对民主体制及其影响极具洞察力，对民主的困境也有深入的思考，但这些都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他仍是当今举足轻重的作家，而且未来也会一直是。
　　1834年，当托克维尔正在如火如荼地创作《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时，他写信给夏尔·斯托费尔，阐述自己对于文风和作品如何永垂不朽的理解。像所有法国人一样，托克维尔首先提到了布封，他对布封的“文即其人”观点颇有微词。托克维尔知道作者的风格和本人不能完全分离；但“文即其人”这一观点却并没有得到彻底论证。“如果真有某些书具有独一无二的品质，请举例给我看看。”托克维尔如是说。他知道并没有几本这样的书，而且自他之后也没有几本新的出现。他继续说“并没有哪个风格是［他］最不满意的”。经过对文风的专注研究，他总结道：“不管是在哪一时期，所有伟大的法国作家都有特定的思维脉络，都有各自吸引读者最合适的方法。我相信每个人从出生就有自己独特的印记；也或许是我没有发现后天获得个人特质的方法。……但每个伟大的作家都有一种品质；它多少算是个人风格的基础；就是在此基础上每个人才能够自由发挥。这种品质，非常简单，就是‘语感’。”
　　语感——表述有序，用词精准，观点全面——这些当然确能体现作者的风格，但仅仅是一部分。托克维尔留给后世的是他在年轻时就拥有的高贵品质：对道德品格的看重，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诚实、客观的态度。
　　20世纪只有一位英语作家乔治·奥威尔和托克维尔一样注重道德品质。他和托克维尔都有勇气脱离当时的主流思想，把他们真正观察到的世界描绘出来。两个人都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所以在这件事上显得相当严肃。尽管乔治·奥威尔十分优秀，但他缺少精神上的探索，所以在思想深度上还是不能和托克维尔相提并论的。
　　托克维尔提到他的作品只给他带来“些许名气”，但同时他又不相信“自己的作品在这个时代仅有那么一丁点的影响力”。的确，就其创作的影响力而言，在当时他并不算成功。虽然有很多思想家阅读托克维尔的作品，但没有人能明确说出它们对后世有多大影响。（关于这个问题，罗伯特·尼斯比特在他的论文《托克维尔们》中表明，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托克维尔；也就是说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可以找到适应各个时代的内容。）托克维尔的作品影响深远，人们在探讨政治重要性这一伟大话题时都会提到它们，这大概会让托克维尔感到惊讶吧。
　　托克维尔的作品能成为经典，是因为作者本身能够理智、全面地看待这个世界，并且在寻求真理时保持不偏不倚的学术态度，我们称之为客观性。它很难做到，但对于冷静的作家而言会容易一些。托克维尔秉持客观态度，同时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热情：带领世界人民脱离苦难，帮助人们挣脱奴隶的枷锁，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叔本华说：“能坚持客观性的人是天才。”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向往的这种客观态度，忧虑却睿智的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恰恰拥有。

　　托克维尔，全名亚历西斯-夏尔-亨利•克雷莱尔•德•托克维尔，1805年7月29日生于巴黎。其实，他差点儿便无缘来到这个世界：倒不是在产床上出了问题，而是在他出生十二年前，法国正处在大革命后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下，险些断送了他父母的性命。
　　托克维尔的父亲埃尔维是梅尔歇布的外孙女婿。大革命之前，梅尔歇布的主要身份是文人，他在路易十五治下任皇家出版长官，曾授权出版法国著名的《百科全书》，曾保护过卢梭，并与其有书信来往。然而，大革命时期，在革命政府为审判新政权敌人专设的法庭上，梅尔歇布作为律师，为被指控叛国的路易十六辩护，最终败诉。故在雅各宾派恐怖统治时期，梅尔歇布被送上了断头台，其妹妹、女儿、女婿，还有一个孙女和孙女婿均未能幸免。
　　1793年12月17日夜间，革命派包围了梅尔歇布的乡村庄园，时年21岁的埃尔维和妻子露易丝、其他家族成员一道被押往巴黎送监。埃尔维和妻子目送叔叔、婶婶和其他亲戚一个个被送上“理发店”（即断头台），就在他们自己也行将受审之际，罗伯斯庇尔突然倒台，并于1794年7月28日被斩首，万幸之中，埃尔维夫妇得以虎口逃生。
　　为托克维尔作传的人都会提到，因为这场骇人的变故，埃尔维二十多岁便白了头发。而且恐怖统治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每天都在下午3点到4点之间午休，以此躲过“下午3点半”，这曾是贵族被传唤到革命法庭上接受死刑宣判的时间。埃尔维的妻子也因牢狱之灾精神崩溃，几经康复努力，始终情感失衡，难以平复。出色的托克维尔传记作家安德烈•亚丁曾写道：“从我们掌握的［关于露易丝的］各种记载中可以看出，她性情乖戾，脾气急躁，生活浪费，时常为头疾所困，终年深陷忧郁，这在经历恐怖统治的幸存者身上非常普遍。”然而，即使在如此悲惨的境况下，她仍坚强地维持着家庭的生计；据说，她还时常接济穷人。托克维尔在许多方面都很像其母亲，天性郁结，时有焦虑，身体虚弱。
　　同他的两个哥哥伊波利特和爱德华一样，托克维尔在大革命的阴影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且此阴影伴其终身。大革命缘何发生、引发了何种变故、对日后法国人生活有何影响——这些成为托克维尔所有作品共同关注的主要问题。
　　托克维尔的家族封地在法国西部的诺曼底地区，他们世世代代在此生活。同大革命前的许多贵族一样，埃尔维既赞同大刀阔斧的法制改革，又对波旁王朝忠心耿耿；他是法国正统王朝派成员，在1814至1830年间的波旁王朝复辟中为效忠君王，个人损失惨重。在雅各宾派恐怖统治的暴风骤雨中，贵族出身这一事实便足以抹杀对改革的认同与支持。只消看看被斩首的贵族名单就不难发现，囚车驶过的断头之路，正是他们自己的大度和开明铺就的。
　　每当回忆起大革命前的旧制度，托克维尔总会对贵族阶层中的一类人群颇有微词，因为这些人弃该阶层的历史使命于不顾，逃避领导民众的责任，一味贪图本阶层的特权，最终只剩下虚荣的贵族头衔。托克维尔家族拒不与此类贵族为伍。托克维尔的父亲在当地政府部门任职，积极投身政务。他妻子的堂兄夏多布里昂是《墓畔回忆录》的作者，同时还是名外交官。夏多布里昂在托克维尔之前去过美国，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曾效力拿破仑，代表法国出使罗马，后来又英勇、坚决地反对过拿破仑，在复辟时期先后服务过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夏多布里昂认为贵族阶层的发展历经三个阶段：使命阶段、特权阶段和虚荣阶段。托克维尔却和父亲一样，一直坚守着贵族阶层的使命，他一生投身政界，多次进入立法议会，还在路易-拿破仑手下短期担任过外交部长。